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读懂我们的现实处境与30年大趋势

    作者:郑永年

    ISBN:9787521710748第一章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

    中国目前改革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的改革现状如何？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层希望通过决策集权，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来克服改革的阻力，以“啃硬骨头”的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据各方面的统计，自十八大到今天，高层已经出台了近1 500项改

    革方案。从理论上说，这一波的改革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人们也相信，如果所有这些改革方案一一落实和到位，必将重塑中国，不仅能把国家

    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到一个新阶段，更能使国家的制度文明迈上一个新台

    阶。

    但改革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尽管不是说没有改革，但各方面的

    改革确实面临着执行困难的问题，这表现在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各

    方面的改革推进和执行程度不一、不平衡。一些改革方案执行了，另一

    些改革方案则没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执行了，另一些部门和地方则没有

    动静。第二，一些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做了一些，遇到困难就偃旗息

    鼓，半途而废。第三，更多的改革一直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人去碰，也没有人敢碰。

    总体上说，尽管各个部门、组织和单位的改革声音很大，但实际层

    面进展不够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可以从人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讨论和回答

    这个问题。以人的因素来说，就是要问：是不是执行者不想改革或者执

    行不力？以制度因素来说，就是要问：改革不力是否客观上遇到了制度

    的制约？

    从笔者调研的情况看，尽管一些问题的确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对

    很多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想改革或不想落实改革举措，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出现“想改革，但改革难”的局面。因

    此，这里主要想讨论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如何对改革产生影响。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至十九大这种

    结构性变化已经成形，并且表述在制度层面了。简单地说，中国形成

    了“以党领政”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基本制度构架。在很大程度上

    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最大、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建设，也

    是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

    在这一体制下，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党的领导。当然，这并不是说，党权是所有权力的根源。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看党和社会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社会(或者人民)是党权的最终来源，这也是中国政府的

    合法性基础。不过，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这里只讨论整个

    执政机构内部的权力配置。

    在整个执政机构内部，尽管所有权力都来自党权，但党权被分解为

    三个相关但又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在多党制

    国家，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过程，互相竞争。但在中国，因

    为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国家只存在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通

    过自身的开放性来消化多元的社会经济利益，把多元利益吸纳到这个政

    治过程之中。同时，为了实现政治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个过程被

    分成三段，先是决策，再是执行，然后是监察。

    “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体制本身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用“内部三权

    分工合作”的进展，可以透视中国改革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制度

    根源之所在。

    决策权集中是现实的需要

    先来看决策权。十八大以来，决策权的集中是明显的。决策权的集

    中既是对十八大之前权力过于分散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的反应，更是现实的需要，包括全面统筹的顶层设计、反腐败斗争、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

    改革的阻力等。

    决策权集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尤其表现在反腐败和消除领导层

    的“团团伙伙”方面。但就决策本身来说，权力集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就政策而言，科学性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层

    面，即改革的理论逻辑，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实践层面，即改革政策的可

    执行性。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之间，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这些年的决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1 500项改革方案，尽管都是必

    须大力改革的地方，并且表现为紧迫性，但对政策的执行可行性和效果

    考虑不够周到。可行性和效果涵盖方方面面，这里只集中讨论改革的试

    错成本、附加值和政策信用度三个方面。

    就试错成本来说，可以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因为这个案例很典

    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十八大之后一个很大的改革项目，对国家的内部

    发展和外部开放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各方都给予很高的期望。不过，几

    年下来，尽管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扩展到全国层面，有了11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但实在很难说非常成功。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各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影响并不大，更不用说在国家层面了。

    而原先设想的制度创新的意图更没有体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这

    里就有一个改革试错成本的问题。任何改革都不是“免费的午餐”，都含

    有试错成本。没有人能够保证一个改革一定会是成功的，因此当试错成

    本过大时，改革的相关方就很难去推进改革。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来说，当时制定了负面清单，希望有关方面把清

    单所要求下放的权力统统下放。但事实上，就改革相关方来说，这些权

    力实在很难下放，因为一旦真的下放了，可能导致成本过大。财政部、商务部、海关、地方政府等都有自己的理由保护自己的权力。很难谴责

    有关部门，因为它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自由贸易区包括了上海在内的11

    个地区，这些地区无论对地方还是对国家都很重要，正因为这样，它们

    才被挑选为自由贸易试验区。但同时，正因为这些地方对地方、对国家很重要，权力一旦下放，如果不成功，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很显然，设计自由贸易

    试验区改革时，并没有充分考量试错成本的问题。如果让那些比较小的

    地方来施行，试错成本就会很小，成功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就是因为当时的试错成

    本很小。深圳的改革能够成功，是因为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成功

    与否，对国家、对地方影响并不大。中国改革到今天，并不缺改革，改

    革的广度有了，所缺少的是深度和力度。而具有深度、力度的改革必然

    涉及试错成本。这就要求改革设计者在设计改革时，充分考虑试错成本

    的问题。

    就附加值来说，改革也要创造附加值，这里涉及一个改革模式转型

    的问题。中国的制度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用举国之力把一件

    事情做好。深圳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上海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问题

    在于，如果把什么样的改革都放置于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改革附加值

    就大打折扣了。这些地方已经累积了方方面面的巨大资源，再加上一些

    资源(即改革)也很难体现出附加值来。

    尽管这并不是说把改革放在穷地方，就可以体现出附加值，但这个

    经验现象的确表明，在设计改革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改革的附加值问

    题。实际上，无论就试错成本还是附加值来说，十九大所提出的“自由

    贸易港”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监察越频繁，执行权越难行使

    政策的信用度是多年来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所谓政策信用度就是国

    内外对特定政策的信任。政策信任度越高，政策的受欢迎度就越高，政

    策的执行力度也会相对高。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所宣布的新政策

    的频率过高，往往一个政策还没有被理解消化，另一个政策就下来了；一个政策还没有被执行，更多的政策便接踵而至。

    这不仅造成大量政策堆积在官员办公室里，更造成国内外对政策的

    信任度降低，形成“政策越多，信任度越低”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政策出台，人们欢欣鼓舞，但现在新政策过于频繁，人们没有什

    么感觉，这必然影响到政策的社会环境。

    再来看监察权问题。监察权尽管在十九大才正式成为“三权”之一，但在十八大之后已经开始试行，并且成长得很快，其力量充分表现在反

    腐败斗争上。作为独立的一权，监察权仍然是新权，其运作还没有足够

    的经验。例如，监察权与执行权的边界是什么？是不是可以事无巨细地

    监察执行权？发现问题之后又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

    案。

    监察权实际运作中已经发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有媒体报道，在一些

    地方，监察机构对官员办公室置放零食等都视为“违规”。又如官员的尊

    严问题，在一些地方，很多官员现在面对监察人员时“如临大敌”，严阵

    以待。一旦监察机构进入检查，最重要的事情也得停下来，全面配合监

    察机构的工作。监察越频繁，执行权就越难行使。总之，如果监察权没

    有节制，执行权就会受更多的制约，甚至被废掉。

    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经验。监察权自汉朝确立，一直延续

    到晚清。汉朝就规定监察只局限于执行权的6个方面或领域，出了这6个

    领域，就不属于监察范围。如史学家钱穆所言，如果滥用监察权，就必

    然演变成“内部反对党”，并且为了反对而反对。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发现问题，但如果为了发现问题而去找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因此，在

    各个朝代，监察权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在理解了决策权和监察权之后，执行权的状况就很容易理解了。执

    行权被夹在决策权和监察权之间，当决策权和监察权强化时，执行权就

    受到巨大的制约。行使执行权也需要权力，当权力不足时，执行往往裹

    足不前。同时，执行官员也是理性的，在面对毫无限制的监察权时，他

    们自然也选择“不作为”，因为“作为”往往导致监察机构的关注。实际上，要推进改革，就必然会造成一些人的利益受损。如果利益

    受损的这些人向监察机构申诉，执行改革者的下场不会很好。尽管“不

    作为”也会有后果，但比起“作为”带来的后果，他们宁可选择“不作

    为”。在一些地方，因为监察权的滥用，导致“告状的人多于干活的

    人”。在这样的局面下，执行权往往处于闲置状态。

    “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制度。从历史经验

    看，这个制度一旦有效运作起来，其生命力不可低估。任何一个新制度

    从确立到有效运作都需要时间，“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也是如

    此。“三权”之间如何分工？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合

    作？“三权”中各权在内部如何建设？如何不对其他权力造成不必要的干

    预？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探讨。

    1. 本文写于2018年7月3日。度量中国40年变化的坐标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各方面都

    发生了巨变，令人眼花缭乱。如何度量和评价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可

    讨论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积极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消极

    的；在一些人看来是正面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负面的；在一些

    人看来是进步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退步的。这些不同并不难理

    解，对所有这些变化，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心中的答案都是不同

    的，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都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做判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局面呢？这里头的因素很复杂，有三个方

    面的因素是可以加以考虑的。第一，人们的主观目标、道德因素、价值

    观认同等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即平常所说的“人心坐标”。这些个体

    层面的因素很复杂，影响着人们对变化的评价。第二，客观世界尤其是

    物质世界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是客观规律，人们可以称之为“物质坐标”。在这个层面，很多发展即使人们不喜欢，甚至反对，也很难不发生。例如，尽管经济发展必然对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但除了极少数人能够不去追求，多数人还

    是会去追求的。如果人们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会倾向于肯定；如果

    人们不能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就会倾向于否定。第三，更重要的

    是，在“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之间还有一个“制度坐标”。这是为了调

    节“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没有制度，人难以和物质世界共存。因

    此，无论任何社会，人们都把制度看得很重。

    从学术上看，“制度坐标”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是应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应当通过怎样的变化而成为怎样的制度？第二

    个层面的问题是实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变

    成什么样的制度？用第一种方式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为理想主义者，而用第二种方法

    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变化的结果往往是既不像理

    想主义者那样理想，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现实，而是两者的混合。理

    想主义者对改变现实有影响，主观意图对改变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忽

    视，否则很难解释历史的进步。同时，理想主义又受制于现实环境，使

    得理想不会像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实现。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皆大欢喜，既不符合理想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就是

    如此。

    改革开放40年的独特体制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刚刚开始不久，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设定了两

    个改革开放的目标，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简单地说，当时的理

    想主义者的参照系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即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40年过

    去了，中国既没有维持现状，也没有变成西方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

    治，中国形成了独特体制。在经济上，官方也将此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在政治上，既非西方所说的专制，也非西方所说的民主。

    就经济制度来说，正在形成中的独特经济，不仅仅是多种所有制的

    混合体，更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西方把中国看成国家资本主义，实

    际上国家资本只是这种独特经济体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不那么

    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从汉朝到今天几千年，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混合经济体，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市场，或者有三

    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的是自由民间资本，还有中间层

    面，就是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从汉朝开始就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占主导地位，但

    大量的空间要放给民间；中间的经济空间，像盐、铁那样的产业，对国

    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空间，也可以叫私人去做。到了近

    代，就产生官办、官督商办、商办等经济形态。由此可见，这种混合经济体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经济实践，并不是现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经济国家主

    义化，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被管控甚至消灭，包括王莽改

    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

    市场完全失衡。除了这四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

    衡的。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今后还会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往前发

    展。这种制度有它的劣势，与西方市场经济比较，效率差一点，相比西

    方制度，其优势是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政府的调

    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制度机制有关系。

    中国国有企业具有调节力

    近代以来，西方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是货币政策，另一

    个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发挥作用。

    现在西方频繁搞量化宽松(QE)，但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就

    西方的财政政策而言，当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大以后，财政政策就不管用

    了。中国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

    以调节。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未来经济波动越来越厉害。可以预见，中

    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国有企业。不过，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

    里，每一个时代都在调整，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以实现政府跟市场之

    间的平衡。

    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混合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开放的一党制、以党领政、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一说政治制度，很多人心中的标杆就是

    西方的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也有“内部三权分工合作”——

    决策、执行、监察。这个制度在汉朝建立，一直到晚清都没有变化。

    人们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人们说中国文明几千年没有中

    断时，就必须思考，哪些东西没有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

    去，各民族也在不断融合，中国的“汉”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

    化概念。那中国哪些东西没有变化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

    体制从来没有大的变化，只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当时还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

    发展。这也正常，因为近代以来很多人都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孙中山

    搞了一个“五权宪法”，即在西方三权基础之上，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

    和监察权。不过，孙中山的理论没有机会实践。从台湾地区的实践看，中西方两个体制背后有不同的逻辑，要么西方的三权为主，要么中国的

    三权为主，两个体制加起来很难有效运作。台湾地区现在基本上是西方

    的三权机制，考试权基本上已经无用了，“监察院”还在，但基本上不起

    什么作用。

    政治重走“党政分工”

    今天的中国再次走上“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提

    倡“党政分开”，现在则提倡“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道路走到20世纪

    80年代后期已经走不下去了。“党政分开”，党的主管和政府的主管两个

    人之间如果有矛盾，就变成了党政两个机构之间的矛盾，会产生党和政

    府的分裂。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开启了“三合一制度”，即党的总书

    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一个人担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都是这个

