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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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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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继《简读中国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后，全新深度力作!揭开“陋规”迷雾，再现明清两朝的帝国权力黑洞和财政危机。
编辑推荐
继《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之后，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回归明清命题，以“腐败与反腐败”为切入点，带来一部全新的、关于明清史的另类解读。
独特视角剖析明清败局之根源，探究“陋规”背后明清两朝的权力黑洞和财政危机。
透彻分析封建王朝共通的腐败症结与反腐阻碍，以史为鉴，看清真相，一部明清纪检监察报告、反腐启示录。
明清官场群像，满足读者对官场生态的想象。
内容简介
历史是连续的，在从明至清的王朝更迭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盘，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腐败，正是分析这个权力结构的入口。
本书聚焦明清，以清晰的逻辑和鲜活的细节完整讲述了朱元璋、弘历等人的反腐始末，通过对其背景、历程、结局及影响的阐述，集中探讨了明清两朝深陷腐败泥潭的种种困境。并以“陋规”这一贯穿明清两朝的腐败现象为切入点，再现当时的帝国制度结构以及官场生态，深探明清衰败的根本原因，提出跨越时代的反思。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一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预览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不受权力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而汉景帝上台，便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见《汉书·佞幸传》)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朝不保夕。事实是，洪武一朝，朱元璋为了消灭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梦兰琐笔》)，三吴地区因此“豪民巨族，刬削殆尽”(《匏翁家藏集》)，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均被清洗一空。因此王子今说，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中国传统社会可谓是“权力万能”。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
因为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却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则可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而经商者往往“富不过三代”，因为面临着财产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剥夺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将钱财用于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
权力支配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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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从纵向对比，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来支撑：第一，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多数人认可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第二，乾隆时期的疆域广阔，人口数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千米，大约是今天960万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只有少数几个节点突破了一亿。而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1亿4000万；到乾隆退位的时候，则突破了3亿的大关。也就是说，乾隆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点，出现在乾隆时期。推动这个盛世顶点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乾隆前期的惩贪抓得非常有力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了解得并不充分。
提起清代惩贪最坚决的皇帝，大家通常认为是雍正。其实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亲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乾隆皇帝是清代惩贪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这个断语也许与许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错，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情商极高，极会做人。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称要效法皇祖“宽仁为治”。当初的“宽仁”时期，还真是阳光灿烂，曾经让大清王朝所有官员都如沐春风。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虽然他曾经那么讨厌其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残忍、阴狠，其实一丝不少地储存在了他的骨子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统治政策由宽转严，大臣们发现，其风霜之严酷，远甚于雍正。
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终乾隆一生，可以说他的统治前期，惩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防微杜渐。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础，乾隆即位之时，官场风纪较好，但是乾隆并不满足。他为人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小吃小喝不处理，最后就会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送“土宜”，即以“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他说：“而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送又不可少，层累递及，督抚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已不赀矣。”(《清高宗实录》卷三二)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现象，乾隆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酬酢宴会的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委派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借端要结，甚且赔累”，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察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仍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致滋弊窦”。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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