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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高粱地
http://www.100md.com 2017年8月1日 《爱你·健康读本》 20178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下乡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我们在乡里种稻子,但是缺水,怎么种呢?一望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有铁路、有运河,天然条件很好,就是没有利用起来。

    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我们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看不到人。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就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研究语文用语,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区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遺孀。

    我们还看到过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大雁迁徙是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经过中国西部宁夏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都是大雁,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上面通知我们第二天清早5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我一看天气好,到了中午一定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大概10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铺天盖地。大雁的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便开始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没戴帽子,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会遇到一次。这是我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在五七干校还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参加体力劳动,不用费脑子,我的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了好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我爱人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很大。我也很受优待,我的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挨打。造反派告诉我:“我们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

    我的儿子周晓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被下放到了湖北潜江,这是个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和儿媳妇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家里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就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

    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造反派到我们家来抄家时还算文明,只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的时候,造反派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拿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我们家人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工资被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35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只能借钱过日子。回来以后,扣的钱还给我们,我们便用这个钱把债还掉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沈从文没有自杀,因为他去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

    (摘自《我的人生故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百拇医药(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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