    思路。

    西方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外部多元主

    义”。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先有市民社会后有国家，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最终的制度表述是多党制

    和“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皇权，秦始皇以后一直

    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因为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只能有一个政治过

    程。但怎么做才能让统治比较有效呢？那就是把一个政治过程分成三

    段，第一段是决策，第二段是执行，第三段是监察。

    中国共产党其实不是西方理解意义上的政党。它和以前的皇帝从根

    本上不同，以前的皇帝是个人，是家庭，现在的党是一个组织。在这个

    转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比如“民族主义”、“主

    权”和“列宁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制度层面正是表现

    在这个地方。

    以前的皇权分成三个方面，现在的党权也分成三个方面——决策

    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但人们不能说这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回归，因为现

    在党是个集体，而以前皇帝是个人家庭。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不能低估

    其生命力。不过，中共十九大尽管正式确立了“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但

    这个体制的有效运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比如决策权，以前主要掌握

    在皇帝和他的大臣、皇兄皇弟少数人手里，现在则不一样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重要的社会团体(工青

    妇)、各类智库等，都可以成为决策权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就是，决

    策权怎么更民主化一点呢？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现在有了民主的观念，民主就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监察权对反腐败很重要，但监察权也不能

    滥用。汉朝规定，不可以什么都监察，规定只有6个领域可以监察，否

    则执行权就没有办法行使了。现阶段的监察权就面临这个问题。

    这种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

    不难观察到，中国的“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可以吸纳西方很多民主的

    要素，但不会成为西方的制度。

    从历史经验看，“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制度坐标”的变化似乎更为恒定。不难理解，“制度”与“人心”和“物

    质”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和矛盾，人们对制度的评价和认同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不过，正是这些张力和矛盾，构成了制度进步的动力。对执政

    者来说，所需要的就是维持制度与其他两者之间的平衡。

    1. 本文写于2018年11月6日。中国开放政策4.0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开放政策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议程。这

    些新政策议程表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进入了4.0版。十八大之后，首

    先出台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之后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此基础上，十九大之后，又加上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试验区。

    近年来，欧美在内部分配机制出现问题、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开

    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背道而驰，而中国则

    大力提倡进一步的全球化。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等多

    个场合，宣示了中国政府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决心。同时，中国本身则加

    大了开放的力度。

    尽管表面上，一些人认为中国近来的开放是因为面临来自美国的压

    力，但实际上中国是通过利用外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进行主动开

    放。很显然，进一步的开放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需。新一波的开放政策

    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修改外资投资法、知识产权

    保护、降低关税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中国是如何从开放政策的1.0版走到今天的4.0版的？在很大程度上

    说，中国自近代被西方打开大门之后，开放一直是大趋势，无论是被动

    的开放还是主动的开放。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被视为封闭政策，但当时的“封闭”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的，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

    1978年中国正式进入今天所说的“改革开放”时代。对内改革、对外

    开放，把开放和改革放在同等的位置，可见开放的重要性。但开放并非

    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短缺经济)，资本高度

    短缺。同时，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现代化，而这些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请进来”政策后的改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

    世界大趋势。这个判断既是中国对世界的期望，也是中国自己努力争取

    的目标。中国到今天为止仍然强调的“发展机遇”的起源就在于此。

    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了“请进来”政策，即

    主动打开自己的大门，让外资进入中国。西方资本当时对中国还是持高

    度的怀疑态度，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海外华人资本，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中国澳门和新加坡。中国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这是中国的优势。

    从统计上看，西方资本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

    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之后，才开始有规模地进入中国。

    为了吸纳外资，中国设立数个沿海经济特区，让外资享受一些“特权”。

    这在当时被视为激进之举，被一些“左”派人士批评和攻击。但开放是大

    势所趋，之后没有任何批评能够阻碍开放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

    天，尽管对开放的批评成为常态，但开放本身也成为中国的常态。

    如果“请进来”是开放政策的1.0版，那么90年代开始的“接轨”则是开

    放政策的2.0版。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花了很多努力加入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但因为内部阻力太大，并没

    有成功。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为中国的开放政

    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主动实

    行“接轨”政策，即主动修改本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契合国际社会的

    标准。

    中国修改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制度层面积极加入国际贸

    易体系。“接轨”政策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在20世纪9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制度体系，并通过和有关国家(尤其是和美国)的艰苦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接

    轨”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容易。当时，中国国内不少人大呼“狼来

    了”，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实际利益层面，阻力不小。但“接轨”和

    加入世贸组织，可以说是中国抓住了二战之后最大的一个发展机遇，改

    变了中国的全貌。

    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很快就陷入冷战，两个阵营互相对峙，阻

    碍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尽管西方专注于其内部发展，但因为西

    方经济越来越体现为官僚经济，到80年代出现了发展瓶颈。于是，80年

    代同时在大西洋两岸发生了英国撒切尔经济革命和美国里根经济革命，两场革命的性质是一样的，即在私有化基础之上的资本自由化。这两场

    革命也扩展到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私有化在西方内部的效应很有限，因

    为“一人一票”制度的存在，政治人物很难把国家从公共领域撤回来。但

    西方资本自由化在国际舞台上则找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间。

    这主要是因为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中国

    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实行的大幅度开

    放政策。也就是说，中国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也就使得中国成为

    自9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的主体之一。在这波全球化之后，到现在还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出现类似的机遇。例如，这些年

    来，印度也希望步中国后尘，通过全球化来促成国内的发展，但印度人

    发现国际资本已经没有了后劲。尽管印度被西方政府和媒体视为世界上

    最大的民主国家，也被大肆吹捧，但西方资本并没有大量进入印度。

    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是90年代“接轨”和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产

    物。因为大量西方资本的涌入，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把西

    方的资本、技术要素和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造

    成了几个方面的经济奇迹，包括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两位数增长，在

    短时间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等。但就开放政策来说，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中国从资本短缺经济体向

    资本剩余经济体的转型。所以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出去”。

    资本的“走出去”构成了中国开放政策的3.0版。世界经济史表明，对

    一个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来说，资本的“走进来”和资本的“走出去”具有

    同等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要义，而关键在于资本的

    流动。尽管中国“走出去”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私营资本，但中国资本

    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即资本总是流向那些有利

    可图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当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

    的经济空间已经被西方资本占领，中国资本只好走向那些条件并不那么

    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稳定甚至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放政策4.0版开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开放不

    同，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是两者的系统化和两者之间的

    有机结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场需求导向的，但比较零

    星，不具有系统性。十八大之后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在以往“走

    出去”的基础上的系统化。“一带一路”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

    的动力，因为它结合了中国剩余资本、产能和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技

    术。

    “走出去”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走出去”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

    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所需要承担的

    一份国际责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危机发生

    后，尽管各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状态。西方

    国家因为其内部问题，开始搞起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但这无

    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要平衡世界经济就需要新的增长点。

    就经济增长来说，西方经济体仍然重要，但并不能忽视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增长潜力，并且很多发展中国家自二战以来一直陷于不发展状态，它们多年来所期望的就是经济增长。“一带一路”主要针对的是发展

    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它们的发展需要。

    “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很多甚至是低度发展国

    家。“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所

    显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经

    济发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请进来”则直接关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光“走出去”却没

    有“请进来”，就会使得内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从国际层面来说，中国

    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的最大贡献。在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以后的很多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40%以上。十八大

    以来，尽管中国经济下行，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占了30%。要

    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请进来”。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

    港试验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以说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这里当然也有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内容。今天，各国对优质资本和技

    术的竞争趋于激烈。西方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也不是要把自

    己孤立起来，而是为了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的回流。就中国来说，如果

    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经济竞争是最好的竞争，最终会取得一

    个双赢格局；而军事和战略竞争则是最坏的竞争，经常导向冲突甚至战

    争。因此，中国无惧和美国的经济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中美贸

    易冲突的局势下，只要中国自己不关起门来，没有国家可以把中国的门

    关起来，封闭中国或者围堵中国。构建世界级经济平台可以在吸引西方

    优质资本和技术的同时，避免西方对中国的围堵。

    就中国内部来说，早年经济体量小，几个项目投入就可以促成经济

    增长。但就现在的体量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项目经济，而是需要更大

    的经济平台或者市场。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还

    是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建设大市场经济平台的内容。

    构建世界级经济平台还具有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含义。中国的选择

    是先“接轨”世界体系，再在体系内改革不合理的规则。这不是说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修正和改革现行规则，而是现行规则需要与时俱进。

    因此，在修改规则时，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而是通过多边主义来修改

    现行规则。在开放4.0版本时代，中国在优化规则方面又具有了新的内

    容。

    一方面，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等

    多边机制对现存国际规则做补充。另一方面，中国期望通过国家内部的

    大平台建设来探索和深化自由贸易规则。这尤其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上。欧盟的建设不仅对欧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由贸易

    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国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这

    个区域的发展，也是对区域自由贸易制度的探索。一旦成功，同样会为

    世界贸易体系做出贡献。

    1. 本文写于2019年3月12日。中国央地关系向何处去？

    最近，包括辽宁、内蒙古、天津在内，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纷纷承认

    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造假，而云南省也主动披露了省级融资平台

    违约的情况。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

    地方债务是否会触发一场中国式的金融危机。

    一些西方人甚至预言，这样的一场危机一定会到来，只是迟早的问

    题。实际上，中共十九大之后，如何预防金融危机也是中国高层的最重

    要议程之一。现在很多地方主动暴露问题，无疑是积极的动作，问题早

    暴露总比晚暴露要好，正视问题的存在比忽视问题的存在要好。

    越来越多的地方问题暴露出来，人们就开始一边倒地嘲笑和谴责地

    方政府。但问题在于，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够吗？无论在民间还是学术政

    策圈，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是遭谴责的对象。不过，光是改革开放40年

    的历史就已经表明，尽管地方政府是很多问题的来源，但这些问题有它

    们的制度性根源，也就是由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引发的。

    如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能在制度层面加以改善，地方政府一直

    会“制造”出种种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国家

    的有效政治治理。

    地方政府的种种作为，并不仅仅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地方官员主观意

    志作为，还是中央地方关系的逻辑结果。今天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问

    题(或者其他问题)，都是当代中央地方关系(至少)三层逻辑的结

    果。

    央地关系的三层逻辑首先，最重要的是政治逻辑。政治逻辑主要是围绕着GDP主义发生

    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变往日贫穷局面，中国把经济发展作为政府

    的头等议程。不过，经济发展议程很快就演变成为唯GDP主义，以GDP

    论英雄。这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GDP的增长速度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治业

    绩的最重要标准，即便不是唯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演变

    成公司类型的政府，被学术界称为“地方发展主义”。当经济成绩可以转

    化成为政治资本时，GDP数据的造假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利益逻辑。利益逻辑涉及作为组织的地方政府及其个体官

    员。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因

    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法治建设、税收政策和劳

    动条件等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资本和劳动者。但在中国，地方政府拥

    有更为直接的手段，包括直接搞经济项目和工程、向企业提供廉价土地

    等生产要素、与企业共同开发项目等。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样做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对个体官员来说，这

    样做可以创造很多有利可图的机会，即腐败。人们说，中国是“市长经

    济”，而非“市场经济”，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年里，每一任新的地

    方领导到任，都必须通过这些手段来应付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每一任领

    导都会动用最大的资源来达到目的，而把问题(即责任)推给下一任领

    导。

    最后，经济逻辑。经济逻辑最明显地体现在1994年分税制上。根据

    分税制的计划，中央政府根据各省1993年上交的税收为基数进行税收返

    还。结果，1993年各省上交的税收大增。道理很简单，各省是为了多分

    一块国民经济的大饼。这次一些地方自曝GDP造假现象是一个刚好相反

    的案例，但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地方政府背负巨额债务，但不管债务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

    闭的，所以最终总会有“人”来救，即最终的责任还是由中央政府来担

    负。主动暴露GDP造假就是要解决一个“谁来负责”的问题，减少地方政府自己的负担。再者，对新到任的领导来说，他们不用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是前任历史积累起来的老问题。在十九大这个政治背景下，卸下

    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是新任地方领导的一个理性选择。

    地方行为既然是中央地方关系的逻辑产物，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行

    为，就须反思中央地方关系，并对此进行必要的变革。就其本质来说，当代中央地方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脱节的结

    果。

    央地关系运作产生的问题

    中国在理论上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但就其运作来说，是事实上

    的联邦体制。更具体地说，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只是体现在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则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地方政府政治权力的基础源自中

    央，但在经济上则依赖地方。在政治上，地方政府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执

    行机构，但在经济上，地方政府则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因为中国地方差

    异巨大，在社会经济方面，地方政府必须具有这种自治性，才能对地方

    进行有效的治理。

    1994年分税制之前，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的是经济上的激进分权，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中

