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检报告:一个殡葬师的手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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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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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检报告:一个殡葬师的手记,尸检这个词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少但是却经常在电视听到的,今天的这本是一位殡葬师自述,为你解开尸检的全过程的,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恐怖!

简介
卡拉·瓦伦丁为死者工作。
在成为世界上“超恐怖”的巴斯病理学博物馆(就是BBC剧集《神探夏洛克》里福尔摩斯做实验和跳楼的那座博物馆)的馆长之前,她做了多年的尸检工作,完成了大约5000次尸检。在这本书中,她以尸检过程为叙事主线,分享了她的专业知识。
从尸体的第一个切口开始,我们将跟随作者,着手进行尸体的外部检查,随后依次进入尸体内部,解剖单独的器官,直至最后的尸体缝合。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随着作者的笔触,了解尸检的过程和知识,了解人类生与死之间的历史和不断变化的文化关系,了解生命究竟是什么。
她对我们的身体最终会发生什么,有生动的洞察。书中的每一章除详细描绘尸检的其中一个环节,也描述了作者生活和工作的细节,纠正了我们从综艺节目、剧集上看到的关于尸检的错误认知。她的文字触及了我们对死亡的感受中一些更具争议的方面,比如性和死亡的关系,比如我们对人体组织收集、器官捐赠等的态度。
作者信息
卡拉·瓦伦丁(Carla Valentine),伦敦巴斯病理学博物馆馆长。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对尸体和死亡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学了法医专业之后,她担任APT(解剖病理学技术员),协助一些病理学家进行了数年的尸检工作,最终成了这座别具特色的病理学博物馆的馆长。担任APT期间,她曾长达数周,参与伦敦大爆炸的亡者的尸检工作,还曾参与BBC(英国广播公司)2016年的纪录片《解剖肥胖》(Obesity: The Past Mortem)的拍摄。
担任巴斯病理学博物馆馆长之后,她创立了专属于死亡相关行业人员的交友网站 “生死相约”(Dead Meet),也组织了博物馆的众多公众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能让人们更接受死亡的话题,而不是对其避而远之。
图书主目录预览
第一章 信息:媒体最离谱
第二章 准备:悲伤邂逅
第三章 检查:以貌取人,以形取物
第四章 艰难的腐烂检查:低俗小说
第五章 渗透:玫瑰屋
第六章 胸部:心之所在并非归途
第七章 腹部:腌泡玩偶
第八章 头部:我失去了理智
第九章 碎片遗骸:“Bitsa”
第十章 修复:国王呀,齐兵马
第十一章 安息堂:修女也疯狂
精彩
厌食症。牙医。
我还从没见过这两个词被写在一起,直到现在它们被洇得脏兮兮的黑色墨水写在97A上:“患厌食症的牙医。”
我抿了一小口咖啡,读完剩下的文字材料。我很享受这段晨间时光:一派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祥和的气氛。杰森,停尸房的高级技术员,此刻正开心地俯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新闻》上面,一边浏览一边享受喝茶的乐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他早就对形形色色的尸检习以为常,因此对我们每天接手的案件远比不上对电视剧《东伦敦人》的情节或者最新的球赛比分那么热衷。
所谓的“97A”是一张从本地的验尸官办公室传真过来的表格,要求在对死者进行尸检的同时给予执行许可。虽然这个表格在不同的地区叫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整个英国境内(除了苏格兰),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尸检的进行需要首先得到验尸官的许可。(而在苏格兰,这项权力则是掌握在地方检察官手里。)
在英国,由于看过了大量美国电视节目和犯罪小说,验尸官的角色总是会被人误解。在美国,虽然各个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是“验尸官”代表的是另一类被我们称为“病理学家”的人:主持尸检的医生。他们通常经由选举产生,而在一些比较小的州里,甚至可能由当地的殡葬从业者或者普通医生来担任。但是在英国,验尸官是一个由当地政府委任的、类似该地区所有死亡的监督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并且必须同时具备出庭律师或事务律师的资格,有些验尸官甚至还取得了医学学位。
