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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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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附件(2358KB,308页)。

     我的前半生,这是由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写的一本自传,从他出生开始到最后,为读者揭开了他传奇的一生,对于想了解历史的可以看看,了解历史。

    我的前半生介绍

    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在我三岁那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登基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是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君主,是清朝的亡国之君,1912年2月,他跌下统治地位的时候年仅六岁。《我的前半生》(全本)是溥仪的自传,溥仪从自己的家族背景写起,回顾了他在入宫做了皇帝、遭遇辛亥革命、满清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混战、出宫、客寓天津,做伪满洲国皇帝、逃亡、直至解放后接受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全部经历。

    我的前半生作者

    爱新觉罗·溥仪

    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 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zuijia影片、zuijia导演等奖项。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我的前半生目录

    第一章 我的家世(1859-1908)

    第二章 我的童年(1908-1917)

    第三章 北京的“小朝廷”(1917-1924)

    第四章 天津的“行在”(1924-1930)

    第五章 到东北去(1931-1932)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1932-1945)

    第七章 在苏联的五年(1945-1950)

    第八章 由抗拒到认罪(1950-1954)

    第九章 认罪以后(1955-1956)

    我的前半生书评

    李淑贤: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李茂杰: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溥仪则在谎言中自欺欺人地继续着他的皇帝梦。溥仪登基用过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间正是溥仪有如笼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毛泽东: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周恩来: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时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我的前半生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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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

    简介 这是我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该书按时间顺序叙述,先从家世开始介

    绍,然后对童年、在位、逃难、改造等这几个人生大片段按顺序介绍。全书语言通俗,故事

    情节强,适合对末代皇帝的生活感兴趣者阅读。

    依照封建传位规则,当初本不该由溥仪当皇帝。1908 年秋,光绪帝病危,慈禧太后便急着

    过继子嗣。按理应选“溥”字辈最年长的侄儿溥伟,此人的祖父是咸丰帝的六弟奕䜣。奕䜣

    当初曾协助发动过北京政变并造成“垂帘听政” 。可“老佛爷”却偏偏挑中光绪帝的弟弟载

    沣的长子溥仪,其原因有人猜测是慈禧自认为身体还好,找个小皇帝便于她摆布。另外,溥

    仪的祖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母亲又是慈禧头号亲信荣禄之女。当时,溥伟守在宫外,满以为

    肯定轮到自己,一见溥仪被抱进去,竟气得大骂了半晌。对此“咆哮宫门”的不赦大罪,慈

    扫此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 扫此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我的书单禧看在他祖父的面子上才隐忍不问。11 月中旬,光绪、慈禧奇怪地在两天间双双死去,只

    好由新太后、光绪的妻子隆裕和自己的小叔子载沣一同扶持溥仪登基。

    溥仪作为清朝第十二代皇帝,三岁时首次当皇帝时国运已气数将尽。他登基时由任摄政王的

    父亲抱上殿,鼓乐轰鸣、百官跪拜时,他被吓得大哭。其父怎样哄也不灵,只好拿来玩具说:

    “快了!快了!快要完了! ”不少大臣私下说这话不吉利。果然,不出三年,1912年初,清

    廷面对辛亥革命的风暴,溥仪名义上的母亲(其实是他伯母)隆裕太后抱着小皇帝宣布退位

    了。

    退位后的溥仪慢慢懂了事,在周围清朝遗老包围下被灌输了满脑子复辟意识。1917 年7 月,封建军阀张勋率兵入京,拥立溥仪复辟,这位 11岁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当皇帝的兴奋,却

    在 11天后被赶下台。此后,溥仪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先是受英国公使馆派来的师傅

    庄士敦鼓动准备到西洋寻找支持,因英美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维持民国而未成行。后来,他与

    制造“满蒙独立”以分裂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联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去了东北,先当“执

    政” ,1934年,第三次登基。日本人却未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只让他当“满洲

    国”的“康德”皇帝,对外言论全要由关东军拟稿,连走出宫的自由都没有。

    在伪满深宫中呆了十几年的溥仪,对日本人由感谢变为不满,后来又发展为恐惧。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被苏军逮捕,于 1950 年移交中国,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在战犯

    管理所关押了近十年。

    由帝王变为公民,晚年曾想写《我的后半生》可惜未成。

    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

    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1959 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有些老人见面后还行

    跪拜大礼,马上被他批评为思想落后。获得一张选民证后,溥仪称这是一生最珍贵的东西。

    他开始在植物园劳动。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

    丁” 。这位英国元帅惊讶之极,回国后把这当成奇闻宣传。有的外国进步人士来访后,报道

    说: “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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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目录

    出版说明中国人的骄傲

    第一章 我的家世(1859-1908)

    第二章 我的童年(1908-1917)

    第三章 北京的“小朝廷”(1917-1924)

    第四章 天津的“行在”(1924-1930)

    第五章 到东北去(1931-1932)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1932-1945)

    第七章 在苏联的五年(1945-1950)

    第八章 由抗拒到认罪(1950-1954)

    第九章 认罪以后(1955-1956)

    后记

    出版说明

    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43 年以来,印

    刷 21 次,累计印数 186.3 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本文简要地勾勒这本书的

    成书过程。

    最早的《我的前半生》

    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起始时间,据他自己说,从 1957 年下半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0 万字的初稿,并将初稿油印出来。但,这本书的创作准备期

    实际上更长。

    1950 年,当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溥仪从苏联被押解回国,到了抚顺

    战犯监狱。同年,因抗美援朝的缘故,又转移到哈尔滨。1954 年,由哈尔滨迁回抚顺,直

    到 1959年 12月被特赦。在此期间,溥仪在一个特殊的改造环境中,劳动、学习、交代历史、出外参观,等等。如果从 1951 年他通过自传的方式交代历史算起,创作时间长达9年。“我的前半生”很像是一篇命题作文的题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

    押的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等,都回顾自己的历史,反省自己的罪恶,撰写“我罪恶的前半

    生”之类的交代材料。溥仪并不擅长写作,但有他的弟弟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帮助他总结历

    史;而且,交代材料写得越多,对自己的过去认识得越深入、越细致,成书的基础也就越好。

    譬如,溥仪在 1952年开始交代九一八事变前后与日寇勾结的历史真相;随着觉悟的提高,在 1954年又坦白了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求援信和东京国际法庭作伪证等问题;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为《我的前半生》的重要内容。

    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 ,因此,它是一本具有悔过书性质的

    作品。

    “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7 年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此书经抚

    顺战犯管理所油印,分送公安部及有关方面后,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浓厚兴趣。公安部办公厅

    主任刘复之、 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等人议论过这本书, 认为, 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书,用意是好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书中自嘲自骂的地方比比皆是,几乎每段叙述完事实就责

    骂自己一通。这种过头的认罪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

    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也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

    叙述得不准确。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个皇帝身上发生的变化,也能从近80 年来的动

    荡而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大略看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当时,不少同志认为:此书如加以适当

    整理,将溥仪的思想转变脉络理清,很有公开出版的价值。

    对《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的看法,凌云在“ 《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这篇文章中,有

    详细的介绍。其中提到“这本书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欣赏” 。笔者在2006 年 2月采访了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他也说: “毛主席看过《我的前半生》 ,说写得不错,这才

    引起我们的重视。 ”周总理在 1960 年1 月26 日接见溥仪时谈《我的前半生》油印本: “你的

    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

    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

    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又说: “你写的东西有价值……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

    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 XXX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可以作一

    个合理的推断: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由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积极响应,在20世纪

    60年代初, 《我的前半生》获得了出版的机会。

    “灰皮本”的问题与“另起炉灶”

    1960 年 1月,群众出版社由副总编辑于浩成撰写出版说明,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

    本(俗称“灰皮本” ) 。这个本子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公安部决定,由文艺编辑部主任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以便落实周总理的指示: “作为未定稿,用四