    央财政恶化，不仅影响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的统筹能力，也影响中央控

    制地方政府的政治能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

    是经济上中央依赖地方，改革之后则是地方依赖中央，即使是经济最发

    达的省份也是如此。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

    的集权。

    不过，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是中央

    政府把经济权力集中起来后，并没有把责任也集中起来。地方政府失去

    了经济权力，但仍然要负责地方事务。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和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必须指出的是，土地和房地产问题后来发展到如此严峻的程度，也

    是1994年分税制的结果，因为分税制事实上把土地支配权给了地方政

    府。地方政府也各显神通，发展出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在内的各种推动地

    方发展、增加收入的方法。地方政府的做法也是理性的，一方面是地方

    建设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绩的需要。

    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域可以说已经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地方本身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变化被大大地忽视了。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地方政府组织机构领

    域。政府的层级增多，城市的层级增多，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多，而

    且每一级政府都是几套班子齐全。

    这些变化在很多方面并没有法律依据，地级市就是一个例子。在改

    革开放前，地级市并非一级政府，只是行署。这些变化导致了政府规模

    的急剧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有学者说，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

    府的规模并不算大。这里的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制度，政

    府担负提供广泛社会服务的功能，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福利国家的必然产

    物。

    但中国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是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00美元的水

    平，社会保障远未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并没有

    提供广泛社会服务这方面的压力。除去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中国政府

    规模无疑已经过大。在很多年里，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压缩，反而在扩

    张。只要“僧多粥少”的局面继续下去，地方政府肯定会成为很多问题的

    根源。

    重塑央地关系考虑的方向

    要解决地方问题，就必须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至少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其一，通过确立国家统筹制度，重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最重要的

    标志就是公民的出现，就是生活在国家之内的所有居民都能直接得到中

    央政府的服务。这是中央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不过，中国距离

    公民国家还有路要走，因为统筹级别低下，目前只实现了市一级的统

    筹，连省一级的统筹都还没实现。中国如果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层面的统筹不可或缺，否则国民很难确立其深层次的国家认同。

    其二，压缩中间层政府。中国数千年来维持了中央、省、县三级政

    府的体制。日本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从中国借鉴的秦朝体制。中国越来

    越多的政府层级不仅没有强化中央集权，反而在体制内部有效弱化了中

    央集权，同时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压缩中间层不仅有空间，而且有可

    能。例如，中国的城市不管大小一般都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

    新加坡近600万人口只有一级政府，加上几个提供服务的市镇理事

    会，至多也是一级半政府。相比之下，珠海一个120多万人口的城市也

    实行“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体制。无论是社会控制还是提供服务，新加

    坡都比中国有效，人们看不出中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

    其三，除了纵向压缩中间层政府之外，横向的党政机构也可以压缩

    以减少支出。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目标便是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人数。

    这在过去数十年已经历多轮机构改革，该做的也已经做了。十九大提

    出“党政合署办公”的改革新思路，是很大的一个改革空间。

    中共的机构改革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次如果能够通过“党政合

    署办公”，把中共机构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机构

    改革就可以前进一大步。在地方层面，无论中共机构还是政府机构，两

    者都面临同样的具体问题，为什么还需要两套行政班子？两者的整合可

    以减少机构数量和提高行政效率。

    其四，进行新的税制改革，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税源。讨论了多年

    的房产税应当加快实施。在任何国家，房产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源，也是地方居民为地方做贡献的义务。除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之外，今天的

    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实施房产税。

    其五，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企成为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减少甚至断掉地方国企对政府的依赖。在一些领域，国企的确应当做大

    做强，例如在一些公共事业领域。但国企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

    改为通过税收体制和企业建立关系。市场化的国企改革不仅可以控制和

    减少国企债务，也可以控制和减少地方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

    其六，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建立政治责任制

    度。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这个领域犯了不少错

    误。一些改革，例如设立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没有法律依据。这些错误

    都被忽视了。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层应至少做到一个任期进行一次大检

    查。随着监察制度的确立，经常被忽视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应当引入被监

    察的领域。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经验指向了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大多数

    历史学家在论述中国兴衰时，都会把中央地方关系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

    位置。一个稳定的中央地方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政治是否稳定，更决

    定了国家的兴衰。

    1. 本文写于2018年1月30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近来，政府相关部门公布了将在农村推展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

    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根据官方的

    解释，“三权分置”可以落实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

    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这一改革要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权

    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

    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

    租赁住房试点，完善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推动建立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尽管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但人们可以从物

    权法的角度来解释将要进行的试点，即将农户资格权看作是集体组织成

    员权的表现，而使用权则是可以流转的用益物权。旧有的政策是“一宅

    两制”，即房屋归农民私有，但房屋的宅基地归集体所有。

    尽管资格权和使用权合二为一，都归农民所有，但农民的使用权的

    流转则被严格控制。这次，相关部门通过“权利分解”，创造出一个新的

    权利来，即资格权。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开始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的流

    转。

    这一政策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对研究者来说，这份政策是一个绝好

    的案例，可以检讨中国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条件下，农村改革

    如何举步维艰。

    农村土地改革的两种极端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中国一直苦于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一端是

    坚持旧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端是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制”，双方都

    认为只有他们相信的“所有制”才是农村的根本和出路。多年来，无论是

    官方还是民间，所讨论的改革思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两种极端的意识

    形态。

    因为“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符

    合这个意识形态，即使一些做法开始和这个意识形态分道扬镳，也必须

    通过哲学化的或者辩证化的解释(或者理论创新)，使得人们相信原来

    的意识形态得以延续。

    这种“隐晦”的改革充分体现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设计上。因此，尽

    管“三权分置”是为了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相关部门同时也规定，严格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

    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严格禁止下乡利用

    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说穿了，在给使用权一些流转

    空间的同时，又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

    从其主观意图来说，这一政策设计是让农民和农村分享国家发展尤

    其是城镇化的成果。的确，这不仅仅关乎农民的权利，也关乎农村的可

    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权利和农村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20

    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段时间是赋权农民和农村的，主要表现在生产

    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面；容许农民进城打工(流动)也是一种赋

    权政策。但后来实现权利的途径越来越有限，到取消农业税之后，就没

    有可以赋权农民和农村的有效举措了。

    不仅如此，很多方面，反而呈现出“去权”的趋势，例如，城乡分割

    的户口制度得不到有效改革，城市不能消化长年累月为城市服务的农民

    工，而城镇化则演变为把农民赶上楼。实际上，对国家来说，不管做什

    么事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现实地说，近年来实施的精

    准扶贫可以实现“保底线”的目标，但很难实现赋权农民和农村的目标。

    “三权分置”可以再次赋权农民吗？真的可以让农民分享国家发展尤其是城镇化的红利吗？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让农民在

    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既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的居住权，也可以出租给

    别人。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农民本身来说，居住面积已经够大，不需要再用宅基地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了。

    除了居住空间的质量问题，大多数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远大于

    城市。那么，谁来租赁呢？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住房已经过度饱

    和，出现了很多“鬼城”。如果现行政策不变，城市人口仍然会继续向中

    心(大)城市集中，更多的小城市会演变成“鬼城”。在这种情况下，由

    宅基地改革所引导出来的农村“造房运动”很难改变农民的现状，如果不

    是恶化现状的话。

    这一改革政策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就是大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

    部，因此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从有关部门对“适度放活”的表述来看，事实上也如此。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政府可能将会首先在一些城镇化

    进程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进行有限度

    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和退出试点。

    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拓宽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增收渠道，按国土资源部(2018年3月整合入自然资源部)、住建部的部署，京、沪、杭等13个城市正在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

    租赁住房试点。在试点城市，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自行开发运营，也

    可以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建设运营集体租赁住房。

    很显然，这些实践已经发生多年了。就此而言，“三权分置”政策充

    其量也只是给那些已经存在的实践事后的合法性。如果这样，人们不得

    不质疑“三权分置”政策的有效性。决策者是否提问过一系列问题：这一

    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在维护既有

    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催生一些有限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引

    入马克思的观点，那么就要继续问，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谁来

    做？“谁来做？”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谁获益的问题。

    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让农民获益，那么就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者问题。

    农村问题历史背景复杂

    在中国农村问题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关乎于“集体组织”。在人民公

    社和农村生产队组织体系解体之后，农村的集体组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高度流动等因素，使得很多地

    方的大多数农民并不在农村生活，原来农民所属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已经

    不存在了。

    但问题在于，决策部门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事实，“假装”农村集

    体存在。很多政策都建立在这个虚设的“集体组织”之上。今天，在理论

    上，所有享有农民身份的农民个体仍然享受着人们称为“集体组织成员

    权”的权利，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

    利，而成员权被认为是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

    此外，和村民自治制度相关，农民也享有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

    理权、监督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从字面上看，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一大

    堆。不过，如果熟悉中国农村现状，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所有这些权利

    并不实在。也可以这么反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存在，那么农村的现状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严峻？(如果人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耐

    心等待眼下这一波基层反腐败斗争会揭露什么样的问题。)

    在旧体制解体之后，有了农村的自治制度，理论上农民可以解放出

    来了，但传统的社会结构很快恢复过来，有些地方的农民再次依附于一

    个不叫“地主”的农村强人阶层。就土地制度来说，尽管仍然实行集体土

    地所有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集体土地所有制演变成为农村强人土

    地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土地管理者的所有制，并非农民的所有

    权。

    人们可以预测，在限制社会资本的前提下，“三权分置”只会强化农村强人的权利，而继续弱化普通农民的权利。尽管人们赋予农民权利观

    念，但在现实层面，农民太弱，弱得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人们意识到权利的实现，需要阶层力量的平衡这一社会和法治

    制度环境，那么农民权利的实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而非仅仅是今天的使用权和资格权。这些

    都是纸面上的，对农民来说并不具备实际的意义。第二，容许城市中产

    阶层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城

    市中产阶层具有权利观念，也具有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

    中国农村的发展资源已经处于枯竭状态。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

    可以做的似乎不多了。人们的共识是，只有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的变

    革，才可以引入有意义的变革，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改变

    由农村强人所主导的集体土地所有制，那么任何变化都会是表面上的。

    农民需要分享城镇化、工业化的成果，这要求农村人口的双向流动。

    一方面，需要容许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向往城市生活这个趋势

    不可避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但如果光是农村人口的流出，必然会造

    成农村的单向流出性衰败。今天的局面就是这样造成的。要避免单向流

    出性衰败，就需要容许甚至鼓励城市居民流入农村，在农村居住和生

    活。

    双向的流动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城市居民都可以拥有农村

    的土地，至少是宅基地。这样，在农村就会出现一种由不同社会群体拥

    有土地的混合土地所有制。这不仅是发展所需，更是农村社会阶层互相

    制衡所需。没有这种制衡，无论进行怎样的政治建设，农村的衰败和普

    通农民的弱势化都不可避免。

    农村本身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村本身不足以实现现代化，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也如此。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帮助，但仅仅是政府的投入很难持续。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

    第一，城镇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就很难发生。

    1. 本文写于2018年2月20日。中国的“精准扶贫”及其未来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高层的重要政策议程之一。自改革开放以

    来，扶贫成就一直是中国的骄傲。在短短数十年里，中国已经使得近7

    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是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不过，新的反贫困运

    动仍然必要，因为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收入分化和社会不公

    平，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不稳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政府保护社会的最基本手段。也

    就是说，扶贫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任何社会都需要

    寻找有效的手段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有

    效的手段。

    就中国来说，扶贫这个抓手极其重要，也经常被视为中国制度的强

    项。尽管这么多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

    验，但每一个新阶段，当出现新贫困情况的时候，都要寻找新的方法。

    不过，任何一种特定的扶贫方法，在执行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需

    要随时加以纠正。近年来的精准扶贫也不例外。

    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精准扶贫能否实现原来所设想的基本的社会

    正义呢？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这些问

    题甚为严重，如果不纠正，不仅难以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反而

    会恶化形势。

    精准扶贫过程出现的问题

    在精准扶贫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贫困”的界定。有几个因素表明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第一，信息问题，如何收集、界定、处理信息。在农村并不存在精

    确的信息，例如有关资产(房屋)、牲口、土地、家庭成员、健康、教

    育等方面的信息，即使存在，界定者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第二，基层政府和社会往往脱节，没有足够的能力掌握精确的信