我常常会将验尸官们想象成穿着制服的死神,他们手里拿着备忘录和手机,对管辖地区内的所有死亡事件了然于胸,气定神闲地像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调遣着所有相关人员——警察、病理学家、验尸官一方和停尸房方面的相关人员——以展开一场关于死亡的调查。所以很显然,英国的验尸官其实并不进行尸检,他们只负责根据各种法律法规判断何时需要进行尸检,然后签署一份表格来陈述事实。完成这些程序之后,他们只需坐等观看棋局的展开即可。病理学家才是真正进行尸体解剖或尸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的人,而我们这些解剖病理学技术员(APT),则是他们的助手。
那么,在英国可以进行尸检的评估标准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死者在死亡前两周内曾经去看过医生,并且医生知道其死亡的原因是正常的,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尸检。
在医院过世的病人之所以不需要死后进行尸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医生。在济贫院或者类似的机构里,情况也大致相同。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死亡都要进行尸检。一个男人在健身房锻炼时死在了跑步机上,有个女人倒在了公交车站,公园里遛狗的老派绅士发现了难以辨认的残骸,这些都是会经由地方被送到停尸房的死亡事件。事实上,很有可能一个80岁的人在睡梦中离世,却因为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去看过医生,而不得不接受尸检。“年事已高”至今尚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死因写进死亡鉴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咎于哈罗德·希普曼——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挑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下手的连环杀手,他是一个家庭医生。到1999年他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已多达250名,这直接引起了医生执业以及死亡鉴定的改革,并同时显著提升了尸检需求的数量。
尸检报告:一个殡葬师的手记截图


目录
自序
前言 第一刀
第一章 信息:媒体最离谱
第二章 准备:悲伤邂逅
第三章 检查:以貌取人,以形取物
第四章 艰难的腐烂检查:低俗小说
第五章 渗透:玫瑰屋
第六章 胸部:心之所在并非归途
第七章 腹部:腌泡玩偶
第八章 头部:我失去了理智
第九章 碎片遗骸:“Bitsa”
第十章 修复:国王呀,齐兵马
第十一章 安息堂:修女也疯狂
结语 折翼的天使
致谢
参考书目自序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一个小城市度过的,那时在路边看到一些被车压扁的动物是
常有的事情。这些动物通常都是野生的鸟、松鼠、老鼠之类的,甚至还有刺猬。不
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以及明显曾得到过精心照料的宠物,比如
猫、兔子之类。它们虽然成功地逃出了限制自由的笼子或是花园,却随即沦为了车
轮下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在劫难逃。
后来,渐渐地,我就很少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伴随着奶油冻和总有擦伤的膝
盖一起,那些构成我童年回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轮下“冤魂”,好像都停留在了
十岁之前的时光里。但即使这样,仍有一只动物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回忆里。
那是一只猫,它倒毙在柏油路和路边碎石交界的地方。不同于大多数路毙的动
物那样扁平、破碎,它的模样看起来相当完整,以至我在某些瞬间深深相信,它应
该还活着。近距离检查后,我发现它的伤大部分集中在头部。血液在一只已经闭上
的眼睛外面结成了硬痂,另一只眼睛则像早期的动画片中的兔八哥那样大睁着,仿
佛正眼睁睁地看着恐怖至极的事情从眼眶里崩出。不过,它确实看到了:一辆急速
将它撞向死亡深渊的汽车。
想到如果它还活着,那么我若伸出援手或许还能救它一命。于是,我就从旁边
捡起一根小棍,在它的胸部戳了一下。令我惊讶的是,它的一个鼻孔中立即鼓出了
一个血泡,而且这个血泡不断地膨胀到足有弹珠那么大后才爆开。在那一瞬间,我
心里涌起一阵满怀希望的狂喜。但是很快,我便清醒过来:这只猫已经死了。甚至
在那个年纪,我就已经知道,它鼻孔中出现的血泡,只是肺部残余的最后一点空气
离开它的方式。我已经不能再为它做任何事情了。
等等,也许还是有些可做之事的?