    号字印出来……你再改,改为比较完善的。 ”

    据凌云“ 《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一文记载,为了安排这次改稿,由凌云出面约请溥

    仪、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和李文达都参加了,席间主要谈的是

    有关合作写书的事。1960 年 4月,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住在附近的旧香山饭店。每天下午,溥仪到饭店与李文达商量如何整理书稿。共用晚餐后,溥仪回植物园,李文达在住处动他的剪刀浆糊,另外,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被整理的书稿之中。

    这样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一个来月,全书还只整理出一半。两个月后,24 万字的整理稿终于

    写就。但, 群众出版社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1961年 5月 18日,群众出版社在一份“关

    于修改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进行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对“灰皮本”的问题作了

    如下表述: “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删节,并根椐溥仪的口述再补充一部分

    材料,修改成一部以‘皇帝如何改造成新人’为思想主题的回忆录体裁的文学作品,计25

    万字左右。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发现原著使用的历史材料很多不实。特别是清末一段,溥

    仪以及帮助他写稿的溥杰、伪满大臣等在抚顺时主要参考了清宫演义等笔记小说,大多不可

    靠,就连溥仪本身家世,也是差误百出;民国一段,也多是道听途说;观点不用说,错误和

    模糊之处举不胜举。如周总理即曾指出,溥仪结婚时任总统的是徐世昌而非黎元洪这一项重

    大错误。至于改造阶段,原著多是自谴自嘲和议论文字,缺少生动的真情实录……”

    群众出版社和溥仪磋商,确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写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充

    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要描绘出没落阶级之不甘心死亡,封建阶级和帝

    国主义的勾结,清室和军阀政客的瓜葛,改造和反改造斗争的复杂性,XXX 人的崇高理想和

    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

    群众出版社为了落实作品的主题思想,在如何解决“灰皮本”的问题上认为,光靠溥仪个人

    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

    要现场实地观察。李文达建议,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梳爬剔抉,提炼成文。这在《我的前半生》创作史上,以一个成语概括: “另起炉灶” 。

    一稿大字本和“中国人的骄傲”

    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同意李文达的建议。他首先到东北调查,大部分时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外又到长春、哈尔滨等溥仪住过的地方。在“另起炉灶”的过程中,他为了掌握溥仪的性

    格、思想和跨度80 年的历史背景,对溥仪周围的重要人物都作了专题研究,写出了每个人

    的传略,对围绕溥仪的重大事件,也进行了研究,撰写出一些文章。群众出版社的图书档案

    里面就有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手迹稿,他编制的溥仪的谱牒、年表、大事记,他写的构思

    大纲、修改建议和几个比较起来有所变动的创作方案,亲手记录的书稿研讨会情况或据此整

    理出来的纪要,以及一些与出版相关的信函、报告或电话记录, 等等。这些文献,为认识《我

    的前半生》的创作过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或线索。

    1961 年8月 15日,公安部党组指定凌云、于桑、夏印、沈秉镇等局长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

    士,组织了一次《我的前半生》研讨会,对“另起炉灶”本已经写出来的部分章节发表意见,并听取李文达的汇报。据凌云回忆,李文达“在会上讲了许多溥仪在改造过程中的非常生动

    的故事,都是溥仪没有讲过或语焉不详的。更主要的是,他抓住了溥仪怕死不认罪到悔恨过

    去、向往新生的思想变化脉络……”李文达在会议上对推倒原作、另起炉灶作了解释,与会

    者一致表示同意,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962 年6月,群众出版社印成一稿大字本。关于这个版本的简要情况,编辑部在 1962年 5

    月 10日的一份请示报告中说: “……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搜集了材料, 访问了有关人物,重新修改成这个样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14章。上篇写出生到出宫,中篇写天津和

    伪满,下篇写劳改和特赦。一共50万字……”这份报告对一稿大字本的接续情况做了预示:

    “我们拟俟部内领导审阅之后,加印若干样本(大字本) ,送往部外各有关部门和专家们审

    阅。在取得他们的修正意见之后,再做一次修改。在定稿后,再排印普通版本(32 开小字

    体,分上下两册,内有插图 100张) ,公开发行(同时并送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中国人的骄傲”是一稿大字本的序言,经润色后,又成为二稿大字本的序言,但《我的前

    半生》杀青时它被删消。这篇序言产生在一稿大字本之前。早在李文达住在旧香山饭店时,就有这篇文章了。1961年 1月 23日,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在一封信中说: “据我看,文章是基本写得好的。 ”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金城则建议在《人民中国》或《人民日报》上发

    表。笔者在 2006 年5月曾专门去上述两个单位寻找这篇文章,但没有任何结果。意外的收

    获是,在《人民日报》1961 年 9 月 17 日第 5 版,发现了一篇溥仪署名的纪念九一八事变

    30周年的文章。

    南次郎问题引起的争论

    一稿大字本印出以后,溥仪所在单位领导、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对

    这部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 , “教育意义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 , “将来出

    版必然要轰动,甚至还要从香港流进台湾去” 。申伯纯还对书稿的具体内容提出了一些中肯

    的修改意见。根据申伯纯等人的修改意见,溥仪和李文达对一稿大字本作了不大的修改、增

    益或删消,又补充了溥仪“五十三年大事记”和从国家档案馆等地方摘录的材料作为附录,于 1962年 10月印出二稿大字本,继续征求方方面面的修改意见。

    申伯纯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另一副主任杨东莼,在 1962 年11 月27 日,组织

    了一次由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对二稿大字本的座谈会。在会议召开之前的 11月 20日,申伯

    纯收到国际法专家梅汝璈写来的信件。梅汝璈认为,书稿所述溥仪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求援

    信,希望他帮助自己复辟,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溥仪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

    责任一推干净的内容,即作伪证的情况,不宜公开披露。其“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

    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 , “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 。申伯纯把梅汝璈这封信作为 11 月 27

    日座谈会研讨的内容。出席座谈会的有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李侃、邵循正、翁

    独健、何干之、杨东莼、申伯纯等人。吴晗和吕振羽收到请帖,但因公出差未到会。

    在座谈会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翦伯赞呼应梅汝璈,主张东京法庭一段不要写,不

    能让日本军国主义从中找便宜,抓小辫子。他还说: “凡是在国际法庭上所未承认的,一律

    不要承认……”申伯纯则说: “东京法庭一段写出来,是作者进步的表现,更足以表现此书

    内容的真实性,日本军国主义也不可能借此翻案。 ”刘大年呼应申伯纯,认为“东京法庭一

    节不写也不好,实际上这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写出来日本军国主义也翻不了案,但是在写

    法上要改,写成在当时环境下不得不如此做,目的在于暴露日本军国主义” 。

    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并未采纳梅汝璈和翦伯赞的意见, 而是在修改二稿大字本时作了一些平衡

    工作:一方面依然保留溥仪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求援信和东京国际法庭作伪证等内容;一方

    面剪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删掉“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等字眼,将有关这部分的内

    容大幅度弱化了。老舍等人对书稿文字、写法的认识

    老舍对《我的前半生》二稿大字本着力甚勤。据于浩成《鸣春集》记载,楼适夷到老舍家作

    客,看见老舍像是在爬格子。一问情况,老舍幽默道: “给皇上当奴才呗”———即指审阅

    和修改二稿大字本。姚艮与李文达也曾经携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署名的介绍信,为《我的

    前半生》的撰写问题去老舍家里求教。老舍是从文字和写法上提出意见的,他在书上作了文

    字修改(平均每页均有所批改) ,凡错、别、漏字及有问题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记

    号,并且指出可以删掉的地方。他认为“全书甚长,似略可节删———应以溥仪为中心,不

    宜太多地描绘别人而忘掉中心” 。并指出谁应描绘稍详,谁可简单交代。指出不顺当句子很

    多,如“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 ,应当是“我刚来这里时,很怕这位

    花白头的老上校” ,应该加工改顺当。他在下册封皮里写着: “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