    息。因为精准扶贫是自上而下，官员最终需要依靠地方强人来掌握、界

    定和处理信息。这种情况就非常有利于地方强人。近年来，有关部门也

    引入外来人员对实际贫困进行调查。不过，这里出现的问题更多。

    一方面，因为并不存在对这么大规模的扶贫进行科学调查的人才，实际上往往派毫无实际经验的大学生入村调查。另一方面，因为问卷调

    查的设计者完全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尤其是农民的理解水平)，导致

    农民无法回答表中的问题，从而变成调查者自行填表。因此，有人戏

    称，精准扶贫已经演变成了“精准填表”。

    第三，正因为农村存在强人(甚至村霸)因素，扶贫往往演变

    成“扶富”，即扶贫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地方强人(干部、干部家庭成员

    或者亲戚朋友、村霸等)。在基层，“黑白两道”经常竞争分配来自上面

    的利益，甚至导致冲突。“扶贫”演变成“扶富”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脱离

    贫困时间上的限制。

    扶贫追求效率，就是要促成贫困者尽快脱贫。在执行过程中，有的

    扶贫者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但很难脱离贫困的家庭或者个人并不感兴

    趣，而只对那些很快就可以脱离贫困，甚至并不是那么贫困的家庭和个

    人感兴趣。

    第四，扶贫烦琐的手续。一般情况下，在中国社会，贫困并非是一

    件“光荣”的事情，但界定贫困则有做不完的手续。因为得到的好处并不

    多，即使是贫困户对此也不那么感兴趣。在基层，许多老百姓相信，真

    正大的利益不会通过这种正常方式来分配。

    所有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社会公平的实现。此外，精准扶贫也产生着新的问题。因为精准扶贫基本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就存在着一个分

    配给谁的问题。因为是通过分配方式进行，经常会导致村民“阶级”的再

    分化，产生新类型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不同宗族之间、家族之间、村民群体之间。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这些传统的因素和新产生的因素就会卷进来。

    这样很容易产生新的“认同”政治。在很多地方，社会对基层官员的信任

    度本来就不高，精准扶贫是一种新的政治，搞不好会造成新的隔离和新

    的对立。

    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会造成新的民族对立。新疆、云南、四

    川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精准扶贫很难逃避民族矛盾。实际上，对民

    族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难理解，这些干部必须面临“照顾哪一个

    民族”的问题。即使民族干部在分配扶贫资源上不偏不倚，做到尽量公

    正，不同民族成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民族成员会问，为什么别的民族得到的多而我们民族得到的

    少？他们总是相信民族干部把大量的好处分给了干部自己所属的民族，而自己受到“歧视”。实际上，这种看法在基层很普遍。因为干群关系的

    紧张和互不信任，很多人都会认为，只要和“上面”(指政府和政府官

    员)有关系，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就没有。

    也必须注意到的是，精准扶贫很难覆盖到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即

    农民工。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比较有共识的估计是2.7亿。这个群体也

    很难说都是贫困人口，实际上他们因为外出务工，经济情况比留在农村

    的人口会好一些，因为有能力的人才出去打工。不过，也不能否认他们

    之中很多人已经沦落为城市新贫困人口。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在农村

    推行的精准扶贫不会考虑到他们；同时，他们也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

    推行的精准扶贫也不会考虑到他们。

    今天，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在城市里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

    工，他们在城市出生、长大和生活，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没有回到农村

    的意愿；即使回去了也做不了农活。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长期生活在城市，而没有城市户口。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群体

    甚至较之农村的贫困人口和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人口更为重

    要。一旦他们沦落为城市贫困人口，他们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

    素。

    此外，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也需要改进。因为是国家动员型的反贫

    困运动，可持续性往往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基层干部考核问题。基层干部是实施精准扶贫的主力，为了有效

    推进精准扶贫，在很多地方，脱贫成为考核干部的最重要的指标。经常

    的情况是，在贫困现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干部就不能被提拔，不能换

    岗。这导致了至少两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首先，这种巨大的压力为干部造假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机制。一些干

    部抱着“赶紧脱贫和赶紧走人”的态度，在扶贫方面造假。尽管现在也在

    实行扶贫的责任制，干部在提拔时上级部门可以回溯他们以前的政绩，不过很多干部只看眼前利益，而不会考虑长远利益。其次，与之相关的

    是，干部往往采用“用尽现有所有资源”的办法来体现自己的政绩。因为

    要尽快脱贫，干部往往千方百计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而这种动员是否

    可持续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这样，他们往往把“债务”和问题留给后来

    者。

    第二，干部任期过短，也造成短期行为，不利于扶贫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干部加速轮换，往往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被调离。一些干部赴

    任的时候，带去很多项目(往往通过政商关系，例如带去一些商人搞当

    地建设)，但还没有做完就被调离。这种因为频繁人事变动所造成的浪

    费和腐败是惊人的。

    如果让他们在一个地方继续工作，他们的确也有做好的可能。因为

    是短期，一些干部就变得好大喜功，不讲市场规律，一会儿叫农民种植

    这种经济作物，一会儿叫农民种植那种经济作物，造成了农民和国家双

    方的损失。因为不讲市场规律，所生产的产品往往卖不出去。由干部推

    动的农业生产项目全国到处开花，但并没有很多比较成功的例子，更多的例子是失败的。

    扶贫的可持续性

    对任何国家来说，扶贫都是永恒的事业，因此扶贫的可持续性非常

    关键。在基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担心，这样大规模的扶贫，尽管

    可以出现正面的短期效应，但在资源耗尽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呢？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源来继续扶贫，返贫情况会变得很严重。这种情

    况在全世界各国扶贫历史上都发生过。也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扶贫引发

    的基层政治有可能导致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弱化。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拍苍蝇”运动即基层反腐

    败斗争的推进，基层扶贫干部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基层反腐败也是

    通过基层干部之间互相揭发和告发，或者号召民众来揭发和告发，基层

    干部之间的互相怨恨和民众对基层干部的怨恨，也必然会借这次机会爆

    发出来。

    精准扶贫需要很多条件，如果可以顺利实施，也会是扶贫历史上的

    一个奇迹。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的扶贫以选区为单位，选

    区议员的一项任务是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穷人)。新加坡没有实行

    西方那样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福利制度，因为从西方的经验看，普遍性

    的福利制度往往导致滥用。但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后是有很多条件的，其

    中几个条件非常重要。

    第一，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新

    加坡，80%以上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组屋。第二，健全的财务制度，政府

    知晓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第三，透明的制度，在每一个选区内大家都

    互相了解。第四，不腐败的官员队伍。

    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其城市国家的性

    质所致。相比之下，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制度尽管在发展，但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不过，随着技术条件的改进，中国也可以完善这

    些制度，只是需要很长时间。

    实际上，中国也需要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经验基础之

    上，考虑其他更符合国情的方法。扶贫需要考量到很多的大发展趋势，包括政府责任、社会流动、基本人权的实现等。简单地说，政府有责任

    促成所有其管辖下的居民(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固定人口)基本公民权

    的实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可能需要实行更具普惠性质的社会政

    策。这就需要提高政府社会政策的统筹级别。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统筹

    只是市一级，连省一级统筹都还没有实现，更不用说国家一级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有“市民”，而没有“公民”。发达国家甚至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基本社会政策都是国家统筹的。中国的国家统筹不

    是不能实现，而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低

    级别的地方化统筹不可避免。

    但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足够条件来提

    高统筹的级别。这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达成，逐步地从市一级提升到省

    一级，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统筹制度建设对扶贫所带来的效果，会远远超越80年代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各种扶贫方法。

    1. 本文写于2018年1月16日。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

    近来，中国各方就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行着一场大讨论，即

    下一步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从从前的两位数增长稳步下降到7%左右，并希望

    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尽管这些年来保持了预期的中速增长，但

    近来经济下行压力突然加大。这里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

    就内部因素来说，既有客观层面的结构调整因素，也有政策意向所

    导致的营商环境的变化。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情

    况是很显然的。在很多年里，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着经济

    的增长，但现在这三个领域都出现了问题。国家主导的投资主要是对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且高峰期已经过去。技术投入也在进

    行，并且比重一直在提高，但人们很难预期什么时候可以有新技术出

    现。消费在增长，但也出现了瓶颈。十八大之后，从前占据很大份额的

    官员消费，因为持续的反腐败斗争而得到了有效控制。

    因为反腐败方面的制度化建设，这一块消费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因

    为收入差异，富人群体已经消费过度，规模并不太大的中产阶层该有的

    也有了，并且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不愿消费。较之发达

    国家的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除了一些年轻人

    以外，大部分中产阶层不敢过度消费。广大的穷人则仍然处于消费不足

    的状态之下。

    尽管近年来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精准扶贫运动，但要把穷人转变

    成为消费者，有很长的路要走。出口的困难更显而易见。在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之后，出口在很长时间里有效拉动着经济增长，但近年来随着欧

    美市场的变化，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的份额一直在下降。现在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行，希望出口拉动经济不再现实。外部因素除了上述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

    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基础

    之上的简单经济扩张。因为存在着廉价的生产要素，西方技术迅速向中

    国扩散。简单地说，西方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很快使中国成

    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确切地说，是“组装业基地”)。现在，这种简单扩

    张的数量型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到质量型经济

    增长，技术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试图通过技术升级来追求高附加值

    经济。

    不过，这也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说，中美贸

    易战与其说是贸易战，倒不如说是技术冷战。美国不断游说西方国家

    (尤其是其盟友)“围堵”华为5G(第5代移动通信网络)，显然是美国

    认为华为在这方面较之于美国具有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在技术方面，尽

    管中国一直在强调“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

    面，也不是说中国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和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的技

    术交流仍然重要。不管怎么说，尽管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但

    总体上和西方的技术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突破西方对中国的技

    术“围堵”是中国的一大挑战。

    政治言论左右营商环境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变化导致了营商环境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近年来，在社会层面，一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回归，极左言论不断出现，甚至前段出现“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论

    调。这种极端的言论无论是对内部民营经济，还是对外资都产生极其负

    面的影响。

    尽管中国在法治方面也努力不少，但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意识形

    态的变化一直被视为国家政策的风向标。历史地看，极左言论会对企业

    界产生致命影响，这次也一样。直到最高领导层多次出来表态支持民营企业，才减缓了企业界的担忧。再者，近年来，党建成为执政党的一个

    重要议程，如何在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是各级领导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不过，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从短期来说，如果不能保证较长期的中

    速增长，中国仍然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产阶层的扩大仍

    然需要经济增长，而大规模的扶贫更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支撑。更

    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对实现今后“两步”的重要性，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实现强国。

    怎么办？经济既然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改革也就必须意在改善内

    外部营商环境。实际上，改善营商环境也是2019年两会的重点。就内部

    改革而言，主要聚焦于大规模的减税。很显然，减税很重要，赋税如果

    太重，就会影响企业运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很多地方也在改变

    前段反腐败斗争中趋于紧张的政商关系，一些地方容许和鼓励官员和企

    业家“交朋友”了。

    不过，经验地看，这些方面的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应，但不

    能解决长期问题。赋税不能为零，并且减税之后，政府仍然需要收入。

    尽管可以大力提倡“节省开支过苦日子”，但这毕竟是一种说法。如果没

    有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缩小政府规模，政府开支很难减少。随着新一

    波机构改革，政府规模反而有再次扩张的压力。

    政府收入从哪里来？无非是三大来源，即土地和房地产(尤其是地

    方政府)、政府债务、发行货币。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三方面的资

    源已经使用过度，空间有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收入已经高度不

    平等、社会严重分化，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

    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趋向高税收方向发展。这是社会稳定和发

    展所需；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会缺失基础。

    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至关重

    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两方面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家

    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总体财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安

    全，私有财产就会随同其主人(企业家)“逃亡”。针对减税，一些企业家说：“感谢给我这个赚钱的机会，但我赚的钱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

    障。”在财富随时归零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刺激举措都会显

    得苍白无力。

    寻求更高的内部开放

    实际上，中国企业家及其财富的流失一直过于严重，以往这个问题

    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韩

    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

    产阶层达到70%左右。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以往40年间，中国的经

    济增长甚至超过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很小，不

    足30%。财富去了哪里呢？这笔账需要算一下。不管如何，企业家及其

    财富的“出走”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生命安全”也应当包括政府官员和

    国企官员的生命安全。反腐败需要建设制度，而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

    的道德水平和党纪。很多官员的腐败是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

    人性所致。

    规制型政府建设需要加速和加强。就政商关系而言，没有建立起政

    府和企业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一直处于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个人关

    系层面。经过这一轮反腐败，现在两者都害怕和对方发生关系，因为一

    旦发生关系，监察部门随时都会找上门来。也就是说，两者的关系仍然

    没有转型，依然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个人关系。只要是个人关系，就

    很容易腐败。从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型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

    有可能的，至少从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谁都明白了，但仍然没有体现在实践

    层面。各级领导仍然继续频繁使用政治和政策手段(例如各级领导的讲

    话和政策表态)。在实践层面，政治和政策手段的效用越来越低，并且

    这些都是临时应付的手段，不是可持续发展之举。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开

    始之后，强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并非毫无道理。至少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说，这两种权利为企业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日本

    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并不是说，资

    本可以为所欲为。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导致了方方面面的社会政策的

    确立，用来有效保护社会，实现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中国也可以从

    西方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发展的经历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对外来说，人们不应当误解目前西方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