除了曾经在电视上或者书中看到过一些涉及死亡的情节外,对于如何处理此类
情况,我没有任何概念。但是我想,如果无力让这只猫起死回生的话,那么至少可
以为它的死亡做些什么吧。于是,短短20分钟之内,我直接敲响了一些朋友家的
门,或是打通了另一些朋友家里的电话(那是距离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手机很久远的年代),并迅速集合起了一支由8个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我们把这只猫的尸体运送到
了我家的花园里,然后挖了个小小的墓穴,将它妥善安葬。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
悼词,甚至还都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人们在葬礼上会做的那样,依次往它已经完
全没有生气的身体上撒了一把泥土。想到这可怜的生命也算是得到过我们的照料
了,并且他——也可能是她——现在至少有了个专属于自己的安全的角落,我略略
感到安慰。最后,我用两根冰棍的木棒做了一个十字架,作为它那小小坟墓的墓
碑。
从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我一眼就能看到猫的安息之处。它就像一个默默无言
的提示,不断向我传递着虽然生命难以驾驭,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往往能
够很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无论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单纯出于仪式感的需要。
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目标的萌芽。
为了保护在这些年里我共事过的工作人员以及病人的隐私,这本书中提到的名
字以及身份都是经过处理的,而且对话也都是从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中抽取和拼凑而
来。但有一点很关键,无论经过了怎样的修饰,所有一切都曾真切地发生过。同
时,我想这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向曾经帮助我埋葬过“人生之猫”,以及在
我此后人生道路上指引我与死亡为伴走过一程又一程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前言 第一刀
厌食症。牙医。
我还从没见过这两个词被写在一起,直到现在它们被洇得脏兮兮的黑色墨水写
在97A上:
“患厌食症的牙医。”
我抿了一小口咖啡,读完剩下的文字材料。我很享受这段晨间时光:一派暴风
雨来临前的平静、祥和的气氛。杰森,停尸房的高级技术员,此刻正开心地俯在最
新一期的《世界新闻》上面,一边浏览一边享受喝茶的乐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
技术员,他早就对形形色色的尸检习以为常,因此对我们每天接手的案件远比不上
对电视剧《东伦敦人》的情节或者最新的球赛比分那么热衷。所谓的“97A”是一张从本地的验尸官办公室传真过来的表格,要求在对死者进
行尸检的同时给予执行许可。虽然这个表格在不同的地区叫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整
个英国境内(除了苏格兰),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尸检的进行需要首先得到验尸
官的许可。(而在苏格兰,这项权力则是掌握在地方检察官手里。)
在英国,由于看过了大量美国电视节目和犯罪小说,验尸官的角色总是会被人
误解。在美国,虽然各个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是“验尸官”代表的是另一类被
我们称为“病理学家”的人:主持尸检的医生。他们通常经由选举产生,而在一些
比较小的州里,甚至可能由当地的殡葬从业者或者普通医生来担任。但是在英国,验尸官是一个由当地政府委任的、类似该地区所有死亡的监督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并且必须同时具备出庭律师或事务律师的资格,有些验尸官甚至还取得了医学学
位。
“验尸官”(Coroner)这个词来源于“加冕者”(Crowner),是一个从
1194年起就正式存在的职位。“加冕者”需要扮演两种角色:监察管辖地区的死亡
事件;知晓任何一笔有可能被幸运的“奴隶”发现的财富信息,并且做出是“谁捡
到的就归谁所有”,还是应该另有所属的判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验尸官有时
候还需要履行特殊的职责,调查那些从花园等地挖掘出来的、早已无人认领的物件
或者财产的所有权,并判定它们属于“无主宝藏”,将它们的所有权判定为归国家
所有是非常重要的。[1996年,以“无主宝藏”的判定为基础发展出了《宝藏法
案》(Treasure Act)。]
我常常会将验尸官们想象成穿着制服的死神,他们手里拿着备忘录和手机,对