    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

    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 30个饺子;原来自私,后来却能帮助某

    人做些什么事……书中对自己如何笨,如何唯我独尊,暴露得很好,可惜一扯就扯到较空泛

    的道理上去,说服力就不甚强了。 ”

    参加1962 年 11月 27日座谈会的历史学者们,对二稿大字本的文字、写法也发表了各自的

    意见。他们或认为文字不宜过于华丽,要朴素些,以与作者身份相适应,或认为不反对华丽,但在文学性之外,同时要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他们还认为,全书材料取舍,应符合于自传

    体裁的要求,以亲身经历为主,其他枝蔓尽量删削。为了说明事实原委而必须引用一些其他

    材料时,也要写得简单扼要,不必作过多的铺叙。此外,他们对书稿的内容,该增益什么,该剔除什么,如何把握分寸,等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特别强调: “对于涉及国际关系

    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更需要慎重研究,以尽量避免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使它更

    好地为政治服务。 ”溥仪采纳了这些意见,并由李文达执笔,对书稿进行了调整,尤其是对

    书稿的后半部分进行剪裁或给予变动,考虑到自己与新婚妻子李淑贤的关系,又删掉了“离

    婚”一节。

    向杀青和出版挺进

    著名专家学者座谈《我的前半生》之后,在 1962年 12月至 1963 年 2月之间,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辽宁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单位对二稿大字本的修改

    意见,相继以信函或电话等方式到达群众出版社。1963 年 3月,张治中在从化温泉致函申

    伯纯,充分肯定了二稿大字本的成绩,同时,从取材、表述、结构、校订四个方面,指出了

    二稿大字本的不足之处。 《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根据他们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相应的调

    整。

    1963 年 5月 25 日,刘复之把张治中致申伯纯函批示给群众出版社: “意见值得重视,请给

    我一份改稿。 ”1963年 6月 15 日,刘复之在桂林致函李文达、姚艮、于浩成,表示对《我

    的前半生》上册“在火车上赶任务粗读了一遍” ,并提出两条“仅供参考”的意见。之后,刘复之又致函“谢、徐部长” ,把 1962 年11 月27 日座谈会等有关《我的前半生》修改意见

    和张治中的信附上,表示《我的前半生》 “现已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好,打出了清样,请您审

    阅” 。1963年 10月 15日,李文达与申伯纯通电话,问他是否要写个书面意见和见一面。申

    伯纯说: “没时间见面谈了,因为就要出差。清样已经看过,没有什么原则意见,有些小意

    见都写在清样上了。 ” 溥仪则将申伯纯批注意见的清样带回群众出版社。 1963 年 10月 23日,群众出版社致函中宣部、统战部,表示“今年8月间,我们又将根据所提意见修改的清样送

    上,请予再审,以便定稿……我们拟 11月初付印,希早日将审查结果告诉我们” 。

    1963 年 11月, 《我的前半生》杀青,此时已三易其稿。在送印刷厂校对期间,又在校样上

    作了九次修改。正式付印之前,姚艮、于浩成、李文达和他们的两名助手,又逐字逐句地审

    核了书稿,终于实现《我的前半生》于 1964年 3月正式出版。

    此外,早在 1961 年春天,陈毅副总理就曾指示,由外文出版社将《我的前半生》修改后的

    定稿译出对国外发行。 笔者不知英文、 德文等版本是何时译成出版的, 但日文版产生得较快,它与中文版同步———从 1964 年3 月到1965年 12月,在《人民中国》月刊连载了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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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骄傲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

    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江山,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

    殿的“宝座” ,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称臣为奴……

    在我的师傅中间,还有一位外国绅士——庄士敦爵士,他一面劝我不要脱下清朝袍褂,以供

    他的东交民巷的朋友猎奇,一面告诉我外国人对我的关心。他的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已有三百

    多年,但他认为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学说,便可以教会我必需的政治知识。庄士敦爵士

    曾劝我到英国去,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英国和日本两个使馆的大门,犹如风箱的两个通风

    孔,一个打开,正好另一个关上,于是我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这样,我就成了“租界

    地”上的特殊居民。

    我成了日本驻屯军和日本总领事馆的“被保护者” ,也成了在中国土地上驻着军队、派设行

    政官吏的各国的文武官员席上的“贵宾” 。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复祖业”的欲望是有

    支持的。在那七年间,我拉拢嗜血的军阀,收买亡命的白俄将军,我以清朝的官爵和珠宝赠

    送效劳的政客,用谥法赏赐死心塌地的鬼魂。在这一切全失败了之后,我把复辟希望放在刽

    子手身上。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

    上,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权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唧筒冲得昏死过去,我

    可以任意叫“敬事房”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

    就叫他跪铁链、站木笼。

    我看“善书” ,我讲“仁慈” ,我的“仁慈”却有自己的一套讲法。我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将来进入天堂,我连一个苍蝇也不肯打,但同时,千百个母亲和孩子的

    血,不曾打动过我的心!孟子批评过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者” ,连这样的人我也够

    不上……

    祖国的土地被践踏,成千成万的同胞被屠杀,母亲们和姊妹们被污辱,无数的村庄和工厂被

    化为焦土,而我在这时候,却认为是“时来运转” , “天与人归” ,赶忙在强盗手中的契约上

    签字,出卖整个的东北,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得梦寐以求的那顶腥臭的皇冠。我向每个新

    陷入铁蹄下的城市的方向遥拜,祝贺强盗们“武运长久” ,称强盗为“亲邦” ,派出“谢恩大

    使” ,送出从每户农家缸底挖出的最后一粒粮食,以便让强盗相信我的忠顺驯服……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中,和以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着的

    强盗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东北人民的一位领袖、共产党员杨靖宇将军战死了,强盗们为了

    解开这个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么来生活的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找到的只是没有消化的草

    根。这时,我正吃厌了荤腥,以补针补药度日。我成日吃素念佛,求神问卜,祈祷上天保佑

    不要叫强盗们抛弃了我,不要叫小小的病菌夺去了我的性命……

    在那种年月里,我已不懂得什么叫羞耻。萧伯纳说过: “一个人感到害羞的事越多,就越值

    得尊敬。 ”而我是正相反……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资格,我已丝毫没有了做人的

    尊严,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人生的乐趣。

    是谁使我懂得了耻辱,是谁叫我懂得了“人”的含义,又是谁告诉了我怎么样去做人,又是

    谁给了我认识这一切和重新做人的勇气。

    这就是我在那里度过了近十年的“监狱”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那些把人生看成自

    杀俱乐部的、人住狗洞而狗住洋房的地方所不可能有的“监狱” 。这也就是发射着永不消失

    的光芒的、代表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改造人的政策。

    这个要用金字书写在人类史上的政策,是所有先哲圣贤都梦想过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提

    出的各样拯救灵魂的方法,曾写在各种“圣经”上面。但是,是谁把它变为现实的呢?不是

    别人,正是遭受过历代的嗜血者——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将军和特务、各个帝国主义的统治

    者和伪满的汉奸们的镇压而付出过无数鲜血的共产党人!不是别人,正是在那些嗜血者的统

    治下遭受无法历数的苦难的人民!

    我的亲侄女慧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她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溥杰当时就能明

    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立了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

    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和击剑教练。有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十月一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

    进在天安门前……

    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在我祖父奕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

    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百分之三十四,中华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零!

    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U-2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

    的火箭, 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 贡别尔九峰的青年登山队。 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

    预祝他们的成功!

