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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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日
中古时期南方“卑湿”的恶名有一定事实基础，同时也体现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在中古疾病观作用下，人们对“南土卑湿”有强烈的恐惧。随着南北方交流增多，此观念亦产生变化，其过程与南方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作为文化符号，其变化体现了族群边界的动摇与转移。因此，“南土卑湿”是一个地理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关键词：疾病观卑湿南方族群边界中古
作者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2。
一
傅斯年、桑原骘藏均指出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研究对象不应仅限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南朝”与“北朝”，还应包括文化地理层面的“南方”与“北方”，涉及的话题包括南北方族群交流、史料话语权在南北方的流转、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认识变化等，皆关涉“中国”概念的扩大乃至汉民族的形成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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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自古以来地域文化差异之大甚至不亚于某些国与国之间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共同认定自己属于华夏?笔者赞同王明珂先生的观点：“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因此，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内部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并不一定妨碍一个族群的形成，关键在于这个族群以什么样的方式标明自己的“边界”。如今，对一系列构成族群“里”、“外”的标志和边界的文化符号进行攻关研究显得至关重要。符合正统主流文化的形象自然就是所谓“里”，反之则属于“外”。中国南北方文化上的差异自远古已经形成，不过这个过程中北方地区的主流文化长期掌握着主动权(南方文化后来居上不过是近千年以来的事情)，这个主流文化指的是汉以来以官方正统思想为基础，反映北方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价值观的文化。它在政治上有中央政权的强力支持，在文明程度上远胜于南方，并且通过史料上的话语权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保留强势地位。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虽有纷争，但是都热衷于争夺这种文化正统，而他们的共同做法就是将对方摒弃在主流文化圈之外，例如双方都各自演变出一套五德循环次序，并在此基础上将对方归为僭伪。在称呼上也是如此，北方称南方为“岛夷”，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前者讽刺南方地理之偏，后者讽刺北方人形象之胡化，“双方都以中国自居”。甚至连生活、饮食习惯也可以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南人秉承中原传统，称北人为“腥膻”；北人则嘲笑南人捕食水产，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以这些带有胡、越色彩的生活习惯为把柄将对方摒弃于正统文化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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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心理中自然地理问题与文化问题往往是互相关联的，古人深信“天地人混合为一”，《尚书·禹贡》论述天下风物气候土产时尚未将地理与居民品性、地域文化相联系，至《楚辞·招魂》则始肇其端，以四方风土人情之不堪衬托楚国之可贵。但是将自然地理与人文问题“全面”挂钩的深层背景应该是五行思想的崛起，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淮南鸿烈·墬形训》已经开始将东南中西北五方与五行、气候、居民体质、文化糅合在一起。在这种视野里，原本与人事无关的自然地理缺点也可以成为标志南北方差异、显示主流文化优越感的依据。北魏永安年间陈庆之与杨元慎之间的一番辩论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代表梁朝的陈庆之说：“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代表北魏的杨元慎答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口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丛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篆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宜)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可以注意到，陈庆之、杨元慎的论据各有倚重，梁朝仰仗的是“移植”到南方的衣冠礼乐制度。南朝在礼乐方面历来是狠下功夫的，正如高欢所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而北方则仰仗的是正统文化地域优势。对于南方地理和土著文化，陈庆之主动回避，杨元慎却抓住大做文章，以其作为南方落后的标志，这些标志包括：(1)地理上的偏居；(2)气候、风土的恶劣；(3)语言、习尚的短陋；(4)种种有悖伦理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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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段故事所显示的，长期以来，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野蛮(断发纹身、好巫鬼、重淫祀)，种种不确定的危险(瘴气、蛊毒)，种种引起不适的气候(炎热、潮湿)，都是北方人诟病南方的口实。同时也成为标志族群边界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恰恰包括两大类，一类属于人文问题，一类属于自然问题，而“卑湿”就被包含其中。
笔者寡陋，尚未见有学者就南土卑湿问题发表系统见解，但是与此相关的问题学界已经有所涉及，例如瘴气。龚胜生曾经敏锐指出，瘴气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问题，两千年来瘴气地域的变化与南方的经济开发历程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左鹏也指出：“瘴疾的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区域；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张文也持类似看法。再以蛊毒为例，这种恐怖的巫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南方土著特有的陋习，实际上纯属虚无缥缈的传闻。“蓄蛊”传说秦汉时在中原地区存在，到了后来逐渐被认为是南方土著“专有”的行为。有趣的是，与瘴气问题一样，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凡是融入主流文化圈的地区都先后摆脱了“蓄蛊之地”的恶名，最后“蓄蛊”指责落到了开发最晚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头上，影响至今犹存。而“南土卑湿”问题也应该引起学界同样的重视，对卑湿夸张的恐惧是族群边界被刻意强调的体现，这种恐惧的逐步消失是族群边界模糊化的体现，南北方的文化融合于斯可见一斑。可以说，“南土卑湿”是一个地理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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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古时期人们对南方潮湿环境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主要来自南方现实疾病的影响。“湿”是传统医学理论中六淫之一，在汉代以来古人的“南方观”中，“湿”比其他“五淫”更能引起人们的恐慌，甚至直接与生死挂钩。《淮南鸿烈》卷4《墬形训》载：“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天。”《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卷64《严助传》载：“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蠡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史记》卷84《屈原贾生传》记载了贾谊被贬长沙时对南方卑湿环境的恐惧心理：“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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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疾病观卑湿南方族群边界中古