管辖地区内的所有死亡事件了然于胸,气定神闲地像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调遣
着所有相关人员——警察、病理学家、验尸官一方和停尸房方面的相关人员——以
展开一场关于死亡的调查。所以很显然,英国的验尸官其实并不进行尸检,他们只
负责根据各种法律法规判断何时需要进行尸检,然后签署一份表格来陈述事实。完
成这些程序之后,他们只需坐等观看棋局的展开即可。病理学家才是真正进行尸体
解剖或尸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的人,而我们这些解剖病理学技术员
(APT),则是他们的助手。
那么,在英国可以进行尸检的评估标准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死者在死亡前两
周内曾经去看过医生,并且医生知道其死亡的原因是正常的,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尸检。
在医院过世的病人之所以不需要死后进行尸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每天都
会看医生。在济贫院或者类似的机构里,情况也大致相同。但是,除此之外,几乎
所有的死亡都要进行尸检。一个男人在健身房锻炼时死在了跑步机上,有个女人倒
在了公交车站,公园里遛狗的老派绅士发现了难以辨认的残骸,这些都是会经由地
方被送到停尸房的死亡事件。事实上,很有可能一个80岁的人在睡梦中离世,却因
为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去看过医生,而不得不接受尸检。“年事已高”至今尚
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死因写进死亡鉴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咎于哈罗德·
希普曼——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挑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下手的连环杀手,他是一个家
庭医生。到1999年他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已多达250名,这直接引起了医生执业以
及死亡鉴定的改革,并同时显著提升了尸检需求的数量。
我们的97A表格,一般在早上八点半左右伴随着一阵嘟嘟、嗡嗡的噪声,嗖地一
下被老旧的传真机“喷射”到狭小的停尸房办公室的地面上。上面有一些关于尸体
的具体信息以及比较突出的特点——任何负责这具尸体的验尸官在最初的几个小时
里发现的与其死亡相关的信息。有时候,还会出现大量难以辨识的注释,尤其是当
涉及医学信息的时候。其中的信息可能包括这个人的病史、曾用药、尸体是在何处
如何被发现的、家庭成员、排行、身高体重,有时甚至包括死者生前喝茶是喜欢加
一块还是两块糖这种细节。但在另外一些案件中,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只有寥寥几
笔或短短数行,就像:
患厌食症的牙医
45岁
卧床两周
狗娘养的[1]
“搞什么鬼啊!这也太刻薄了!”我突然大声对杰森说,吓得他差点将正送到
嘴边的茶弄洒了。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洪?[2]”他的目光从报纸转投向了我。他总是管我
叫“洪”,不过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在他体格健硕、肌肉结实并且满是文身的外表下,有着非常温柔、对他人充满关切的天性。
“这个可怜的家伙死了,然而他们却管他叫‘狗娘养的’!”
我几乎是重重地跺着脚走到办公室另一头的,不断把97A朝他不知所措的脸上挥
动着。他制止住我几乎歇斯底里的动作,接过来开始认真看起上面的信息。在一刻
的沉默以及一个困惑的表情之后,他忽然发出一阵狂笑,笑得他宽厚的肩膀不断地
起伏着,脸也开始变红,甚至眼泪都笑了出来:“狗娘养的……”虽然他的笑声几乎
充满了全部空间,我还是从中依稀听出他将这几个音节重复了好几遍。
直到他重新镇静下来,我才发现逗得他笑成那样的原因。虽然我将表格读成了
那样,但实际上它所记录的信息是:
患厌食症的牙医
45岁
卧床两周
S.O.B
S.O.B是“呼吸浅短”的缩写。也难怪杰森会狂笑不止。想来如果我要在这个领
域里站稳脚跟的话,那么我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缩略词的使用。
那天只来了一张97A,所以只需要进行一场尸检,或者说一场PM(另一个也不得
不开始适应的缩写),杰森说我要在今天进行独自切开尸体的尝试。作为一个实习
的APT(又一个缩写!),这是掌握“去脏术”——一个听起来要比“开膛”略微
好上那么一丁点的医学术语——艺术的第一步。
虽然我只是一个实习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已经能够胜任一些基本工作,比如文书工作、签收新的尸体、进行简单查看、取下首饰或者假牙之类的简单操作
等工作,但也确实是时候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训练了。完成第一个切口并打开尸体的