    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 这是养育出董存瑞、 黄继光、 罗盛教、 刘文学、 徐学惠……

    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

    地千里、哀鸿遍野、卖儿鬻女,析骸易爨。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

    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

    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矗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

    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

    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

    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

    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 ,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

    “崩溃” ,在“毁灭” 。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

    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 ,但从前那

    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

    心里充满了未来。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 、 “主奴” ,没有什么“夫妻” 、 “朋友” 。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一九六二年的“五一”

    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我们这六亿五千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

    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

    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

    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 我由于

    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儿事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

    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

    的人生的乐趣。 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 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 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溥仪在政协工作

    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断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地修改、增删,以至重新着手。特别是一九五九年来临的出乎意

    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

    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四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

    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比如伪满宫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

    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

    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

    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

    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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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我的家世(1859-1908)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二 外祖父荣禄

    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四 摄政王监国

    五 亲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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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公元一九○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

    奕讠瞏,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 ,所以后来称做醇贤

    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

    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 ,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

    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

    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 ,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

    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一月初九日,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

    起,事情就会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囗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

    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

    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 “皇

    帝发祥地” (又称为“潜龙邸” )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

    前住的)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 ,慈禧太后把

    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①赏给了祖父,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

    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

    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

    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 、一朝

    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

    ①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是贝子的府第。——作

    者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

    忠了一生。

    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

    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囗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

    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 ,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

    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

    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

    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

    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

    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

    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 “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

    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

    皇帝,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

    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 ,八位“顾命王大

    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棋祥” ,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

    中的主宰。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据说他善于擢用“人才” ,后来替清廷出力镇压太平天

    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汉人,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①为对象。又说

    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

    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换句话

    说,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

    ①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

    是由“牛录”制(汉译作“位领” ,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发展而

    来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四年(1615)增

    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田旗,共为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叫做旗人,平时生产

    战时出征。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

    恭亲王奕訢①,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

    事却给奕訢造成了机运,奕訢代表清廷和英法联军办了和议,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

    约,颇受到洋人的赏识。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 ,自然不甘居于肃顺这班人之下,再

    加上素来嫉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

    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①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的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

    判之机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地实行了政变。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

    同文馆,进行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即把他抛弃,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录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后来当

    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奏

    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这主意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

    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说来,倒无所谓,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

    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获得慈安的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

    热河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

    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有种种不同的传

    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

    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

    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

    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依

    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后来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萨满”

    ①进去的, 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 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 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

    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 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訢的懿旨。 总之, 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结果是,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訢为议政王,八个

    顾命王大臣全部被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载

    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 ,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西太后在同光两代四十七年

    垂帘听政的历史。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的功勋,是为慈禧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梓宫”②

    返京的肃顺。我祖父于是获得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①据说满族早期有一种原始宗教,叫做“萨满教” 。以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男巫叫“萨满” ,女巫叫“乌答有” 。他们为人治病、驱

    邪时,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作神鬼附身状。满族进关后,此教仍然保存,但只限女巫(称

    萨满太太)经常进宫。

    ②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皇帝生时居住的是宫殿,故死后躺的棺材亦叫做“梓宫” 。

    此后,同治三年,奕囗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十

    三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即位,他更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 ,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

    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极尽人世之显赫。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

    房中。有一副对联是: “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思光” 。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

    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觉得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祖父都是另有

    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有足够的见识

    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和的日

    记也有记载) 。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

    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术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

    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 失声哭泣。 同治劝她忍受着, 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

    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

    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

    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

    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把责

    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绔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

    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

    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

    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会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

    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

    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

    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

    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

    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和在日记里写

    过, 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 我祖父立即 “碰头痛哭, 昏迷伏地, 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

    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能使她改变主意。

    她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有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

    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时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她

    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 “我们姐儿俩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

    不愿意。 ”连惟一能控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

    还是痛哭昏迷,都是无用的了。

    从那以后,在我祖父的经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

    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 “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

    辞不准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惟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读书。他于得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 、 “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 。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

    大臣,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更高

    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

    事,于是就在光绪婚前,由奕囗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 。清朝创建新式海军,奕囗接

    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步建成之后,他须代表太后去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

    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

    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

    房为“思谦堂” ,命名书斋为“退省斋” 。书斋里条几上摆着“欹器”①,刻着“满招损,谦

    受益”的铭言。子女的房中,到处挂着格言家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

    其实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

    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想给他

    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

    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

    总督吴大澄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大怒,吓得吴大澄忙借母丧为由,在家

    里呆了三年没敢出来。

    ①欹器亦叫做敧器,苟子《宥生篇》云: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

    者曰: ‘此为何器?’守庙者日: ‘此盖为宥坐之器。 (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

    戒,或曰宥与侑同,即劝。 )孔子曰: ‘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敧,中则正,满则复。孔子

    顾谓弟子曰: ‘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复,虚而奇攴。孔子喟然而叹曰:

    ‘吁!恶有满而不复者哉! ”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一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

    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 ,她立刻大怒道: “我杀你一家子! ”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

    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梳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

    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这太监因此挨了一顿板子。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

    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慈禧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

    肌抽搐的毛病, 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 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 她立刻问: “你瞧什么?”

    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 “你

    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

    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 “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 ”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把这太监打了一顿。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

    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来说,就不能是一件平常事了。

    据说咸丰去世前就担心懿贵妃将来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

    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朱谕,授权皇后,可在必要时制裁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

    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从此下尽功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

    弄得终于当她的面前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

    送去的点心,有的说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件事对醇亲王说来无疑地是个很大

    刺激,因为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他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

    惟一的本分。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李鸿章是会办大臣) ,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

    将很大一部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了颐和园。这座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

    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闹事,建议暂时停工,因此夺官, “交

    部议处” 。而醇亲王却一言不发,鞠躬尽瘁地完成了修建任务。一八九○年颐和园完工,他

    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手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

    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

    二 外祖父荣禄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①,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

    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 。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

    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

    分开。

    ①即是满语妻子的意思,也含有贵妇的意义(一说即汉语“夫人”的音译) ,清朝制度对亲

    王、都王世子之妻室均要加封,正室封为“福晋” ,侧室封为“侧福晋” 。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

    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

    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

    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清末广泛推行的“捐班” ,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 ,荣

    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

    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

    京。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

    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

    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

    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使。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由醇亲王奕囗

    生前监工督办,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

    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

    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而对荣禄却有了进一步的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

    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

    的关系, 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江中给慈禧出主意。 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

    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和是没有实权的

    帝党的头脑。维新派之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和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

    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和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和行前荣禄还握着他

    的手挥泪问他: “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和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

    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位居首辅, 统辖近畿三军。 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

    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附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

    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

    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

    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

    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 ,翁同和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

    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

    同①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 “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

    么容易! ”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 “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 ”

    他立刻瞪了眼: “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 ”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

    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

    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 。 《清史稿》里也说是

    “得太后信杖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

    ①谭嗣同(1865—1893) ,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之一,忿中日战争失败,在测阳创“算学社”著“仁学” ,后又组织“南学会”办“湘报” ,成为维

    新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被袁世凯出卖后遇害,一同遇害的还有维新派的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旧史称为六君子。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

    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在政变后曾散布过光绪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绪。这个阴

    谋不料被人发觉了, 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 慈禧不敢惹洋人, 只好让洋人看了病。

    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

    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

    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

    最忍受不了的。荣禄劝告她,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亻隽的名

    分,不要弄得太明显。 《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

    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亻隽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

    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

    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痛的问题。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

    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因此自发地爆发了武装斗争,各地都办起了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义和团经过不断的斗争,这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

    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曳甲。对团民是“剿”是“抚” ,成了

    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 ,先利用它把干涉

    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再说。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

    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 。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

    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 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

    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

    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

    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却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

    这时又拿出了另一手, 暗中向洋人打招呼, 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 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

    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

    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 。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

    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

    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

    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

    两亿、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 “宠礼有加,赏黄马

    褂①。双眼花翎②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③,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

    里这些记载外,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指婚” ,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

    晋。

    ①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 “赏穿黄马褂” 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 “恩

    典”之一。

    ②花翎是清朝皇帝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礼帽上的装饰品。皇族和高级官员赏孔雀翎,低级官员