    济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什么情况，资本扩张

    的本质不会改变。整个西方现在属于制度调整和重建的阶段，之后的再

    出发就是寻找新的开放和扩张政策。可以说，今后的竞争不是看谁封

    闭，而是看谁更开放，是对开放的竞争。

    对中国来说，不开放导致“挨打”和失败，这是大历史的教训。所

    以，中国不会走回头路。近年来，即使西方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也

    一直继续坚持开放政策。从世界经济论坛到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多次

    强调开放对于中国本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政策话语也表现在政策层面，包括十八大之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十九大之后的自由贸易港试验区，和近来的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多边主义贸易体系，这些试验都聚焦于内部的开放。

    内部开放具有单边开放性质，意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更高的开

    放度。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是在“一国两制”的

    环境下进行，大湾区可以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多边贸易体制学习，先向港澳实行单边开

    放，再逐步扩大范围。

    近来两会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尽管实施细节还有待制订，但也显

    露出新一轮和国际接轨的趋势。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强大能

    力吸收消化单边开放所带来的成本。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请进

    来”和90年代“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单边开放的含义。更大规模的

    单边开放政策，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和改革不仅仅是内部意义上的，而

    且也是国际层面上的。这是新版本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1. 本文写于2019年3月19日。第二章

    中国新时期的内部风险

    股市、房市与中国非典型经济

    这么多年来，困扰着中国政界、学界、商界和普通民众的，莫过于

    股市和房市了。各界不知动用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来应对这

    两“市”，但大多都是事倍功半，两“市”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给人越来越

    糟糕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两“市”所呈现出来的局面既反映了中国经

    济的非典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界的窘境与难堪。

    在很多治理有效的国家，一般说来，政策领域的决策和政策研究是

    相对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保证了政策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尽管政策研

    究者也避免不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因为研究是开放的，各方的利益

    都可以先表达出来，再经过正式的讨论程序，基本上可以知晓各类政策

    会导致的结果和对各方的影响。政策研究者当然决定不了决策者会接受

    哪一个方案，因为接受哪一个方案又是另外一个政治过程。决策者(一

    般都是政治人物)最终接受的方案，可能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的综合

    方案。

    不过，也有一些强势政治人物可能会接受比较极端的方案，但这种

    决策行为往往会导致精英阶层的分裂，反而使得政策的通过或者执行遇

    到巨大的阻力。这个过程尽管漫长一些(即低效)，但也在减少错误的

    同时实际上提高了决策和执行的效率。

    与之不同，中国政策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决策者既是政策研

    究者，也是决策者。这个政策模式的优势在于决策效率高，但其劣势也

    是存在的，即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论证过程，政策往往缺失科学性，要

    么产生负面的政策效果，要么就执行不下去。很显然，当决策者也是政

    策研究者的时候，研究者肯定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决策，而这个论证过程

    往往选择对决策有利的证据，而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对决策不利的证

    据。中国的股市和房市就是这种决策模式的产物。先说股市。早期股市

    是内部操作和腐败的象征。但这可以视为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很多国

    家的股市早期也是这样的，规制化之后才规范起来。即使到了今天，股

    市领域的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腐败是人性所

    致，人们总是要想办法来逃避规制以获取“不义之财”。中国也是一样。

    在这个领域，一旦有新领导人到位，就必然会在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这

    些方面下功夫，以求股市的复苏和正常运作。但问题在于，股市领域的

    反腐败已经持续那么多年了，但股市仍然不见好。人们就不能简单地把

    股市的现状归因于内部操作和腐败了。

    其实，股市的好坏反映了一个社会对经济前景的预判。如果人们对

    经济前景预判正面，那么就会投资于股市，因为人们相信投资股市会有

    好的回报；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股市不好表明社会对经济前景预判不

    好。

    整治房地产收效甚微

    再说房市。在任何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支

    柱，对一个社会的稳定至为关键。因为人人都需要看医生、接受教育和

    居住，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也被视为国家乃至人类进步的标志。但进步来

    之不易，很多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早期这三个领域也

    被高度市场化，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这三个领域不再被视为典型的经济

    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即使具有经济性，也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经济领

    域。

    正因为如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往往投入巨大，承担着很大的责

    任。西方民主从早期的少数人民主转型到“一人一票”民主，对这三个领

    域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需要选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动力

    在这些领域花钱。在西方之后，东亚经济体(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

    在这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教训，政府主动在这些方面做社会建设，避免了欧洲式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那些曾经沦为西方殖民地，到今

    天为止经济发展仍然落后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也不敢过于市场化。在

    这些国家，因为经济不发展，政府也难有作为，但政府在这些领域的

    (理论上)责任仍然存在。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些社会领域里实现的基本上就

    是在西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很多其他领域，例如经济领

    域的国有企业部门和政治领域的官员特权部门(反映在住房、医疗甚至

    教育的“特供系统”上)，新自由主义则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无法进入。

    这造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或者市场化

    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则市场化了，或者过度市场化。

    到今天，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波主要的社会领域产业化或者市场化。

    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医疗的产业化；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之后开始了教育的产业化；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

    住房的产业化。并且，一旦产业化，马上就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暴富”现

    象。“暴富”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是人人都需要的领域。同时也容易理

    解，随“暴富”而来的则是社会的“抱怨”。这么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些

    领域越赚钱，社会的抱怨声就越大，因为这些领域越赚钱，表明这些领

    域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

    具体就住房来说，改革开放之前在城市是计划经济，城市住房实行

    单位(国家)分配制度。这在这个领域造成了“短缺经济”现象，因为在

    计划经济下，国家没有经济动机投资这个领域，投资只是根据政治的需

    要。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块也没有大动作；尽管很多

    地方，尤其是沿海改革开放早的地方，开始探索新的住房政策，但在国

    家层面基本上维持原来的制度。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房地产开始全面产业化，因为决策者希望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刺激经

    济的发展和抵御金融危机。

    当时国家意在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四万亿”，大多流向了最容

    易“暴富”的房地产。之前，房地产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民营领域，但“四万亿”导致了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进入房地产领域。

    无论是民企、国企还是地方政府，在房地产领域“以钱为本”，造成了今

    天的局面。尽管政府多年尽心尽力地整治房地产，但收效甚微。这也很

    容易理解，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

    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三大既得利益者。

    回到两“市”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它们之间已经进入了难以逃脱

    的“恶性循环”。两“市”关联性极高，几乎为一体。房市好(价格高)，资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股市不好，资金流向房市，房市肯定难

    以控制和治理；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越大，而泡沫越大，经济风险

    就越高；经济风险越大，决策者就越没有动机去治理，因为谁也不想在

    自己任内房市泡沫破裂，决策者所做的只是尽力推迟泡沫破裂。这些从

    经验上很容易观察到，如何逃脱这个恶性循环呢？

    这里面反映出个体(家庭和企业)和社会国家整体利益在发展过程

    中的矛盾。就个体而言，入房市而避股市表现为理性。进入房市原因很

    多，但如下三个原因极其重要，影响人们的决策。第一，巨额利润。多

    年来，房地产是最赚钱、最容易赚钱、赚快钱的领域，甚至出现实体经

    济领域辛辛苦苦数十载，还不如倒卖一两套房子的情况。第二，城镇化

    大潮下的“刚性需求”。大量人口进入城市，需要住房。尤其是堆砌了大

    量优质资源的一线城市，因为就业、就学、医疗机会等因素，没有任何

    有效的办法阻止人口的进入。第三，对未来的“投资”，上述两个因素也

    促成人们把对未来的预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

    但对社会和国家整体来说，入房市而避股市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的。房市泡沫已经过度，只有一线城市还存在刚性需求，很多

    三线、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空置房。一线城市刚性需求的形成也

    是非常复杂的。一是经济规律所致。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在往大城市集中

    (例如日本的东京)，因为资源自然地会集中在大城市。中国更是如

    此，因为城市的行政级别，往往把大量的优质资源放在一线城市，三四

    线城市优质资源远远不足，不能吸引人口，更不用说人才了。但泡沫总会有破裂的一天，破裂的那一天，不仅是对经济的最大伤

    害，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开始。股市反映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中国到今天

    为止人均GDP也不到一万美元，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提升为高

    收入，经济体都需要发展实体经济。而股市上不去，表明人们对实体经

    济预期不好。

    为何入房市而避股市

    入房市而避股市，说穿了就是钱的流向问题，即钱流向了房市，而

    没有去实体经济。社会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要通过再投资而保值和

    升值。那么，为什么钱流向房市，而非股市？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

    社会领域的“市场化”，人人需要的社会领域一旦市场化，肯定在一段时

    间内非常赢利。

    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入股市？这里的原因也不难找，至少可以从如

    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投资空间不足。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发展空间

    仍然巨大，市场潜能也大。但为什么投资空间不足？一是企业家精神不

    足，创新能力低下。二是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一些领域是效率

    低下，更多的领域就是毫无作为，白白占据空间，浪费了空间。在理论

    上，人们明白了国有企业会占据自然垄断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而需要把竞争性领域开放给民营经济。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时期甚至

    提出了，即使是被视为敏感领域的军工部门也可以开放给民营企业。但

    现实情况不是这样，一些国企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作为但到处“与

    民争利”的局面。

    第二，财富增长机制不足。房市被视为财富增长的领域，但包括基

    金制度在内的金融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并且往往在两个极端徘徊，要么放任自由，要么一刀切地控制。基金等机制的不发达自然影响股市。在发达国家，基金是股市的一个主力军。

    第三，财富保护机制不足，主要表现在法治不足。首先是财富保护

    机制，无论是私人财富还是国有财富都应当得到同样的保护。中国已经

    制定了《物权法》，现在人们期待民法典的出台。这里，发展的关键是

    法治。但在现实生活中，法治进步不大，而意识形态也出现了回归的苗

    头。在法治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必然影响

    财富拥有者的信心。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把法治应用到企业

    家或者商人的人身安全方面。企业一旦出现危机，政治和行政解决仍然

    占据着主体，而非法治，企业家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要理顺两市，就要掌控钱的流向，即把资金从房市导向股市。因

    此，既需要大力控制房市，避免房市泡沫破裂，又需要通过解决上述问

    题，大力开拓股市。如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预期同时实现经济、政治

    和社会的多重目标，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

    定。

    1. 本文写于2019年3月5日。房地产与中国社会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把房地产与中国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可能很多人

    已经不会感觉到过于夸张了。也就是说，房地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命运

    是进步还是退步，是稳定还是波动，是改革还是革命，是幸福还是悲

    惨。

    实际上，很多年来，房地产的变化最能牵动中国社会的神经，而今

    天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峻了。在政府调控接连失效之后，人们已经对房

    地产失去了信心，自私的人们都在疯狂，希望在泡沫破裂之前进行最后

    的一搏。

    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金融与全球经济的未来》的书。在总结了

    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后，作者说，他从危机中学习到了两点。第一，泡沫持续的时间远较我们预估的要长。以前的危机是这样，这次(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也一样，都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最后破裂。第二，泡

    沫破裂的速度也远较我们预估的要快。

    作者把金融经济称为“炼金术”，认为终究会终结。不管从哪个角度

    来说，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就面临着这种情形，人们都知道泡沫总有一天

    会破裂，只不过不清楚是哪一天；而在破裂之前，人们不仅还会继续处

    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并且会对此推波助澜。

    实际上也如此。近年来，中央高层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现实刚好相反，房子被用来炒，而不是用来住。这

    个趋势越来越严峻，在住房大量空置的同时，房价继续快速上涨。201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中国经济的几个不平衡，其中一个就是房

    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房地产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然的，不需要多说。

    炒一套房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实体经济公司数十年的努

    力。“上市公司买房救公司”，“两个有房产的人结婚相当于两个上市公

    司合并”，“为了买房，一个老太太结婚数次”等新闻报道，一度充斥着

    新闻媒体。

    确切地说，住房在中国已经远远超出其居住的自然属性，而涉及个

    人、家庭、集体、道德伦理等方面。历史地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

    住房，能够像中国这样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

    中国房地产领域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几个方面全面失效的结果。

    其一，经济学的失效。经济学家从简单的供需出发，把重点放在土

    地供应和人口自由流动上。如果住房有充足的供应，那么就不会出现现

    在这样的情况。不过，很显然，房地产并非由供需市场决定。一线城市

    供应不足，而二、三线城市住房大量过剩。经济学也假定，如果户籍制

    度改革容许人口自由流动，那么情况就可以改变。不过，即使在没有自

    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怎么做也无法控制人们涌向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2 000万了，还没有停止增长的

    迹象。

    其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失效。多年来，政府千方百计采取各种限购

    政策，但效果不仅不佳，反而恶化了局势。限购只是暂时现象，一旦放

    松，泡沫会变得更大，不仅没有消耗掉泡沫，反而使得泡沫膨胀得更

    快。

    其三，市场的失效。市场的失效非常容易理解。不管一线城市的房

    价多么离谱，人们还是拼命离开二、三线城市，拥挤到一线城市。这

    里，价格因素不起任何作用，大城市的房价越高，人们越疯狂；而二、三线城市的低价住房则吸引不了人们的兴趣。

    其四，社会压力的失败。中国社会一直对房地产的现状感到不满，也用各种途径表达着不满，但社会的压力显然没有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上面，或者市场波动上面。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尽管人们普遍感到不满，但人人都想成为房地产的“利益相关者”，从中得到一份利益。对没有住