时刻终于到了。我当然想马上就动手去做,对于这次机会的到来,我简直兴奋得无
与伦比。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刻我也紧张得要命。我已经期待很久了,但
当我的愿望终于就要成真的时候,机会面前的我忽然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如果我搞砸了怎么办?假如我根本没有做这一行的天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到目前为止
的人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要是没有事先画好一条直线的话,我甚至连一张纸
都无法笔直地裁开,又怎么可能把皮肤切割得整齐?而且有一点我非常确定,那就
是我绝对做不到把任何种类的布料好好地缝合起来,那么我又怎么可能将人的皮肤
缝到一起?想到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做纸工或者编织从来就没产生过什么兴趣,尸检
不过就是把曾经手工课上那些很少再用到的技巧用到人体上的念头忽然令我充满了
挫败感。
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决定专注于我知道的东西,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半我来
上班之后会做的事情。并且,我很快便意识到,仅在几周以前,我其实连那些都不
会做。我学东西很快,完全不需要这么紧张。万事开头难罢了。
我要开始掌控局面了。于是,我径直走进小而明亮的验尸房,戴上乳胶手套,并做了个深呼吸。而在整个过程中,杰森一直都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我的一举一
动。在此之前,我已经把装有患厌食症的牙医的运尸袋安放在了门上写着他的名字
的冷柜里(停尸房中的冷柜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温度可控的贮藏设施,但是为了避
免出现更多的缩写,我们姑且就称它为“冷柜”)。于是,我小心地将他躺着的托
盘拉出来,转移到液压手推车上。然而,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做,我有些犹豫了。我
感到好像犯了个错误:托盘的手感太轻了,根本不像有尸体装在袋子里面。不过,当我靠近仔细看时,还是能够在最上方的位置辨认出头部紧紧抵住白色的塑料而形
成的轮廓,而在更靠下的地方出现了非常尖锐的突起,应该就是弯曲着的膝盖了。
确定他仍在原位后,悬着的心稍稍放下的我又做了个深呼吸,将手推车调转180度,把托盘放到从验尸房墙壁上伸出的不锈钢支架上。有了支架上坚实钢爪的固定和支
撑,在冷柜里用以安放尸体的托盘在这时又可继续被用作解剖台。
有些时候,转运尸体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就完成,只要轻巧地转动手推车,就能
听到降低其高度令托盘进入正确位置时顺滑的吱吱声了。
但是很不幸,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顺利。
我本来就很焦虑,再加上还有杰森一直在旁边看着我,简直不能更紧张了。在
转弯的时候我偏了那么几英寸,于是连手推车一起直接撞到了支架的钢爪上,制造
出一阵巨大的金属撞击声。虽然很庆幸并没有对尸体或者设备造成什么损害,但我
的自尊心却受到重创,我越发强烈地预感到,如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也给它做一个尸检的话,那么死因一定是:大面积挫伤。
“放松,洪,我们也经常这样。”杰森安抚着我的情绪,“这个验尸房确实太
小了。”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无限的耐心,尤其是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
个新人,我简直是将《活宝三人组》[3]
中的三傻全部集中于一体了。
最后,我总算有惊无险地将放有运尸袋的托盘在正确的位置上放好,并缓缓打
开拉链。杰森让我独立完成整个过程,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假如真的不存在就太
好了。一般情况下,需要两个APT将尸体从袋子中取出来,整个过程中的动作看上去
就像经过了反复练习和精心设计一样,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全套操作包括:将尸体
向一侧倾斜,分别将其胳膊和腿用作杠杆和支点,这样就能撤掉一侧尸体下方的塑
料袋;然后再对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操作,整个袋子就能够被轻松地取下来了。但是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瘦了,所以我一只手移动他,另一只手取袋子,一个人就能顺利
完成,就像抱住宝宝的腿取尿布一样容易。我在移动这个男人的时候精神高度集