    赏鹖翎(俗称老鸹翎,因是蓝色的又称蓝翎) 。皇帝赏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据官阶高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

    ③商代以来历朝一般都设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作为国君辅弼之官,设太子

    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为辅导太子之官。但后来一

    般都是大官加衔,以示恩宠,而无实权。明清两季亦以朝臣兼任,纯属虚衔。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们说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政变以

    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 “白”和“王”

    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

    其实不仅是白果树,更重要的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

    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父亲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

    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

    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

    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

    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于光绪二十七

    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 ,十

    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也失去了大阿哥的名号。此后七年

    间没有公开提起过废立的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 西太后在颐和园渡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患了痢疾,卧病的第十天,突然做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两天中相继去世。

    我父亲这几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二十日,上疾大渐,上

    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 000 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

    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 0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

    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

    府携溥0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仪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癸酉百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

    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

    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

    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教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挑。 钦此。 又面承懿旨:

    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

    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

    于西苑军机处。

    这段日记,我从西太后宣布自己的决定的头一天,即十九日抄起,是因为十九日那句“致庆

    邸急函”和二十日的“庆王到京”四个字,与立嗣大有关系。这是西太后为了宣布这个决定

    所做的必要安排之一。为了说清楚这件事,不得不从远处说起。

    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匡力①。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

    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能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才能做到

    投其所好。荣禄贿赂太监李莲英,让太太陪伴太后游乐,得到不少最好最快的情报,因此他

    的奉承和孝敬,总比别人更让太后称心满意。如果说奕劻的办法和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

    是奕劻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而奕劻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②也比荣禄太太更机

    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了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或者嵌镶着什么饰品的鞋子,那么不出三天,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玩艺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奕劻的官运就是从

    这里开始的。在西太后的赏识下,奕劻一再加官晋爵,以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的爵位辅国将

    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得到了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使,身价就更

    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的眼里,都有了特殊的地位。辛丑议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

    上满了意。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

    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

    多。因此西太后从那以后非常看重他。光绪二十九年,他进入了军机处,权力超过了其他军

    机大臣, 年老的礼亲王的领衔不过是挂个虚名。 后来礼王告退, 奕劻正式成了领衔军机大臣,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尽管有反对他的王公们暗中搬他,御史们

    出面参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都无济于事,奈何他不得。有位御史弹劾他“自任军机,门

    庭若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往东交

    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 ,有位御史奏称有人送他寿礼十万两,花一万二千两买了一名歌妓

    送给他儿子。结果是一个御史被斥回原衙门,一个御史被夺了官。

    ①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值亲王永璘之孙。初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

    ②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皇帝的女儿封公主称固伦格格,亲王女儿郡主称和硕格

    格,郡王女儿封县主称多罗格格,贝勒女儿封郡君亦称多罗格格,贝子女儿封县君称固山格

    格,镇国公、辅国公女儿封乡君称格格。格格又有汉族“小姐”之意,故旗人家女儿也叫格

    格。

    西太后对奕劻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

    于奕劻是又担心又依赖,所以既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

    使西太后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袁世凯和奕劻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劻身上花钱的

    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

    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等,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奕劻正式领军机处之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送来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 “王爷就要

    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 ”过了不久,奕劻升官的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

    的未卜先知。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一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功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

    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

    太后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并且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

    命的庆王那里大量地送银子时,就警惕起来了。

    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劻开缺。她和军机大臣瞿鸿囗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

    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竟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这位太太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

    做事,于是这个消息便辗转传到了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就

    登出来了。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据此去找外务部,讯问有无此事。西太后不但不敢承认,而且

    派铁良和鹿传霖追查,结果,瞿鸿囗被革了职。西太后倒奕劻不成,同时因奕劻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所以也就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她没有再犹豫。光绪三十三年,内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

    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即主动交出了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

    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

    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

    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不管奕劻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

    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这个以袁世

    凯为主角的阴谋,使她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

    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她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

    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①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深水,把陆军部尚书铁

    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

    我父亲为摄政王。 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 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

    ①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民

    国后成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世凯死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数度把持北京政权,是日

    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又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华北汉

    奸政权,旋被抛弃,不久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一直到死。

    关于袁、庆的阴谋究竟确不确,阴谋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是我有一位亲戚亲

    自听铁良事后说起过西太后的这次安排。铁良说,为了稳定段祺瑞的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

    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

    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 照他说, 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 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

    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

    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

    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

    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

    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

    阴谋。

    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

    能的。但是我更相信的是她在宣布我为嗣皇帝的那天,还不认为自己会一病不起。光绪死后

    两个小时,她还授命监国摄政王: “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 ”到次日,才

    说: “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

    太后(指光绪的皇后,她的侄女那拉氏)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她之所以在发

    现了来自袁世凯那里的危险之后,或者她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

    了这样的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嗣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她还不认为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在

    她来说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她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一

    样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她也不会认为自己老活下去。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

    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

    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四 摄政王监国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

    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 “王爷来了。 ”老

    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

    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

    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

    的指示念起来:“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

    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 ”说完,又

    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

    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

    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

    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 “从今天

    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 “长大了

    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 ”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

    仙” ,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

    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

    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

    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 “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

    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 ,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

    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

    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

    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①。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 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 做杀袁之用。 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

    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

    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

    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

    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

    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①溥伟(1880-1937) ,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

    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

    持下组织“明光帝国” ,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

    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

    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

    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

    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 ,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

    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

    了载泽, 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 奕劻只要称老辞职, 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

    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 “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 ”

    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 “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

    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①的袁世凯的胜利。摄

    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①一九○九年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后,息影于彰德迈水(安阳河) ,表面上不谈政治,曾经著

    蓑衣竹笠,作渔翁状,驾扁舟一叶,垂竿洹水滨,以示志在山水之间,其实仍与旧部来往不

    断,尤其是有“军师”徐世昌经常秘密向他报告国事政局,朝廷动向,并得到他暗中部署,因此,武昌事起,就有了徐世昌等联名保举及袁讨价还价的故事。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

    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

    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

    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

    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 ,挽请奕劻“体念时艰” ,最后

    乖乖地签发了谕旨: 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①、 段祺瑞为两军统领。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 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 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 这回又引狼入室。

    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

    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

    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

    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

    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①冯国璋(1857—1919) ,字华南,河北河间人,在清末亦是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的得力

    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之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 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 首先把兵权抓过来。

    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 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 皇族子弟要当军官。

    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

    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

    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

    的机构) ,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 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 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 最后都要消灭掉他。

    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

    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

    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

    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

    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

    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

    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

    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

    “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 ‘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 ‘你哪天走?’我

    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 ‘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

    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

    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

    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

    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

    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 。 “银锭桥案件”①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

    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①银锭桥在北京地安门附近,是载沣每天上朝必经之地。一九一○年汪精卫、黄复生为刺杀

    载沣秘密埋藏****于桥下,因被军警识破,计划未遂。汪、黄被捕后,清廷慑于当时民

    气,未敢处以极刑,南北议和时即予释放。当时把这案件叫做银锭桥案件。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

    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 “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

    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 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

    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

    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

    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

    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

    闷地问我杰二弟: “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

    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 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 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

    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 ,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

    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这叫长

    寿嘛! ”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 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 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 ,每

    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 ;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

    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

    看出, 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 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 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

    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五 亲王之家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

    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

    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召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

    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 “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 ”慈禧给她顶

    的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 “死”这

    类字眼要用“得了” “喜”等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

    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

    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进宫后,她生

    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洸出世后,她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

    着,吃多了怕撑着。朱门酒肉多得发臭,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 《红楼梦》里

    的贾府“净钱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

    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

    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 “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

    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要受她的管教。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

    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据那位牛太监说: “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

    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她在那拉氏祖

    母去世后当了家。她虽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造成这

    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两岁的女儿。而使她精神最初

    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却是由于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