    房的人来说，不满是真实的；但对很多已经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针对

    的只是利益分配不公，或者希望再多得一些利益。

    避免房地产泡沫破裂需要大变化

    如果要避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必须有伤筋动骨的变化。一旦房

    地产泡沫破裂，那么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了，而很可能

    是整个中国社会。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越来越高的房价已经使得一些

    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降低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人人需

    要住房，当人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房地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而是城

    市体制问题，是城镇化模式问题。这里不再重复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弊

    端，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房地产病只是中国城镇化模式的一个

    反映而已。

    由于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的特殊性(例如城市所具有的行政级

    别)，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在优质资源

    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所有意在促进社会进步的改革显得“违反”人性，从

    而变得无效，甚至失败。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因为一线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需要

    减少人口，因此很多城市都在出台驱赶没有城市居住权的人(往往是农

    民工和穷人)的政策，但问题在于穷人最需要交通便利、能够找得到工

    作的城市。例如，城市的医院太拥挤了，但问题在于只有在城市才能找

    到好医院、好医生，老百姓为了一条命而到城市找医院和医生是人性所

    趋。例如，尽管城市里的学区房已经太贵了，但房价还是拼命往上涨，这是因为城市的学校太好了，人们只有把自己的小孩送入这些学校，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所具有的优质资源，使得城市聚集的既得利

    益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强，这更使得改革变得越来越困

    难。例如，讨论多年的房地产税迟迟不能成为现实，只是反映了既得利

    益者的阻力是多么强大这样一个现实。更多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更多的优

    质资源，也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因为既得利益者是中国社会最有

    权势的群体。

    事实上也如此。这些年来，国家的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

    市，而很多二、三线城市则得不到应当有的资源，更不用说乡镇了。大

    城市越来越富，中小城市越来越穷，城市间的差异，便是利益在不同社

    会阶层的差异的反映。

    如果这个逻辑不改变，那么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的发展会变成几个

    大城市的发展，即围绕着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实际上，这也正

    是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所设计的发展模式，即大城市群模式。如前面所

    说，尽管大城市已经过大，但仍在扩张。城市的扩张已经变得不可控

    制，而扩张的最后结果便会是“大爆炸”。

    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小城市包围大城市的局面，并且越往城市中心越富裕，越往城市边缘越贫穷。随着经济的下行，人

    们(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工资不见增长，但房价越来越高。即使有一

    天，这些人会因为城市高昂的成本，而被迫移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更

    小的城市，但因为二、三线城市优质资源的缺乏，就业不足等因素，他

    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便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毕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已经实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

    利，也产生了权利的概念；一旦在现实中，这些群体实现不了自己基本

    的权利，他们便会转向政治。这个趋势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无

    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非西方国家。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

    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现在正

    努力改变这种失衡。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房地产问题并非房地产

    本身所引起的，而是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所致。因此，通过管控房地产

    (例如限购)已经不足以实现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

    社会均衡的进步。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房地产本身，而没有把房

    地产置于城镇化模式中来考量，因此所出台的举措远远不够。要改变房

    地产的严峻形势，必须做一些大的改革举措。有几个改革举措可以考

    量。

    第一，实现“新三线计划”，把优质资源分散到二、三线城市。大城

    市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使得改革

    不可能。政府先行，要把一些政府机构搬到二、三线城市。这方面，中

    国可以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政府机构走到哪里，优质资源就会跟随到

    哪里。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可以搬离大城市，走向二、三线城市。优质的

    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在二、三线城市设置分支机构，总部留

    在城市以减少阻力，但总部定期派优质专业人才去二、三线城市工作，就如同政府内部的干部交流制度那样。

    第二，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二、三线的很多城市面临着严峻

    的房地产泡沫，而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年轻人没有居所。为什么不可以实

    现“居者有其屋”呢？在优质资源逐渐流向二、三线城市的同时，通

    过“居者有其屋”政策鼓励和吸引年轻人到那里就业、创业。这样，既可

    以避免因大量的人才留在大城市造成的浪费，也可以促进二、三线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二、三线城市社会政策的改进。随着优质资源分散到二、三

    线城市，那里的社会政策也可以跟进。例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可以在二、三线城市建设更多的医院、养老院等。各类学校、体育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等也可以跟进建设。

    第四，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农村的现代化。要考虑到，即使中国的城

    镇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即70%的水平，也仍然会有5亿多人口生

    活在农村。要避免这个庞大的群体“包围”城市，对城市构成不可承受的

    压力，那么就不可以忽视农村建设。

    而且，因为教育的扩张和农民工这个特殊阶层的形成，今天的农民

    已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而是具有和城市居民同

    样权利观念的新农民。如果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权利观，那么将会犯巨大

    的错误。因此，小城镇建设和农村的现代化非常必要，这个过程既可以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打下基础。

    1. 本文写于2017年4月4日。中国财富去了哪里及如何留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

    市场机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市场机制为中国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中

    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贫穷国家，跃升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

    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GDP而言，也从当时人均不到

    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 000美元，大部分人口拥有包括住房那样的资

    产。这样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史上十分罕见，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

    不过，从总体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还很少，社

    会底部人口数量仍然巨大，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

    大”的橄榄型社会，即学术界所说的“中产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还

    没有建立一个需要大量财富支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近年来人们争

    论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亚洲那些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即早先的日本和后来

    的“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30多年时间里，不仅实现了经济奇迹，从贫

    穷经济体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即高收入经济体)，还实现了社会奇迹，即培养了占这些经济体70%的庞大中产阶层。相比之下，尽管中国的改

    革开放将近40年，取得了同样的经济奇迹，但社会奇迹并没有同步出

    现。

    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因为中国社会人口规模巨大，这部分“极

    少数人”的绝对数量也不少。不难理解，从海外看中国，中国俨然已是

    一个富裕社会。

    这种印象当然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巨大。日本和“四

    小龙”的社会奇迹，是由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收入分配机制所造就的，即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出

    现巨大的收入差异。(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的影响，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出现很大的收入分配差异。)

    中国仍有大规模贫困人口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口还是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近

    年来进行的精准扶贫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曾经使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但今天仍有很大规模的贫困人口；除了原来

    没有脱贫的人口之外，新的贫困人口也在出现。

    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都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

    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国家财富去了哪里呢？实际上，研究中

    国财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财富的获得更为重要。创造财

    富固然重要，但保护财富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所

    创造的财富就会流失。中国的财富流向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

    量。

    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财富流向海外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在政府控制外汇的时候收敛一下，一旦控制放松

    就会恢复常态。无论是对外投资、购置不动产，还是存入外国银行或其

    他形态，归根结底，财富离开中国而长驻海外。

    第二，财富到处流转和折腾。财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

    称，内资变外资。很多中国企业一旦做大，就到海外注册成为海外企

    业，但实际上海外也没有多少赚钱的机会，就再到中国投资赚钱。这种

    身份转换尽管可能并没有转换主人，但财富已经不属于中国。

    第三，财富的浪费。财富的浪费是惊人的。很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

    到海外投资，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资环境，造成损失，甚至是完

    全的失败。这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其中，国企在海外的亏损尤其引人注目。国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当地社会的政

    治经济风险，甚至光考虑政治需要，而忽视了经济要素。

    国企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大额

    投资，往往因为政治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严重亏损。

    国内的一些国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很多国企尤其是

    地方国企，尽管有大量的亏损，但没有倒闭。无论是用财政方法，还是

    用金融方法来弥补亏损，都是在消耗财富，因为政府的钱不管用什么方

    式获取，最终都是来自老百姓。

    第四，各种类型的腐败。正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所揭示

    的，中国腐败的深度、广度和额度都令人触目惊心。腐败不仅干扰正常

    的经济生活，影响财富的创造，更造成财富的巨大浪费。就官员来说，因腐败而得来的“财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费，也不敢存入银行，往往是

    东藏西藏。

    财富需要有效的法治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的财富行为呢？这里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几个方面

    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尽管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在建设法制和法治方面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设一个完善的法

    治体系需要很长时间。再者，即使执政党在理论上一直强调法治，但落

    实到具体执行时，一些党政官员缺乏法治观念，对财富(财富的拥有

    者)“乱作为”。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极左思潮抬头，使得财富更感不安

    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海外跑。李嘉

    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诚那样的商人绝非少数。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极左思潮抬头是有其经济根源的，那就是社

    会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所引入的可以说是原始市场机制，需要政府确立的社会保护机制不

    足，甚至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极少数

    人，而大部分人没有获得应当得到的财富，少部分人甚至成为牺牲品。

    尽管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中国的思想

    渊源更为深厚，加上贫穷人口很多，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

    贫”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也不能说

    不重视社会政策建设，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只要这

    种情况继续，社会的激进思想就不会消失。而激进思潮的存在对财富是

    一种威胁，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第三，公权力没有限制或不作为。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

    限制。在公权力面前，更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政

    府总体上亲商，但这种亲商往往以腐败为前提，即官员和商人的关系表

    现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为你办事”。

    官员对商人往往是一种掠夺关系，前者经常直接向后者要钱。在很

    多地方，政商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传统的“一朝官员一朝商”的恶性循环，领导人一变动会导致一大批商人“死亡”。除了权力对财富的掠夺，公权

    力的不作为也影响财富的创造和安全。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财富需要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但一旦掌

    权者失去提供保护的动机，财富很快就会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败的

    高压下，一些官员的态度变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为什

    么要为你办事”。再者，反腐败斗争以来，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可以

    牵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带着其财富出走海外。

    第四，没有有效的监管。这也是政府失责的结果。至少有两个结

    果：首先，没有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盛行“大鱼吃小鱼”的现象，金融业和互联网企业大肆收购实体企业，导致金融、互联网、房地产业和实

    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被不当收购。其

    次，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

    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最终必然出现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政府又简单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关停企业、“抓人”等来整治

    它们，造成财富的大浪费。

    第五，财富本身失去方向。资本的本质是自我积累和扩张。在中

    国，这种简单的积累和扩张并不可行。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

    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因为政府不放心企业财富的“政治化”，企业需要政

    府的支持进行再扩张。

    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

    慈善的不发达不仅仅是企业家层面的问题，更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例如

    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实际上，即使财富进入了慈善领域，政府

    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

    多管道留住财富

    如何留住财富呢？明白了上述财富流失的根源，这个问题也不难回

    答。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加紧建设法制与法治。这是根本，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

    法治经济。市场与法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这里不多说了。

    第二，追求公正社会。不仅要加紧社会政策建设，而且要尽快推行

    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政策。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既不

    安全，法治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原来腐败的政商关系不可行，现在已经

    提出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放任企业在无政府状态中发展并

    不是亲商，因为最终当企业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必将粗暴地对待，甚

    至加害企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需要有效的监管。

    第五，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

    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

    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积累了很丰富的

    经验，不难引入。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

    有恒心”。“恒产者”即中产者。无论是穷人的减少，还是中产阶层的壮

    大，都关乎财富。没有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和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

    制，一样很难保证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说进入高收入社会

    了。在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后，人们更需要找到有效的财富保护机制。

    实际上，只有同时拥有两者，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1. 本文写于2017年8月8日。商与中国政治

    自中共十九大前开始，在对房地产、金融领域延续至今的整顿过程

    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被人们视为“大鳄”的企业或企业家。如果说十八

    大之后政治领域反腐败斗争重点在“官”，那十九大前后反腐败重点已经

    覆盖经济领域的“商”。正如政治领域反腐败重点在于反政治寡头(或官

    方所说的“团团伙伙”)，经济领域反腐败的重点也在于反经济寡头，尤

    其是那些由政商不分所导致的经济寡头。

    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腐败，还是经济领域的腐败，两者具有共同的根

    源，即社会的急剧商业化。中国农业文明持续数千年。尽管一些朝代商

    业也兴盛，但没能发展成近代商业社会。直到改革开放，由于内部经济

    发展和外部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才进入真正的商业社会。

    商业社会对商、对政治、对商与政治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业社会导致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不同的利益须反映到党和政府的政

    治过程中。但如何反映到制度层面呢？这就是党内民主的内容。但因为

    对什么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如何进行缺乏经验，很快就出现了西方化

    的趋势，即以单纯的“票决”来决定党内权力分配。党内“票决制”没实行

    多少年，很快就出现了政治寡头，党内民主也开始向领导层的“团团伙

    伙”演变。这就是政治领域反寡头的背景。

    经济领域寡头的产生逻辑是一样的。如同西方商业社会的早期，经

    济领域实行的往往是“先发展后规制”的原则。房地产、金融等所有领域

    都是如此。因为毫无规制，这些领域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处

    于“自由放任”的状态，这就使得这些领域很快就出现了“寡头”。“自由

    放任”导致寡头，这一点中西方没有什么不同，是普遍的经济规律。

    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所出现的问题。经济领域反腐败、反寡头，西方也发生过。经济领域的反腐败和反寡头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因为不同时