中,并不断做着深呼吸来稳定情绪。
然后,我总算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了。
他的情况是我之前从没遇到过的:身体像一根多节的白色树枝,有着毛茸茸的
树皮并且伸出几根无关紧要的枝杈。他实在太瘦了,我的目光能够直接穿过他的皮
肤,看到他盆骨的清晰形状。当我小心翼翼地给他翻身,开始查看后背的情况时,他脊椎骨每一节间的凹槽、骶骨、尾椎等都格外突出。显然,在他最后卧床的几周
里,每一根骨头都抵在他已经薄得像纸一样的皮肤上,试图冲破束缚获得自由,于
是形成了很严重的褥疮。深红色的褥疮有些已经感染了,从发炎的地方渗出黏糊糊
的黄绿色脓液。只消一眼,我就不由自主地被一阵并不存在的疼痛席卷了。由于感
同身受的痛苦实在出现得太过突然,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呼吸困难,禁不住浑身打
战。
他长长的头发发色很深,几乎可以算是黑色的,一部分像个小垫子似的铺在头
和上半身下,另外一些则混乱地四散开来。他的指甲又黄又长,结合头发以及身体
瘦弱的状态来看,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承受的可能不仅仅是厌食症那么简
单。我立即想起了霍华德·休斯以及其他那些有心理问题的隐士,怀疑是不是同样的
命运也降临在了我们的牙医身上。正当我陷入沉思之中的时候,杰森打断了我,递
过来一个已经夹好一张表格的夹板,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叫停不断冒出的各种想法。我在表格上记录他的外部特征:颧骨凹陷、头发缠结、褥疮,等等。每一颗
痣、每一道皱纹,甚至每一处胎记或是小小的污迹都没有放过。而我之所以这么
做,是怀有两方面的小心思:一来,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做尸体外表检查,我不希望
出现任何遗漏,让之后接手的病理学家觉得我不够资格;另外,我也是在拖延时
间,检查得越久,就可以越晚落下我的第一刀。
杰森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算盘,但直到我像一只饥饿的秃鹰绕着尸体转完第三
圈之前,他都没说什么。“你没必要连他阴囊上的皱纹都清点一遍,洪。”他在说
话的同时递给我一把PM40——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解剖刀。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我向我的病人弯下腰,试图将精神集中于他的脖子和锁骨形成的那条曲线上,那是我应该切下第一刀的位置。但是,此刻我眼里唯一能看到的,却只有顶灯经由
解剖刀反射出来的灯光,简直就像是闪光灯一样刺目。我的手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但也是在那一刻,头顶的灯光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于是我又走神了。(你大
概能想到当时的情况了吧?可怜又耐心的杰森啊!)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最好
的朋友杰恩和我跟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喜欢玩给对方化妆的游戏。一时间,我好像
再次回到了很多年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躺在阳光下紧紧闭上双眼,感受着阳光
照耀的温暖以及杰恩在我脸上涂抹化妆品时刷子带来的轻柔触感。那时的我心里冒
出一个念头:尸体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吧?我敢肯定,这不是大多数女孩会有的想
法。而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想起了经常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的
葬礼前对遗体进行“美容”的场景。另外,我当时也刚好才看过麦考利·卡尔金在
1991年演的那部精彩又颇深刻的电影《小鬼初恋》。丹·艾克罗伊德在里面饰演的葬
礼承办人,雇用了生机勃勃的杰米·李·柯蒂斯来给死者化妆。她令这项工作看上去非
常有意思,甚至显得颇有魅力,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虽然电影的结局并
不是这样。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心情戒指[4]
或者柳树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很心
痛。[5]
回忆起想象自己是一具尸体时的感受以及化妆刷在脸上拂过的轻柔触感,让
我不由猜测或许眼前这个厌食的牙医也能够感受到我。不仅仅是我和他之间的肢体
接触,还有我的那些深呼吸以及紧张踌躇,可能都落在了他的眼里。我很确定他一
定不希望由一个金发碧眼、战战兢兢的新手像个做寿司的厨师那样在他的身体上比
画着刀子。于是,我坚定地跟自己说:“卡拉,开始吧!”我重新握紧了解剖刀。