    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突然接到慈禧太后旨意,让他过继给我祖

    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我祖母接到这个“懿旨” ,直哭得死去活来。经过这次刺激,她

    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

    奕谟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过继儿子,自然非常高兴,当做生了一个儿子,第三天大做弥

    月,广宴亲朋。这位贝子平时不大会奉承慈禧,慈禧早已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更加

    生气,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 : “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

    痛快。 ”不知道奕谟以前曾受过她什么折磨,他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 “老生避脚实

    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为了泄忿,突然又下一道懿旨,让已经过继过去五年多的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

    弟钟郡王奕詥。奕漠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又故意命那个抢

    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不能下跪。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命呜呼。

    在第二次指定七叔过继的同时,慈禧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位堂祖叔敏郡王

    奕志为嗣。正像漠贝子诗中所说的那样: “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刘佳氏祖母

    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事隔不久,又来了第三件打

    击。我祖母刚给我父亲说好一门亲事,就接到慈禧给我父亲指婚的懿旨。原来我父亲早先订

    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

    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订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 ,即

    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

    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慈禧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是否同意,她

    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

    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就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

    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

    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突然听说

    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了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这样时好时

    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即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

    活。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

    长史①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

    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

    外界接触不多, 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 谈不到什么社会阅历。 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

    ①二品长史是皇室内务府派给各王府的名义上的最高管家,是世袭的二品官。其实他并不管

    事憋了王府中有婚丧大事时去一下之外,平日并不去王府。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生

    的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大妹和三弟早故外,父亲殁

    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

    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

    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

    妃(据我想,恐怕也是由于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

    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 。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

    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

    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银①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

    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曾经和她在财物上分家,给她规定

    用钱数目,全不生效。我父亲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

    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 ) ,不久,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了,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

    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

    产。

    ①清代制度官吏于常俸之外,朝廷为示要求官吏清廉之意,另给银钱,叫做养廉银。

    母亲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

    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

    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是与太妃们合谋进行的。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过

    不少首饰,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曾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 “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 ”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

    上的袁世凯肖像的眼睛都抠掉了,惟独母亲另有见解: “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伯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

    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 “怎么不关好?”这太监回答说: “奶奶还没

    回来呢,不忙关。 ”父亲生了气,罚他蹲在地上。一个女仆说: “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

    稀烂! ”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她当做男人称呼。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次她们是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

    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

    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

    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 “皇帝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 , “皇帝别贪吃,皇帝的身子是圣

    体,皇帝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梆梆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出身的祖母

    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

    第二章 我的童年(1908-1917)

    一 登极与退位

    二 帝王生活

    三 母子之间

    四 毓庆宫读书

    五 太监

    六 我的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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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登极与退位

    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

    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哄劝声。摄政工手忙脚乱地跑出跑

    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

    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

    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 ,连哭

    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

    工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

    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

    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 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 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 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

    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

    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

    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 “要嫫嫫!要嫫嫫! ”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

    “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

    我入宫后的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半个多月,即旧历十一月初九,举行了“登极大典” 。

    这个大典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

    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

    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

    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 “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

    我父亲只好哄我说: “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 “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 “说要回家可是什么

    意思呵?”……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加技添叶地说, 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 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小老虎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

    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

    有的书上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

    易明白文武百官们的忧心忡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看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的

    大事提要就够了: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冬

    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作者) ,克之,旋败退。谕:禁学

    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三

    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

    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 “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

    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

    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

    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

    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

    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

    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

    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

    门遇险①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退朝回家,三个革命党人伺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掷

    弹炸袁未中,炸毙袁的侍卫长袁金标,炸伤护兵数人,事后袁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腰疼

    痛等症”为名请假,拒不入朝,让胡惟德等人代奏。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

    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

    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

    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

    德“遥领圣旨” ,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

    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①。

    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

    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

    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 ,其实并非如此。我有

    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 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 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 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 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 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 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 袁世凯到北京, 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

    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

    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口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

    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

    裕的内帮, 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 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 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

    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

    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 “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 ” “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

    于朝廷, 感情益恶。 读法兰西革命之史, 如能早顺舆情, 何至路易之子孙, 靡有孑造也。 ……”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英国外相格雷复驻华公使朱尔典电。 其全文是 “复你十二日电。

    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

    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

    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 (见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一二年四十页)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

    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 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 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

    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

    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 ” 。

    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

    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 “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 “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

    保决不会当曹操! ”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

    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

    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

    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使皇室

    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

    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

    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

    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退位的摄政王周

    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

    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

    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 “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

    但虽重兵在握, 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 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 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

    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

    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

    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 ”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

    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

    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

    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 肃王善耆、 公爵载泽等人, 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

    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

    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

    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去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

    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①,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

    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拚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

    充满了忿恨之声。奕劻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

    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①在辛亥革命期间,满清皇族的最顽固最反动的集团,以良弼、溥伟、铁良等为首组成了宗

    社党,其目的是挽救清朝的灭亡,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后良弼被革命党

    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冯国璋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才被迫同意清帝沮位,隆裕亦

    传谕,把它解散。宗社党解体之后,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并不死心,分别投靠了帝国主义企图

    借外力来复辟。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

    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其中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太后问: “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 “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 ”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

    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

    劻之流所惑” 。太后叹气道: “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

    枪炮役军饷, 打不了这个仗。 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 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溥伟忿忿地说: “摄政王不

    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 “太后今后

    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说: “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

    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

    钱了! ”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拿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 劝清太后效法。 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 ”溥伟说, “就和

    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

    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碰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 ”太后仍然没信心。溥伟就请求“太后和皇上赏兵

    去报国” 。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 “载涛

    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 ”载涛连忙碰头回

    答。太后不做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 “你们先下去吧。 ”末了,善耆又向太后嘱咐一遍: “一会,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觐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

    “我真怕见他们。 ”太后摇头叹气……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

    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 “这个事儿叫大伙儿

    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

    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 。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

    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

    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

    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

    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

    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

    员告诉他们, 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 问题很清楚, 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

    诏后, 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 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 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 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

    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①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①与 “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 同时颁布的还有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和“关

    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

    这个清室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

    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

    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二 帝王生活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 ,没规定具体期限。紫禁城里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之外,其余地方全属“宫禁”范围。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驱逐的时候,渡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

    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

    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

    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

    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

    我十一岁的那年,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和母亲开始进宫“会亲” ,杰二弟和大妹也跟着

    进宫来陪我玩几天。他们第一次来的那天,开头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

    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

    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 “你们在家里玩

    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 ”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 ”

    我很高兴。我和太监们玩过,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我们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

    来。越玩越高兴,二弟和大妹也忘掉了拘束。后来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

    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

    藏玩得累了,我们就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他还是便笑。 “说,说! ”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 “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

    子,……”

    说着,他抬手做了一个持胡子的动作。谁知这个动作给他惹了祸,因为我一眼看见他的袖口里的衣里,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我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

    大妹溜到他身后,吓得快要哭出来了。我还没完: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 “嗻! ”

    在嗻嗻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想起来,那调儿很使人发笑。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

    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

    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

    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

    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

    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 《红楼梦》里的

    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

    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

    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

    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

    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 。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

    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

    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

    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

    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

    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和一般的孩子一样,高兴起来撒腿便跑。

    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跑得丢盔曳甲,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想跑的时候,叫他们站在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

    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

    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 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 假如那时身后没有那个尾巴,例会觉得不自然。我从前听人家讲明朝崇祯皇帝的故事,听到最后,说崇祯身边只剩下一个

    太监,我就觉着特别不是滋味。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

    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 ,吃饭叫“进膳” ,开饭叫“传膳” ,厨房叫“御膳房” 。到了

    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 ”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 ”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

    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

    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

    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

    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

    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食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

    疆”字样的明黄色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

    个银牌, 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并且为了同样原因, 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 。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我人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 ”

    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 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 于是我就开始 “用