    代会出现不同的腐败和寡头。在西方，反腐败、反寡头之后，落实到制

    度上就是现代规制型国家的产生。

    总体上说，不同的文明会产生不同的规制。一种规制如果不能同本

    身的传统文化相吻合，其失败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其成功的可能性。或

    者说，现代化的规制要考量自身文明的特点，用中国官方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就政商关系而言，中国文明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简单地说，中国

    文明有两个既优秀又具有现代性的传统，即“政教分离”和“政商分

    离”。“政教分离”即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不是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就“政

    商分离”来说，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意识

    形态。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处于最底层。当然，这不是说商最

    不重要。商是掌握财富的。就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来说，次序便是士商

    农工，商仅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农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很高，但数

    千年里，农是最底层、最辛苦的阶层。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只不过

    是历代统治者对农业文明的认同，或者说“重农主义”。

    其次，在实际操作层面，商不能直接转变成士，钱不能直接转变成

    权，尤其是商的意识不能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商人也有被皇帝录用从政

    的，尤其在早期。例如汉代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其中桑弘

    羊历来就被视为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大臣。当然，皇帝任用商人是因为他

    们的能力，并不是他们作为商人的意识。桑弘羊等人所实施的政策是反

    商人的，与商人企业家争利。一些朝代对官位也有买卖发生，商人

    是“收购”这些职位的主体，但大多数是一些不重要的职位。统治者这样做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担任那些买来的官职的商人也会被同僚

    (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看不起。

    但是，朝廷也提供社会空间给商这个群体，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

    这里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一些有才干的大商人直接为皇权服务，为

    皇帝或其家族“打工”。传统上，皇帝的财库和政府的财库是分开的，皇

    家拥有很多企业。经营和打理这些企业的往往是商人。为皇帝或皇族直

    接提供服务的商人当然能够享受“皇恩”，产生不小的经济甚至政治影响

    力。

    第二，容许商人的下一代参加科举考试，鼓励他们用财富为皇帝培

    养人才。皇帝对商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很不放心。一个方式是容许商人购

    买土地，商是可以流动的，但土地是不动的。商人购买土地之后，皇帝

    就比较放心，因为原则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皇帝也不容许

    商人购买太多的土地，因为这又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但对商人投资下一

    代，皇帝则是乐意看到的。历史上，在一些富裕的地方，商人家庭甚至

    比士家庭培养了更多的士。

    第三，商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地方上的慈善社会服务基本上由

    商人提供，或士商合作提供。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延续数千年的政商关系不能说不成功。商从来

    没有挑战过皇权，而皇权一直能够维持其对商的有效统治。当然，从商

    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商关系非常不成功，甚至是大失败。中国为什么

    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很多，政商关系也是其中一

    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关系维持了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扼杀了企业家的创

    业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和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是有关联

    的。

    政商合一成裙带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商关系基本上出现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都

    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第一，从政到商，即党政官员通过“下海”方

    式，转政为商。在这种方式下，党政官员充分利用其原来的政治行政资

    源来经商。第二，从商到政，商人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

    议等政治系统，或者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例如工商联和商会)，商人

    通过正式的渠道和政治过程发生关联，对政治发挥作用。

    很多年里，商人已经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系统成为一股不可小看的政

    治力量。从一个方面说，这是政治的进步，因为商人获得了正式的政治

    参与渠道。但另一方面，因为对商人的选拔(进入人大或政协)过程没

    有制度化，尤其没有公开化，往往简单地以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衡

    量，这里面的腐败也难以估量。

    第三种形式更为糟糕，即政商合一，无论是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

    方式。政商合一已经形成人们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和资本

    的合一不仅导致巨大的腐败，也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三种形式中，所谓的政商关系并不是政府作为

    一个实体和商人作为另一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官员个体和商人

    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第二种形式中，一个商人能够进入人大或政

    协系统，往往是因为其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哪一名官员

    看中了哪一名商人。如果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制度化和法律

    化；但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很难制度化和法律化，而且这个关系也是不

    可继承的。因为是官员个体和商人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

    易”产生腐败，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录用企业家进政府

    如何重建政商关系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界各国并没有一

    个理想的模式可供中国复制。在西方早期，诚如马克思所说，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所谓的代议制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来随着民主化的扩

    展，尤其是大众民主的出现，政府的基础从资本转移到社会(选票)，政府就不仅不能单纯地代表资本的利益，而且对资本的规制越来越多。

    今天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西方政商关系也面临挑战。一些国家例如美

    国，商人直接主政。但不管西方政商关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法治的

    构架内演进是无疑的。法治本来就起源于政商关系，也已经成为西方政

    商关系的基因。

    同样，东亚社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早期，曾经

    建立了有效的政商关系，在官商之间打造权力合法化的桥梁，使得政府

    和商人协作，推动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些经

    济体的政商关系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韩国和中国台湾最为显著，政商

    关系造成政治腐败。

    中国重建政商关系的过程可以参照所有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但也必

    然要考虑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塑士这个阶层

    (即统治阶层)，以及这个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中共十九大所强调的“政治家集团”非常重要。“政治家集团”是中共对自

    身的认同，类似传统上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认同。对于这个阶层，关键的

    问题在于建立自我认同，因为自我认同决定了其执政意志。

    传统上，皇权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科举考试等方法，成功地让从

    各个阶层(主要是士商)录用的官员建立这种认同感。官员来自不同的

    阶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政府的社会基础，认同感又保证了官员对

    皇权的忠诚。如何在各社会阶层(包括商)录用人才，同时确立他们

    对“政治家集团”的认同，这仍然是当代的政治挑战。

    再者，在商业社会，商的作用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能比拟

    的。不管政商关系会产生怎样的腐败，政商关系必然会存在，人们所要

    避免的只是腐败的政商关系。实际上，如果不能保证和维持企业家群体

    的企业家精神，商业社会的运转难以为继。可持续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同时，要保障清廉的政商关系，法治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环境里，当务之急是把政商关系从个

    体层面转化到实体(组织)层面，必须以法制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商关

    系。

    除了继续扩展企业家正常参政的渠道，也可以向传统学习，直接录

    用企业家进政府。商人与政治家集团没有本质的矛盾，只要商人对政治

    家集团有高度认同感。政治家集团的统治不能再像传统那样排斥企业

    家，而是应当主动接纳他们。在全球化和资本过度的今天，国与国之间

    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精神的竞争，重新梳理

    和重建政商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和重要过。

    1. 本文写于2018年4月3日。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根据马克思“经济是

    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人们可以说，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

    起，就没有国家的崛起。近代以来，无论是早些时候西方的崛起，还是

    后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从反面来说，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但如果没有一个企

    业家群体的支撑，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不说久远的历史，苏

    联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替代了企业家的角色，尽管在成立之后的一段

    时间里，苏联能够集中最大的资源来搞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最终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和西方的竞

    争过程中败下阵来。

    类似地，二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赢得独立之后，即使政治领

    袖具有崛起的雄心，但因为缺失企业家群体，经济发展缺失主体，国家

    崛起计划只好付诸东流。历史地看，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的重要性，但政

    治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支撑，往往是无效的政治、空洞的政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崛起也是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中企

    业家群体的作用自然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不过，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因

    为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企业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总体来

    说，中国仍然以商人群体居多，而缺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

    联，又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以钱的多少来

    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和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表现出至少如下特征。(应当指

    出的是，这些特征也表明了这个群体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些特征与其说是中国企业家的本质，倒不如说是他们所处的环境

    造就了这些特征。)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大多数人见钱眼开，唯利是

    图，但对科学技术不那么感兴趣。商人自古就有，但企业家更多是近代

    工业化的产物。经验地看，近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是资本和科学技术相

    结合和整合的产物。西方的企业家改变了世界，但离开了科学技术则无

    从谈起。世界上很多文明都好商，但商本身不足以构成国家崛起的动

    力。成功的国家都实现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没有这个转型，国家

    崛起会变得极为困难。当代中国尽管也培养了一大批专注技术的企业

    家，但相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个群体的人数仍然太少。

    这些年，中国人蜂拥至日本购买普通的马桶盖、电饭煲等，这是匪

    夷所思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制造优质的马桶盖和电饭

    煲，而是没有工匠精神，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品牌。这样的事情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尽管是制造业大国，但对技术和技术的改

    进仍然处于漠视状态。中国已经远离传统的制造业概念，确切地说

    是“组装大国”。今天，很多企业深深担忧中美技术冷战的来临，因为一

    旦发生技术冷战，技术进口就会变得困难，企业就必然面临生死存亡的

    威胁。

    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企业有无使命？可以说，企业家

    的初心是有的。看看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很多企业最初也是雄心勃

    勃，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可惜的是，逐渐地或者很快地，企业的使命发

    生了异化。对一些人来说，钱就成为唯一的“使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

    和权力的关系来衡量成功。“权力崇拜”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几乎已经

    成为人们的血液，企业家更不例外。尽管表面上看中国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

    层，但在实际层面，商人和权力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红顶商人”层出不

    穷。商人只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但一旦靠近权力，和权力拉上

    关系，便可狐假虎威，似乎自己也有了权力。再者，商人这样做也是有

    经济理性的，赚钱不容易，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经验地说，官商永远是一体

    的，但“官民一体”或者“商民一体”似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官商一

    体主要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企业家或者商人是最懂得官员需

    要什么的一个群体；而官员也最懂得企业家或者商人需要什么。官员有

    潜规则(金钱等)或者政绩工程的需求，企业家和商人有政策寻租的需

    求，两者经常互相帮忙，或者互为工具，通过合作达到各自的目标。

    理论上说，在商业社会，消费者(即老百姓)是上帝，但实际上，消费者是最弱的一方，是最容易被欺骗的一方。这些年来，商界充斥的

    丑闻(毒奶粉、假疫苗、食品安全、假冒商品等)，无一不是针对普通

    老百姓的。尽管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成为庞大经济体的支柱，但仍然没

    有实现其消费权的有效机制。

    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可绝对

    分离。企业家需要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不会太成功。不过，企业家本身不是政治人物(除非弃商从政)，不能把自己视为政治人

    物。当然，企业家参与政治则是另外一回事。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的实践知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关键，可以通

    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把这部分知识贡献给国家。但是

    如果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过程演变成为政策寻租过程，就会离政治过近。

    离政治过近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治变化无常，今天的朋友

    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离政治近可以“培育”出企业家，但更可以葬送企业家。实际上，企

    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费者。不过，很可惜，中国的很多企业家离社会实在太远。

    在很大程度上，一些企业可以说是“政治企业”，只对官员负责，而社会

    则是被忽悠的对象。

    这些年来，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的企业界，但

    到底有多少企业把社会责任当作它们运行的内在动力？对很多企业来

    说，即使是社会责任，大量的行为也是做给政府看的，而并非真心实意

    地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但社会也被破坏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

    护社会的努力实在太少。保护社会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

    当政府和企业都不仅不保护社会，反而破坏社会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

    这个社会的样子。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对中国的企业来

    说，走向国际市场实在不容易。国际市场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企

    业家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走出去”处处受挤压，要承受更多、更大的

    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做更多的努力，尽量根据市场的规则来行事，以减

    少风险。但企业家对这个客观环境认识不清或者没有足够的认识，从而

    把自己推向风险地带。

    很多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一旦看到机会，便失去了理性，什么事

    情都敢做。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

    和权力、官员、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问题在于，如果走出国门之后依然是机会主义者，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化解风险呢？

    国内的权力关系很难延伸到国外。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走出去之后的

    确能够和当地政府权力、官员、政府建立各种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也

    正是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如果对机会

    所包含的风险评估不足甚至看不到风险，最终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社会环境制约企业发展诚如前面所说，企业家所具有的这些行为特征，大多是企业家所生

    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不管其起源如何，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有效地

    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就是说，如果要改变企业家的行为，就必须改变他

    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在这方面，政府作为的转型是关键。在中国，政府本身是企业最重

    要的营商环境，光有企业自身的努力难以改善营商环境。所谓的营商环

    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关系、明确的产权、财产保护等。产权的“明确化”和“保护”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但仍然处于

    两个极端。对自由派来说，是私有产权；对“左”派来说，是国有产权。

    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终点。

    经验地说，无论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还是民营资产的产权，都需要明

    确化，都需要得到保护。近来人们开始讨论“中性制度”的确立问题，但

    在意识形态、制度和政策各个层面来实现“中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情。

    同样，知识产权的保护开始得到重视。之前，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应

    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压力，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是

    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西方的压力。如果上述这

    些构成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还必须塑造企业“趋善”的制度环境，例如确

    立可行的税收制度，鼓励企业群体承担和行使社会责任等。如果企业不

    能承担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政府失败便是可预期的。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哪怕是不合理

    的规则。只有接受，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再寻求改革、改善和创新市场

    规则。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地方市场规则。葡萄

    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开拓世界市场，破坏了原来的市场规则，确立

    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市场规则。不过，当时的世界处于“弱肉强食”时代，适者生存，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来抵抗这些列强的强盗行为。