由于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技术员做这个切口,因此我可以完成得相当完美。从
右耳的后侧开始,刀片沿着脖子旁边划下,在经过锁骨的时候稍微改变角度,一路
切到胸骨,形成“V”字形的一半。在锋利的不锈钢刀片下,切开皮肤简直就像切黄
油那么轻而易举。然后,我在左侧重复这个过程,但是用右手转换角度的时候稍微
没那么精细。与另一半“V”汇合之后,我持刀继续笔直地朝着他的肚子往下切,让
切口刚好绕过肚脐眼,并在快要抵达耻骨的地方干净利落地停下来。这样,在他的
身体正面便做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Y”字形切口,也就是所谓的“Y字切开法”。
切口并不是完全分毫不差,在一些地方难免会出现小小的偏差,但我很怀疑有谁在
第一次使用锋利得能把自己的手指切下来的解剖刀时,就能动作干脆利落得没有一
丝卡顿。而且,切割的轻微偏移在修复缝合完毕之后根本看不出来。
我很是为自己感到骄傲,站直身体后不由深深出了一口气,并陷入对自己
的“杰作”无休止的自我欣赏之中,直到杰森打断这一充满荣光的时刻:
“来吧,剪刀手爱德华,我们还要进行下面的尸检。”
·
就我目前的训练程度而言,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放下解剖刀,旁观杰森完成整
个尸检过程。和学开车类似,APT学习取出内脏的技术也是要分阶段进行的。在学车
的第一阶段,你还不能上车、发动油门、停车以及转弯,解剖也是一样,所有操作
都需要一步步慢慢学习。
一旦胸部的切口完成,胸骨也被取下来之后,如何系统地取出内脏进行检验有
不同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罗基坦斯基法”。实际上,这套方法是莫里斯·莱
特勒发明的“整体法”,从其命名便能窥知一二,就是将所有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完
整地取出来。并且,这也将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会主要采用的方法。所以,我
仔细地观察着杰森的操作。
首先,他要进行一些检查,用不持刀的手去仔细感受死者的肺部是否出现了胸
膜粘连——部分肺可能会粘在胸壁上。受过外伤、得过肺结核或胸膜炎之类的疾
病,都有可能导致胸膜粘连。能够预期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肺部呈粉红色,湿润而健康,没有粘连在胸腔腔体内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需简单的惯例操作
——类似于“舀”的动作——就能轻巧地将它重新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在用手初
步确认过肺部的情况之后,他接下来会把卷曲的肠子顺直成平滑的一条。由于在确
认死因方面,肠子在器官的优先级里面算不上特别重要的,所以就先搁置一边等待
后续检查。取出了肠子之后的体腔里一下就有了充足的空间,于是杰森重新回到肺
部的检查上。先用PM40解剖刀将它们分离,再在脊柱两侧分别切两个长长的切口,最后以“舀”的方式将它们取出来。使用类似的技术,他继续将位于胃和肝下方的
两个肾以及包裹着它们的脂肪分离,再把将器官和胸腹分隔的膈划开。随后,他灵
巧地做了上肺部的组织切片,那里同时也充当着气管和食管——从嗓子,包括咽喉
和舌头延伸下来的结构——的末端。接着,他用一只手将心脏和肺向下拉,将其与
脊柱分离,另一只手里的解剖刀随时小心地处理着附着太牢固的地方。这个操作一
直从胸腔延续进行到腹腔。很快,他便捧出了一团湿淋淋的内脏,里面包括胸腔里
的心脏、肺,还有胃、脾脏、胰脏、肾脏以及肝脏等位于腹部的器官。他将这一捧
器官装在一只巨大的不锈钢碗里,放到配套的钢制工作台上,等待医生过来检查。
杰森继续处理还在盆骨深处的膀胱,由于死者很显然死前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
进食或喝些什么东西,所以它又小又空,看起来像极了一个漏气的黄气球。杰森把
它取出来,让我放到解剖台上。我不是很清楚“手持膀胱”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
样的,所以就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起来,伸直手臂与身体保持足够的距离,就像一
个心灰意冷的妈妈拎着她小儿子的臭袜子那样。
下一步,杰森要开始进行头部的解剖了。这时,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开着他那
辆褐红色的沃尔沃到了。我们透过解剖室霜冻的玻璃看着他把车开进狭小的停车
场,就像看着一滴在流动的血滴。我们常常会聊起他选择轿车的品位:沃尔沃,据
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事实上,沃尔沃V40确实仍然是你能买到的车里最安全
的。)这是他精挑细选后的决定吗?我们怀疑是不是给太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