    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

    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 我的比她少, 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 我现在找到了一份 “宣

    统四年二月糙卷单” (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 ,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①的内容

    如下:①宫中只吃两餐: “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吃一顿点心。

    口蘑肥鸡 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 炖肉 炖肚肺 肉片炖

    白菜 黄焖羊肉 羊肉炖菠菜豆腐 樱桃肉山药 炉肉炖

    白菜 羊肉片川小萝卜 鸭条溜海参 鸭丁溜葛仙米 烧

    茨菇 肉片焖玉兰片 羊肉丝焖跑跶丝 炸春卷 黄韭菜

    炒肉 熏肘花小肚 卤煮豆腐 熏干丝 烹掐菜 花椒油

    炒白菜丝 五香干 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 烹白内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

    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

    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

    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

    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

    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

    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

    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 ,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

    每逢年节或太妃的生日(这叫做“千秋” ) ,为了表示应有的孝顺,我的膳房也要做出一批菜

    肴送给太妃。这些菜肴可用这四句话给以鉴定:华而不实,费而不惠,营而不养,淡而无味。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

    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 ,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 内斤 鸡只 鸭只

    太后 1860 30 30

    瑾贵妃 285 7 7

    瑜皇贵妃 360 15 15

    珣皇贵妃 360 15 15

    瑨贵妃 285 7 7

    合计 3150 74 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

    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

    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

    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

    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

    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

    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

    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

    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

    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 ,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

    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至于后妃们的分例,也是相当可观的。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

    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后妃名 “皇后” “淑妃” 四位“太妃” 合计

    各种缎 29匹 15 92 136 匹

    各种绸 40匹 21 108 169匹

    各种纱 16匹 5 60 81匹

    各种绫 8匹 5 28 41匹

    各种布 60匹 30 144 234匹

    绒和线 16斤 8 76 100斤

    棉花 40斤 20 120 180斤

    金线 20绺 10 76 106 绺

    貂皮 90张 30 280 400张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库”太监负责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

    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

    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单

    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个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

    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①) ,民国初年

    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

    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由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

    色题词。写大字匾额则是由懋勤殿的勾字匠描出稿,或南书房翰林代笔。什么太后御笔或御

    制之宝,在清代末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①苏拉,执役人的满语称呼。清时内延苏拉隶属于太监。内务府、军机处皆有之。雍和官的

    执役喇嘛,称苏拉喇嘛。除了这些排场之外,周围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也对我起着教育作用。黄琉璃瓦惟有帝王才能使

    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

    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陈设品都是我的

    直观教材。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

    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 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 叫人每天检查一次, 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 。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

    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但是我并没想到,乾隆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

    乾隆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 《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

    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

    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

    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

    宫里有些规矩,当初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

    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

    上了刺客。但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

    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三 母子之间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

    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

    数。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

    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

    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

    我虽然有过这么多的母亲,但并没有得过真正的母爱。今天回想起来,她们对我表现出的最

    大关怀,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餐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 。我从小就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

    我六岁时有一次栗子吃多了,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我

    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管。我记得有一天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

    我一时情不自禁,就把馒头塞到自己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

    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戒备,便越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

    太后送来贡品①,停在西长街,被我看见了。我凭着一种本能,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

    盖子一看,食盒里是满满的酱肘子,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连忙来抢。我虽然拼命抵抗,终于因为人小力弱,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被抢跑了。

    ①每月初一、十五各王府按例都要送食品给太后。——作者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

    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

    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

    治疗方法。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

    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

    疗: “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 ”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

    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

    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 “败了火” ,才把我释放出来。 这种奇怪的诊疗, 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 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我对她的“慈爱”只能记得起以上这些。

    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

    亲热一会,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

    缎子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

    监梳着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 “皇帝歇得好?” “天冷了,要多穿衣服。 ” “书念到哪儿啦?”

    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 “皇帝玩去

    吧! ”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本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他人都叫我皇上。虽然我也有

    名字,也有乳名,不管是哪位母亲也没有叫过。我听人说过,每个人一想起自己的乳名,便

    会联想起幼年和母爱来。我就没有这种联想。有人告诉我,他离家出外求学时,每逢生病,就怀念母亲,想起幼年病中在母亲怀里受到的爱抚。我在成年以后生病倒是常事,也想起过

    幼年每逢生病必有太妃的探望,却丝毫引不起我任何怀念之情。

    我在幼时,一到冷天,经常伤风感冒。这时候,太妃们便分批出现了。每一位来了都是那几

    句话: “皇帝好些了?出汗没有?”不过两三分钟,就走了。印象比较深的,倒是那一群跟

    随来的太监,每次必挤满了我的小卧室。在这几分钟之内,一出一进必使屋里的气流发生一

    次变化。这位太妃刚走,第二位就来了,又是挤满一屋子。一天之内就四进四出,气流变化

    四次。好在我的病总是第二天见好,卧室里也就风平浪静。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

    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端康太妃对我的管束也比较多,俨然代替了隆裕

    原先的地位。这种不符清室先例的现象,是出于袁世凯的干预。隆裕去世后,袁世凯向清室

    内务府提出,应该给同、光的四妃加以晋封和尊号,并且表示承认瑾妃列四妃之首。袁世凯

    为什么管这种闲事,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是由于瑾妃娘家兄弟志钅奇的活动,也不知确否。

    我只知我父亲载沣和其他王公们都接受了这种干预,给瑜、珣皇贵妃上了尊号(敬懿、庄和)瑨、瑾二贵妃也晋封为皇贵妃(尊号为荣惠、端康) ;端康成了我的首席母亲,从此,她对

    我越管越严,直到发生了一次大冲突为止。

    我在四位母亲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新鲜玩意。有些

    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

    将领穿的大礼服, 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 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 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端康知道了,她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查,知道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

    的洋袜子,认为这都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给我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二人

    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又把我叫了

    去,对我大加训斥: “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

    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

    如果端康对我的管教仅限于军服和洋袜子,我并不一定会有后来的不敬行为。因为这类的管

    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更能和毓庆宫的教育合上拍。我相信她让太监挨一顿

    板子和对我的训斥,正是出于这个教育目的。但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

    她的亲姐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慈禧仍然被她看做榜样。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了派

    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她发落了我身边的李长安、李延年这些人之后,又把她身边的太监派

    到我的养心殿来伺候我。这个太监每天要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

    一样。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我的老师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对

    我讲了一套嫡庶之分的理论,更加激起了我憋在心里的怒气。

    过了不久,大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便成了爆发的导火线。范大夫是给端

    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边又出现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

    师说: “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 ”总管太监张谦和本来是买军服和洋袜子的告发人,这时

    也变成了“帝党” ,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 “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大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 ”听了这些话,我的激动立刻升到顶点,气冲冲

    地跑到永和宫,一见端康就嚷道:

    “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 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 ……”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

    都把我夸了一阵。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 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别的几位王公找了去, 向他们大哭大叫,叫他们给拿主意。 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 我听到了这消息, 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①里,慷慨激昂地说:①上书房是皇子念书的地方,在乾清宫左边。 “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妃。

    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

    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阵,仍然

    是什么话也没说。敬懿太妃是跟端康不和的。这时她特意来告诉我: “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①来,皇帝可要留神! ”①满族称祖母为太太,母亲为奶奶。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去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

    生了作用, 特别是祖母吓得厉害, 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 答应了劝我赔不是。

    我到了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叫嚷,我本来还要去吵,可是

    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苦苦哀劝,结果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了不是。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

    句“皇额娘,我错了” ,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过了两天,我便听到了

    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没受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她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后来端康担心我对她追究,从此便对我一变过去态度,不但不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于是紫禁城里的家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也恢复了母子

    关系。然而,却牺牲了我的亲生母亲。

    四 毓庆宫读书

    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

    年旧历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合补桐书屋,后来移到

    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这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则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

    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

    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做书房,其余

    的都空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布置得较简单: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