    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经过长久的全球化，全球市场和与之相

    关的市场规则已经形成。这需要中国企业的智慧。但不管怎样，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原则是不变的，光是政府或者光是企业，都不足以开拓海外

    市场。企业在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挑战，和政府在国际组织所面临的挑战

    几乎就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如何通力合作走向国际，仍然

    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过，在所有这些要素中，企业家群体的自我认同建设最为重要。

    如果企业家群体不能成为一个寻求独立的群体，而继续是权力、官员和

    政府的附属物，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拯救不了企业家。

    1. 本文写于2019年1月15日。中国为什么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人们可以

    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

    业家，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用

    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但是，近来人们发现中国的企业缺少核心技术，人们期望的企业家

    较少，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十分欠缺。

    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缺少

    真正的企业家？这里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些基本特

    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企业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

    一些特征。

    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

    和企业的唯一目标。如果企业没有除了钱的数量之外的目的，那么很少

    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没有了格局，不管赚

    了多少钱，也只是小商人一个。

    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

    煤炭企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

    而转入赚快钱行业。

    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

    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持之以

    恒的探索和追求。

    四、企业大多是加工业，即为别人(别国)加工。中国尽管被视为

    世界的制造工厂，但许多企业尚未形成“中国制造”，更不用说“中国智

    造”了，充其量只是“中国组装”。五、依靠市场的简单并且无限扩张而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

    值很低。

    六、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简单

    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大多成为油腻中年人，再也

    没有进取心。

    七、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

    高，死亡率也同样高。

    如果这些是中国某些“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

    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

    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

    为“以别人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

    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

    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接近企业

    家。

    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和农业、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

    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

    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底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

    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

    早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社会的蠹虫。汉

    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

    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

    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本人充当奴隶。隋唐科

    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在

    实际层面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可以讨论的。尽管商人在官方意

    识形态中的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较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

    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

    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小农意识形态，的确有效遏止了

    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

    以企业家精神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

    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

    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许多商人并没有从传统

    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

    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为企

    业家。

    这和西方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本来就没有类似中国四

    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

    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

    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

    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

    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是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

    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

    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

    合企业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是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

    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任有显著不同的特

    征，那么，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

    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

    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们一直在讨论的企

    业家精神。

    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

    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

    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

    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

    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

    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指出方

    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

    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

    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一、采

    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

    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三、开辟一个新市场；四、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实现一种新

    的产业组织。

    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创

    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创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

    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

    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

    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

    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宗教

    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须

    对赚钱负有罪恶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

    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

    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

    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而当代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

    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为了通过营

    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当代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家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

    但和西方比较，中国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大多数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第

    二，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

    这些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之

    又少。总体上，因为企业家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不能提升自己，尤

    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

    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更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到现

    代，人们在中国看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但看不见社会政治结构的变

    化。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对西方社会而言的。这种或者其他

    的分类，的确表明西方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化。而经济

    的变化又导致政治的变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就是说，这五种社会形态也是政治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质变

    还是量变呢？中国的经济结构肯定变了，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

    显然的：变化并不大。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仍然鲜有。

    这种恒定不变状态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

    个体层面，企业家及其企业的目标仍然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

    公共目标，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

    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道

    理。

    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企业家拥有政治抱负是一件极

    其危险的事情，企业家不得不转向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此外，产

    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缺失，更遏制

    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

    不管如何，企业家仍然鲜有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所面临的难以

    克服的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

    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难的问题之一。

    1. 本文写于2018年6月19日。中国新时期的内部风险

    中国新时期面临怎样的内外部风险？风险的根源无非来自两个方

    面，即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应对策略的错误。总体看来，进入新时期

    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仍然是围绕着十八大前后讨论多年的

    两个陷阱而展开的，即内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这两个陷阱的风险有两方面，一是诸多客观环境有可能致使国家落

    入这两个陷阱，二是主观层面拿不出有效的政策避免落入这两个陷阱，后一方面的决策错误也就是前些年一直在讨论的“颠覆性错误”。本文先

    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再讨论。

    在十八大前后，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争论多年，现在不再争论，不

    争论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年一些人过于乐观，认为中国已经跨越

    了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属于发达国家。既然已经跨越，那么就无须讨论

    了。第二，不能争论。中国并不缺乏悲观的人，但悲观论很容易被视为

    政治上不正确。不过，今天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人们开始感觉

    到国家无论是离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离修昔底德陷阱都不远了；如果没有

    强有力的政策，就有可能落入其中。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核心在哪里？危机根源有很多，但主要

    体现为不发展的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一直是重要决策

    的首要考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无穷的问题。这并没

    有什么好惊讶的，任何社会都是如此。但中国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持续的

    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但一旦发展本身出现问

    题，造成不发展的局面，那么所有其他问题都会浮现出来，不仅得不到

    解决，甚至会恶化，并最终演变成危机。

    如同其他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须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来跨越。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从以往的两位数高增长下降

    到7%以下，即中速增长。这个转型不可避免，因为没有一个经济体可

    以维持永久的高增长，无论是环境、能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很难承受如

    此持续的高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在高增长阶段，人们对一个重要问题

    关注不够，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增长。如果高增长导致社会高度分

    化、环境恶化、资源衰竭，那么高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是“坏”的高

    增长。因此，十七大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国家政策的重心开

    始转向社会分配。近年来，国家更提出了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转型的

    政策目标。

    但即使是中速增长，如果能够在今后10年至15年维持6%到7%的增

    长，那么中国仍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十九大

    规划了从2017年到2050年的国家发展远景，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可以预期，到2035年中国会提升为发达经济体，至少是今天“四小

    龙”经济体的最后一位即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即人均GDP 25 000美元

    左右。中国今天人均GDP是9 000多美元，尽管要达到中国台湾地区的

    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能够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一揽子经济发展

    政策有效地执行下去，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

    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来临呢？这里既有内部

    官方机构不作为的因素，也有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

    官方机构是政策执行者。为什么不作为？这里既有决策的原因，也

    有执行的原因。就决策来说，这些年强调政策顶层设计非常重要，因为

    改革到了这个阶段，即全面深化阶段，部门和地方主导的零星改革难以为继。但是决策的顶层性往往导致一些政策缺少科学性和可行性。例如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涉及面过广，没有充分考量到试错成本，导致很

    多权力没有能够充分下放。原因很简单，如果这些权力都下放了，整个

    国民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定能够

    成功，一些部门不敢下放权力，并非毫无道理。

    又如精准扶贫极其重要，因为这关乎社会公平和稳定。不过，很多

    地方的政策设计又过于理想，近于乌托邦，把精准扶贫理解成彻底消灭

    贫困。事实是，即使是最富有的社会，也有相当一部分穷人。世界上找

    不到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为了实现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很多地方动

    员了最大的力量进行扶贫。但动员式扶贫很快就造成了扶贫人员的“疲

    乏”，在执行过程中演变成形式主义的扶贫。现在一些地方开始担忧，一旦政府停止“输血”，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返贫。

    再者，决策方面，在一些政府层面，这些年也表现出追求政策数

    量，而忽视政策质量的趋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从数量上来理

    解“全面深化改革”，追求政策的数量，以为政策数量越多，改革就越全

    面。实际上，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界定的改革领域具有同

    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策必须讲究“突破口”，就是从前所说的纲举目

    张。没有人可以不问轻重缓急而全面推进改革。

    此外，政策的质量往往并不取决于政策的理论逻辑，更多的是取决

    于实践逻辑，一个政策有很强的理论逻辑，并不见得具有实践逻辑。一

    个不符合实践逻辑的政策往往是不可执行的。政策过多、政策没有执行

    下去，这些就导致了政策信誉度的下降，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塔西佗陷

    阱，即人们不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了。

    就政策执行难来说，原因也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科学的权

    力监督机制还没有到位。无论是反腐败，还是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造成

    的阻力，都要求权力监督机制的高度集中。为此，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

    实践基础上，设立了监察权，表明“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体制的到位，即

    决策、执行和监察。这个体制对中国的长久治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过，三权之间的边界、内部运作机制、三权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很长

    时间的探索。就目前来说，一旦监察权过度，或者说什么都可以监察，那么执行权就会被“闲置”。

    在实践上，如果要改革或者执行政策，那么必然有犯错误的风险；

    一旦犯错误，就要被监察。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监察机构的唯一职责

    就是寻找政策执行者的“错误”，那么一定能够找到“错误”，就像在互相

    否决的多党制下，反对党一定能够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执政党。

    目前的中国，在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告状的人多于干活的人，并且告状

    是零成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官僚理性地选择不作为。尽管不作

    为也会有风险，但较之犯错误而带来的风险，不作为的风险仍然是低

    的。尽管中央也就此出台了文件，容许改革中的试错，但这些文件都不

    具有法律意义，很难改变执行者的实际行为。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为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尤其是最近

    中美贸易战等因素而在大大提高。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就内部来说，在目前的情况如何通过政策的变化，避免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颠覆性错误”呢？至少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要正确理解顶层设计。不能把顶层设计简单地理解成为“上

    级设计”，更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设计。有效的政策必须是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的结合；同时，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很难有科学的顶层设

    计。

    第二，决策需要从数量转向质量。尽管改革需要克服零散进行，而

    要全面推进，但必须在众多的政策中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有突破口和没

    有突破口的全面推进，效果是不一样的。

    第三，中央政府要抓大方向，而执行部门要抓细节。现在很多政策过于宏观，过于理论化，甚至过于意识形态化，而缺少可执行的细节。

    没有细节的政策不仅很难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会走样。而政策的细

    节需要专业人才的参与。就中央地方关系来说，很多政策更需要地方的

    参与。

    第四，在很多领域，国家需要地方性政策。中国的国家规模决定了

    地方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能动性，很难理解

    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变迁。尽管在一些领域例如金融、法治等，中

    央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集权有需要，但很多政策领域仍然

    要求地方扮演主要角色，例如地方经济和社会服务等。这些领域，地方

    是主体，而中央是监管者。

    第五，需要做政策检讨和评估。这些年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努力不

    少，但效果不那么理想。例如大家都意识到重点要放在发展实体经济

    上，要遏制过度的金融和互联网经济等，但这么多年下来并没有改变重

    金融和互联网而轻实体经济的局面，主要的金融力量没流到实体经济上

    去。

    第六，政策执行需要让各个行动主体行动起来。这就需要有选择性

    集权和有选择性分权，该集中的就集中起来，该下放的就放下去。十八

    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需

    要转化为实际可操作的政策。就行动主体来说，这些年的局面是中央在

    动，但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企都很难动，甚至没有动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才是政策执行的主体。如果这些行动主体不能动起

    来，那么政策仍然会停留在纸面上。

    第七，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设定的法治政府。无论

    是政府的合法性还是效率都取决于法治政府。就经济来说，法治政府就

    是规制政府，政府不仅要规制企业行为，也要规制自身的行为。尽管建

    设规制型政府早已经成为改革的目标，但迄今为止政府仍然是控制型政

    府。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尽管政府本身提倡审批权下放，但仍然难

    以下放的主要原因。在规制型政府下，企业的运行原则应当是自由进入、市场先行、政府退后、有效监管；但在控制型政府下，政府仍然站

    在门口，不让企业进入。社会方面也如此。如果政府不给社会发展的空

    间，社会永远不会成长起来。

    简单地说，政府是一个(法治)构架，而不应当管那么多细节。细

    节属于市场和社会，没有市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机制。

    1. 本文写于2018年7月31日。“知识茧”、社会重建和中国未来

    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一个快速转型中的中国那样，需

    要通过知识重建来进行社会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中国类似于

    春秋战国时代，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向另一个社会结构，而社会重建的过

    程更是道德体系的重建过程。

    旧的道德体系解体了，就需要建设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道德体

    系。历史地看，目前所经历的困难不难理解。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在经历

    了近代以来的各种战争和政治革命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

    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可想

    而知。

    其他很多社会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欧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

    是近代的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战后福利资本

    主义，都是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的商业革命的反应和反动，而每一次

    反应和反动都导致了知识体系的重建。

    在欧洲的背景里，知识的重建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宗教的重

    建，例如人们以新的方式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等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宗教

    改革，实际上就是知识体系的改革。

    较之其他任何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道德)重建

    过程中的作用，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

    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人

    有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但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

    的宗教。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中国人从来就是注重现世，而

    对来世缺少宗教上的兴趣。即使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发生了转型，更多地具有了教育意义，而非信仰意义。

    道德隐含在知识体系中，通过知识重建实现道德重建，这是中国社

    会最大的特点。从这个视角看，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国家和社会重建时

    期，更是中国知识体系重建时期。另外一个知识重建时代当为宋朝，因

    为直到宋朝，中国文人才真正把佛教消化吸收成为中国的宗教。之前，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是大规模

    的冲突。

    基于知识之上的道德体系，这一中国特征也为西方一些哲学家，尤

    其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