作者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2。
一
傅斯年、桑原骘藏均指出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研究对象不应仅限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南朝”与“北朝”，还应包括文化地理层面的“南方”与“北方”，涉及的话题包括南北方族群交流、史料话语权在南北方的流转、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认识变化等，皆关涉“中国”概念的扩大乃至汉民族的形成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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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自古以来地域文化差异之大甚至不亚于某些国与国之间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共同认定自己属于华夏?笔者赞同王明珂先生的观点：“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因此，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内部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并不一定妨碍一个族群的形成，关键在于这个族群以什么样的方式标明自己的“边界”。如今，对一系列构成族群“里”、“外”的标志和边界的文化符号进行攻关研究显得至关重要。符合正统主流文化的形象自然就是所谓“里”，反之则属于“外”。中国南北方文化上的差异自远古已经形成，不过这个过程中北方地区的主流文化长期掌握着主动权(南方文化后来居上不过是近千年以来的事情)，这个主流文化指的是汉以来以官方正统思想为基础，反映北方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价值观的文化。它在政治上有中央政权的强力支持，在文明程度上远胜于南方，并且通过史料上的话语权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保留强势地位。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虽有纷争，但是都热衷于争夺这种文化正统，而他们的共同做法就是将对方摒弃在主流文化圈之外，例如双方都各自演变出一套五德循环次序，并在此基础上将对方归为僭伪。在称呼上也是如此，北方称南方为“岛夷”，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前者讽刺南方地理之偏，后者讽刺北方人形象之胡化，“双方都以中国自居”。甚至连生活、饮食习惯也可以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南人秉承中原传统，称北人为“腥膻”；北人则嘲笑南人捕食水产，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以这些带有胡、越色彩的生活习惯为把柄将对方摒弃于正统文化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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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心理中自然地理问题与文化问题往往是互相关联的，古人深信“天地人混合为一”，《尚书·禹贡》论述天下风物气候土产时尚未将地理与居民品性、地域文化相联系，至《楚辞·招魂》则始肇其端，以四方风土人情之不堪衬托楚国之可贵。但是将自然地理与人文问题“全面”挂钩的深层背景应该是五行思想的崛起，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淮南鸿烈·墬形训》已经开始将东南中西北五方与五行、气候、居民体质、文化糅合在一起。在这种视野里，原本与人事无关的自然地理缺点也可以成为标志南北方差异、显示主流文化优越感的依据。北魏永安年间陈庆之与杨元慎之间的一番辩论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代表梁朝的陈庆之说：“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代表北魏的杨元慎答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口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丛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篆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宜)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可以注意到，陈庆之、杨元慎的论据各有倚重，梁朝仰仗的是“移植”到南方的衣冠礼乐制度。南朝在礼乐方面历来是狠下功夫的，正如高欢所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而北方则仰仗的是正统文化地域优势。对于南方地理和土著文化，陈庆之主动回避，杨元慎却抓住大做文章，以其作为南方落后的标志，这些标志包括：(1)地理上的偏居；(2)气候、风土的恶劣；(3)语言、习尚的短陋；(4)种种有悖伦理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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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寡陋，尚未见有学者就南土卑湿问题发表系统见解，但是与此相关的问题学界已经有所涉及，例如瘴气。龚胜生曾经敏锐指出，瘴气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问题，两千年来瘴气地域的变化与南方的经济开发历程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左鹏也指出：“瘴疾的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区域；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此地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浅程度。”张文也持类似看法。再以蛊毒为例，这种恐怖的巫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南方土著特有的陋习，实际上纯属虚无缥缈的传闻。“蓄蛊”传说秦汉时在中原地区存在，到了后来逐渐被认为是南方土著“专有”的行为。有趣的是，与瘴气问题一样，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凡是融入主流文化圈的地区都先后摆脱了“蓄蛊之地”的恶名，最后“蓄蛊”指责落到了开发最晚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头上，影响至今犹存。而“南土卑湿”问题也应该引起学界同样的重视，对卑湿夸张的恐惧是族群边界被刻意强调的体现，这种恐惧的逐步消失是族群边界模糊化的体现，南北方的文化融合于斯可见一斑。可以说，“南土卑湿”是一个地理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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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古时期人们对南方潮湿环境怀有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主要来自南方现实疾病的影响。“湿”是传统医学理论中六淫之一，在汉代以来古人的“南方观”中，“湿”比其他“五淫”更能引起人们的恐慌，甚至直接与生死挂钩。《淮南鸿烈》卷4《墬形训》载：“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天。”《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卷64《严助传》载：“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蠡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史记》卷84《屈原贾生传》记载了贾谊被贬长沙时对南方卑湿环境的恐惧心理：“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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