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定价改革蹒跚前行(1)
3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社部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宣布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借力市场机制，用价格杠杆鼓励社会办医。这是继国务院关于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下称“40号文”)之后，再一次释放改革红利。
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扭曲，是长期存在于医疗领域的顽疾。在医改领域，向来在改革路径上存在争议的政府派与市场派，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共识。“医疗服务价格严重扭曲，定价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远远无法体现医生的劳动和知识价值。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畸形发展。”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疗、医药定价机制变革”论坛发言时表示。
在《通知》发布后的一个月时间内，这一话题引发业内人士广泛且不乏激烈的讨论。包括不少医疗产业投资者在内的乐观者对此颇感兴奋，而悲观者则对《通知》面临的现实环境心存顾虑。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撰文、演讲……各相关利益方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其对《通知》的观点与立场。
, http://www.100md.com
4月28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2014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亦成为相关观点的汇聚平台。
松绑之后
据《通知》描述，其出台背景在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40号文”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运用价格杠杆鼓励社会办医，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促进医疗卫生领域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就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作出调整。
具体而言，《通知》就四点内容进行明确：第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第二，规范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行为；第三，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服务；第四，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谈判机制。
“这是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破除‘以药补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评价，《通知》对公立医院改革和社会资本办医具有实质性推进作用，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趟过深水区提供了多层次的推力。对于长期以来受政府价格管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而言，此次放开价格管制无疑是一种解脱，就理论而言，按市场定价成为可能。
, 百拇医药
但朱恒鹏也坦陈，《通知》也让人看到中国改革的艰难，改革没有既有的路线图可循。“非公立医疗机构如何定价？能否自主设立新的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机构与非公医疗机构如何对接？”《通知》仍面临一系列待解之惑，诸多尚待明确的概念再次引起业内的反思与讨论。新政如何落地而不被架空，政府各相关部门可谓身担重责。
《通知》发布半月后，国家发改委在答记者问中表示，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根据自身特点提供更多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医疗服务，其收费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通知》在最初制定时，考虑使用‘民营医院’的说法，但鉴于民营医院的定义存在分歧，《通知》对主体概念的描述使用了排除法。同时借鉴政府管理负面清单的做法，要求各地在今年6月底之前公布区域内公立医院名录，目录之外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统一放开价格管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在解读政策时说。
细心者发现，《通知》对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分类方法发生了转变。2000年，中国政府将医疗服务价格按照医疗机构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划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由政府管理，实行政府指导价；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价格则实行市场调节。这种分类在新医改中得以延续。而此次划分标准却转为按医疗机构的公立与非公立属性。
, 百拇医药
“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医疗资源尤其是高端医疗资源，应该由市场调控，有选择地放开。”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三部委此次对非公医疗机构的价格放开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分类方法的转变却有待商榷。“价格是否放开不应该根据医疗机构是否为公立，政府对于非公立非营利性医院是要购买服务的，如果市场调节价格了，政府医保怎么办？其次，非公立非营利性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放开，必然对公立医院产生不公平。”
此外，此次对于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讨论，再次引发公立医院的概念与范围之争。在郭剑英看来，这一点在新政落地前需尽快明确。官方出版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把医疗机构按经济类型划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按主办单位划分为政府办、社会办和个人办。在对公立医院的数量统计时，明确将公立医院分为“国有”和“集体”。显然，此次《通知》将公立医院限定在“国有”医院，集体所有制医院被排除出公立医院范围。
多种原因交织影响下的中国公立医院概念，在实践中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院长郭启勇看来，公立医院是在市场竞争中采取企业化管理、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提供特殊医疗服务的事业单位。行政化横向管理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采取逐级任命，内部管理缺乏机制动力。
, 百拇医药
价改维艰
“现在公立医院最主要的问题是重物轻人。凡是跟物有关的定价都很高，一切跟医生、护士劳务沾边的项目的定价却极低。这一导向迫使公立医院靠卖药、卖高值耗材得以补偿。此种补偿方式极为低效，由此产生的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与浪费。”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观点鲜明，作为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首批试点医院院长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要改变现行补偿机制，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则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政府文件曾多次表达，要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薪酬绩效体系，而现实中，这一关切一直未得到政策层面的回应。为何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如此艰难？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机制何时变革？陈勇对此颇为困惑。
扭曲的定价机制造成的不良后果，在非公立医疗机构放开定价后将愈发明显。“未来，公立医院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会转变为劣势。”陈勇解释，虽然目前公立医院享受着政府在土地、人员工资和大型设备等方面的补贴和优惠，但在执行同样政策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价格、药品耗材价格上没有自主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加之现行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陈勇担心，公立医院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百拇医药(张颂奇 黄柳)