    帽筒、花瓶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

    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

    椅子、茶几。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诚勉诗条屏。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

    有个大钟,盘面的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

    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

    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

    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

    以知道。我读的主要课本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 、 《朱子家训》 、 《庭训格

    言》 、 《圣谕广训》 、 《御批通鉴辑览》 、 《圣武记》 、 《大清开国方略》等等。十四岁起又添了英

    文课,除了《英语读本》 ,我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 ,另一本是译成英

    文的中国《四书》 。满文也是基本课,但是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

    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 ,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

    仑,瓦特发明蒸气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

    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 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 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

    不用功。 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 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 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

    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

    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

    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

    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 ,以及一个皇帝之所

    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 。这种“道” ,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 “君

    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

    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

    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 据说这件苦事, 确实给了他们好处。 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

    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

    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

    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

    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

    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快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

    英文故事。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 ,并且自制

    插图,自编自看。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遭到了失败。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的

    化名,把一个明朝诗人的作品抄寄给一个小报,编者上了我的当,给登出来了。上当的除了

    报纸编者还有我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他后来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收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

    昏》 ,以此作为他的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例证之一。

    我的学业成绩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许多年,只学了一个字,这就是每当满族大臣向

    我请安,跪在地上用满族语说了照例一句请安的话(意思是: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

    后,我必须回答的那个: “伊立(起来) ! ”

    我九岁的时候,他们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

    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①。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但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项荣誉的有三个人,即:溥杰、毓崇(溥

    伦的儿子,伴读汉文) 、溥佳(七叔载涛的儿子,伴读英文,从我十四岁时开始) 。伴读者还

    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 “成王有过,则挞伯禽” ,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

    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楣的是毓崇。

    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教他,他每天到毓

    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功夫。毓崇的成绩最坏,这倒不是他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的

    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这就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

    造成的。

    ①“赏紫禁城骑马”也叫赏朝马。军机处每年将一、二品大臣年六十以上者,开单请旨,一

    般皆可获准,推侍郎(正二品)以下的不一定全准,内廷官员往往“特蒙思礼”不复问年,亲王以下至贝子则皆可准许。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话亭下马,由西华门人至内务府总管衙门

    前下马。这种赏赐也是封建朝廷给予臣下的一种巨大的荣誉。

    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非常淘气。我念书的时候,一高兴就把鞋袜全脱掉,把袜子

    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

    他过来给我摸摸。在他遵命俯头过来的时候,给我冷不防的拔下了一根。徐坊后来去世,太

    监们都说这是被“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还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竟被我闹得把“君

    臣”都忘了。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

    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我反

    倒索兴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急了,忽然大喝一声: “不许动! ”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

    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

    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能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

    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就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

    “看你何其轻佻! ”

    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金顶黄轿到达毓庆宫。我说了一声: “叫! ”太监即应声出去,把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

    者叫了来。他们进殿也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

    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我无须回礼, 因为“虽

    师,臣也,虽徒,君也” ,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

    坐。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

    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也就开始了。

    我找到了十五岁时写的三页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念书的生活情况。辛亥后,在我那一圈儿里

    一直保留着宣统年号,这几页日记是“宣统十二年十一月”的。

    二十七日,晴。早四时起,书大福字十八张。八时上课,同溥杰、毓

    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

    左传、谷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四官。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复阅各报,至四时餐,六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二十八日,睛。早四时即起,静坐少时,至八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

    至十二钟三刻余,庄士敦至,即与溥住读英文。三时,功课毕,还养心殿。

    三时半,因微觉胸前发痛,召范一梅来诊,开药方如左:

    薄荷八分,白芷一钱,青皮一钱五分炒,郁金一钱五分研,扁豆二钱

    炒,神曲一钱五分炒,焦查三钱,青果五枚研,水煎温服。

    晚餐后,少顷即服。五时半寝。

    二十九日,晴。夜一时许,即被呼醒,觉甚不适。及下地,方知已受

    煤毒。二人扶余以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少顷即醒,又越数时乃

    愈。而在余寝室之二太监,亦晕倒,今日方知煤之当紧(警)戒也。八时,仍旧上课读书,并读英文。三时下学,餐毕,至六时余寝。

    陆润庠师傅①是江苏元和人,做过大学士,教我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教满文的伊克坦是满族

    正白旗人,满文翻译进士出身,教了我九年多满文。和陆、伊同来的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人,西太后时代做过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是和我相处最久的师傅。陆死后添上教汉文的做过国

    子丞的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和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②。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

    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陈在福建有才子之名,他是同治朝的

    进士,二十岁点翰林,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出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他后来不像

    张之洞那样会随风转舵,光绪十七年被借口南洋事务没有办好,降了五级,从此回家赋闲,一连二十年没出来。直到辛亥前夕才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就被留下做我的师傅,从此没离开我,一直到我去东北为止。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

    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

    前,他是我惟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①陆润庠,也是当时的一个工业资本家,光绪末年,他在苏州创办了最早的纱厂丝厂。辛亥

    革命后清室非法授以太保,并在死后追赠为太傅,谥文端。

    ②梁鼎芬(1859—1919)字节庵又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宣统三年委广东宣抚使,未上任清

    朝即倒台,赴易州哭谒光绪陵,故小朝廷授他为“崇陵陵工大臣” 。在他奔走之下,上海各

    地有不少想求得小朝廷的匾额或其他荣典的人大捐其钱,供奉崇陵工程。“有王虽小而元子哉! ”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光镜片

    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

    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都是他的话题。说完这些,少不得再用另一种

    声调,回述一下“同光中兴、康乾盛世” ,当然,他特别喜欢说他当年敢于进谏西太后的故

    事。每当提到给民国做官的那些旧臣,他总是忿忿然的。像徐世昌、赵尔巽这些人,他认为

    都应该列入贰臣传里。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

    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 “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这是他对一

    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

    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他加上一个横批是: “旁观者清” 。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

    “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

    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记得他总有些精神不振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一打一个通夜,所以睡眠有点不足。他会看病,我生病有时是请他看脉的。梁鼎芬师傅很爱

    说话。他与陈师傅不同之处,是说到自己的地方比陈师傅要多些。有一个故事我就听他说过

    好几遍。他在光绪死后,曾发誓要在光绪陵前结庐守陵,以终晚年。故事就发生在他守陵的

    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在灯下读着史书,忽然院子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一把雪亮的匕

    首,闯进屋里。他面不改色地问道: “壮士何来?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

    他感动了,下不得手。他放下书,慨然引颈道: “我梁某能死于先帝陵前,于愿足矣! ”那人

    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他从速离去,免生不测。他泰然谢

    绝劝告,表示决不怕死。这故事我听了颇受感动。我还看见过他在崇陵照的一张相片,穿着

    清朝朝服,身边有一株松苗。后来陈宝琛题过一首诗: “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 ”他怎么把终老于陵旁的誓愿改为“不见松青心不死” ,又怎么不等松青就跑进城来,我始终没弄明白。

    当时弄不明白的事情很多,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陈师傅最信卜卦,并为我求过神签,向关帝问过未来祖业和我自己的前途;梁师傅笃信扶乩;朱师傅向我推荐过“天眼通” 。

    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师傅们

    却不然,他们都很懂行,而且也很会沽名钓誉。现在有几张赏单叫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

    “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记录:

    赏陈宝琛 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伊克坦 米元章真迹一卷

    朱益藩 赵伯驹王洞群仙图一卷

    梁鼎芬 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一卷

    还有一张“宣统九年三月初十日”记的单子,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册”一册,赏朱益藩“范中正夏峰图”一轴、 “恽寿平仿李成山水”一轴。这类事情当时是很不

    少的,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我当时并不懂字画的好坏,赏赐的品目

    都是这些内行专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至于不经赏赐,借而不还的那就更难说了。

    有一次在书房里,陈师傅忽然对我说,他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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