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进入常春藤名校之后(2)
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如同当初朱莉娅对自己的定位一样。她有时把自己当作“食品摊的朱莉娅”，有时把自己看成“耶鲁的朱莉娅”，调和这两种身份非常困难。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父母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也已经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艾莉·杜普勒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戴着银色的耳环。耳环是她在土耳其买的，那次旅行由耶鲁资助。艾莉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住在一辆拖车上，一直到六年级。后來，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
, 百拇医药
接受采访时，艾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学校资助部门的一张支票还没到，这两天有几顿饭我就不吃了。”尽管如此，艾莉仍说耶鲁给了她一种“经济安全的错觉”。“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她这么说道。
艾莉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一般来说，如果我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来自上中产家庭，住着郊区的大房子。”她还是耶鲁滑雪队的一员──她妈妈在一个度假胜地经营缆车，她可以免费滑雪。
艾莉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如此，毕业仍然迫在眉睫。“我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如果毕业了，我会不会滑落回去呢？”艾莉感到很担心。
让每个学生 都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家境富裕的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建立“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并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则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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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约兰达·罗莫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在考试得C后会痛哭。他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则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论。
“我们正在努力地改变校园文化，”约兰达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而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时的谈话不再围绕过期的账单展开。她有机会从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2月22日), http://www.100md.com(肖静怡)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父母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贫困学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也已经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艾莉·杜普勒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专业的学生，她有一头红褐色的卷发，戴着银色的耳环。耳环是她在土耳其买的，那次旅行由耶鲁资助。艾莉曾和自己的单亲母亲住在一辆拖车上，一直到六年级。后來，她每天需要乘坐单程两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一所好点的高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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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时，艾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学校资助部门的一张支票还没到，这两天有几顿饭我就不吃了。”尽管如此，艾莉仍说耶鲁给了她一种“经济安全的错觉”。“在校园里呆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不属于低收入群体。”她这么说道。
艾莉认为自己能更好地融入耶鲁是因为她是白人。“一般来说，如果我不主动暴露家庭背景，大家都会以为我和大部分白人孩子一样，来自上中产家庭，住着郊区的大房子。”她还是耶鲁滑雪队的一员──她妈妈在一个度假胜地经营缆车，她可以免费滑雪。
艾莉喜欢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这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尽管如此，毕业仍然迫在眉睫。“我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梯子上往上爬。如果毕业了，我会不会滑落回去呢？”艾莉感到很担心。
让每个学生 都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家境富裕的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建立“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并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则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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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请求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资源是向他们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约兰达·罗莫是布朗大学新生学院的助理院长。他说，许多贫困学生在考试得C后会痛哭。他问这些孩子：“有没有去和教授谈一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没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则不同，他们即使拿到最糟糕的分数，也敢于去找教授理论。
“我们正在努力地改变校园文化，”约兰达说，“我们要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缺少资源、缺乏寻求帮助的能力，真会影响学生的毕业成绩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美国，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低收入学生，其本科毕业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说，100个穷孩子考上大学，只有11个能毕业。
但在藤校，这个数字要高很多，因为大部分经济压力被助学金解决了。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而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
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已经向她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晚餐时的谈话不再围绕过期的账单展开。她有机会从沉重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金钱是我学着不再去纠结的东西。我把这大学四年视作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2月22日), http://www.100md.com(肖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