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扭曲，是长期存在于医疗领域的顽疾。在医改领域，向来在改革路径上存在争议的政府派与市场派，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共识。“医疗服务价格严重扭曲，定价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远远无法体现医生的劳动和知识价值。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畸形发展。”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疗、医药定价机制变革”论坛发言时表示。
在《通知》发布后的一个月时间内，这一话题引发业内人士广泛且不乏激烈的讨论。包括不少医疗产业投资者在内的乐观者对此颇感兴奋，而悲观者则对《通知》面临的现实环境心存顾虑。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撰文、演讲……各相关利益方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其对《通知》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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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2014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亦成为相关观点的汇聚平台。
松绑之后
据《通知》描述，其出台背景在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40号文”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运用价格杠杆鼓励社会办医，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促进医疗卫生领域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就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作出调整。
具体而言，《通知》就四点内容进行明确：第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第二，规范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行为；第三，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形式多样的医疗服务；第四，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谈判机制。
“这是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破除‘以药补医’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评价，《通知》对公立医院改革和社会资本办医具有实质性推进作用，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趟过深水区提供了多层次的推力。对于长期以来受政府价格管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而言，此次放开价格管制无疑是一种解脱，就理论而言，按市场定价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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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恒鹏也坦陈，《通知》也让人看到中国改革的艰难，改革没有既有的路线图可循。“非公立医疗机构如何定价？能否自主设立新的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机构与非公医疗机构如何对接？”《通知》仍面临一系列待解之惑，诸多尚待明确的概念再次引起业内的反思与讨论。新政如何落地而不被架空，政府各相关部门可谓身担重责。
《通知》发布半月后，国家发改委在答记者问中表示，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根据自身特点提供更多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医疗服务，其收费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通知》在最初制定时，考虑使用‘民营医院’的说法，但鉴于民营医院的定义存在分歧，《通知》对主体概念的描述使用了排除法。同时借鉴政府管理负面清单的做法，要求各地在今年6月底之前公布区域内公立医院名录，目录之外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统一放开价格管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在解读政策时说。
细心者发现，《通知》对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分类方法发生了转变。2000年，中国政府将医疗服务价格按照医疗机构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划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由政府管理，实行政府指导价；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价格则实行市场调节。这种分类在新医改中得以延续。而此次划分标准却转为按医疗机构的公立与非公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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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医疗资源尤其是高端医疗资源，应该由市场调控，有选择地放开。”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三部委此次对非公医疗机构的价格放开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分类方法的转变却有待商榷。“价格是否放开不应该根据医疗机构是否为公立，政府对于非公立非营利性医院是要购买服务的，如果市场调节价格了，政府医保怎么办？其次，非公立非营利性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放开，必然对公立医院产生不公平。”
此外，此次对于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讨论，再次引发公立医院的概念与范围之争。在郭剑英看来，这一点在新政落地前需尽快明确。官方出版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把医疗机构按经济类型划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按主办单位划分为政府办、社会办和个人办。在对公立医院的数量统计时，明确将公立医院分为“国有”和“集体”。显然，此次《通知》将公立医院限定在“国有”医院，集体所有制医院被排除出公立医院范围。
多种原因交织影响下的中国公立医院概念，在实践中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院长郭启勇看来，公立医院是在市场竞争中采取企业化管理、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提供特殊医疗服务的事业单位。行政化横向管理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采取逐级任命，内部管理缺乏机制动力。
, 百拇医药
价改维艰
“现在公立医院最主要的问题是重物轻人。凡是跟物有关的定价都很高，一切跟医生、护士劳务沾边的项目的定价却极低。这一导向迫使公立医院靠卖药、卖高值耗材得以补偿。此种补偿方式极为低效，由此产生的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与浪费。”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观点鲜明，作为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首批试点医院院长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要改变现行补偿机制，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则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政府文件曾多次表达，要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薪酬绩效体系，而现实中，这一关切一直未得到政策层面的回应。为何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如此艰难？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机制何时变革？陈勇对此颇为困惑。
扭曲的定价机制造成的不良后果，在非公立医疗机构放开定价后将愈发明显。“未来，公立医院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会转变为劣势。”陈勇解释，虽然目前公立医院享受着政府在土地、人员工资和大型设备等方面的补贴和优惠，但在执行同样政策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价格、药品耗材价格上没有自主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加之现行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陈勇担心，公立医院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百拇医药(张颂奇 黄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