(road traffic incidents,RTIs)做尸检,形成了他对沃尔沃的执念?我脱下
我的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个人防护装备,我觉得我已经开始
有点喜欢上用缩写名称了),留下杰森继续进行头部解剖,去招呼詹姆森博士——
万一他要是想在开始之前先来一杯咖啡呢!这座建筑是真小,从我开始脱验尸房的
工作服到走进办公室只花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门铃也恰好在这时响了起来。
停尸房的设施最近刚进行过一番改造,所以虽然空间还是很有限,但设施却相当的现代化。每间验尸房里都有两个尸检台,不过我后来发现很多地方有3个、4
个,甚至多达6个,但我们没有专门给婴儿的尸检台。和大多数现代验尸房一样,这
里的冷柜也是双面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整个空间里构成了一面独立的墙。在那一
扇扇整洁的白门后面,死者的头齐齐地朝向验尸房内——就是所谓的“污染区”或
者“红灯区”——也就是我早上取出尸体的地方,而另一边则被称为“过渡区”或
者“黄灯区”,是遗体从社区送过来被签收的地方。[6]
虽然打开黄灯区一侧的冷柜
门通常意味着你将得到来自一双双苍白脚底板的欢迎,但是脚趾上面却并没挂着经
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标签——我们才不会像挂行李牌那
样去标记我们的死者。另外,黄灯区只对工作人员开放,死者的家属和朋友都禁止
入内。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员工办公室、一间稍小点的医生办公室、一间等候室及
与其相连的观察室,那里有可以拉上去的窗帘,可以让窗边的家属看到死者。
英国大多数停尸房的布局都是相似的,建立于同一时期的更是如此。在20世纪
5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地方当局建造了一系列停尸房,它们都是由砖、混凝
土以及尖锐角度构成的建筑,外观看上去非常低调,但这却绝不是最早出现的停尸
房。根据帕姆·费舍尔写的一篇名为《给死者的房子:伦敦验尸房条款,1843—1889
年》的论文(我猜这个读起来应该相当有意思),对一个专门暂存新近死亡尸体的
地方的需求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提出了。那时正值伦敦人口暴涨,每家每户几乎只
有一个房间,所以一旦有人去世,那么直到葬礼举行之前,他的家人都不得不与已
经开始腐坏的尸体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实在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停放了。有时
候,尸体可能还需要停放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一些特别穷的家庭而言,凑足举行葬礼的钱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此而染
病。那时的新闻称,有识之士认为,伦敦的死人正在杀死活人,并且最终催生了相
应的设施,有了对死者“即刻接收,提供恰当且有尊严的服务”的机构。这些地方
被称为“尸检候诊室”或者“死者之家”。
当我听到门铃打开我们的“死者之家”大门时,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并不是
病理学家詹姆森博士——他还在沃尔沃轿车旁,正在后备箱里找着什么。按门铃的
是一个年轻的警官,见我开门后表现得好像比我还要惊讶。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脸色有些苍白。
“你好?”我故意重重地咬着每一个音节,同时挑起眉毛,希望他能开口说
话。对他这种反应,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很早以前就有人告诉我,第一次到停尸房来的人都以为给他们开门的会是个弱视且驼背的老头,绝对想不到能有娇小
的、金发的姑娘。虽然这确实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一刻的不安,但是他看上去竟
然那么苍白还是很令我费解。我忽然担心起来,是不是我的脸上蹭到了一些脂肪或
者血迹?想到这里,我立马抬手在脸上擦拭起来。
好在他总算恢复了语言能力:“这里是陈尸所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这里是停尸房。”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完全掩饰不
住厌恶的情绪。
我对他的说法颇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停尸房”的字面意思是“停放尸
体的房子”(hence Dead House,也就是所谓的“死者之家”),并且自从1865
年左右就开始这么叫;而陈尸所则是一个从法语中舶来的说法,意思是“看上去很
庄严的地方”。它在19世纪初期诞生于巴黎,从那时起,死者开始被陈列在巴黎圣
母院陈尸所供当地人前来瞻仰,并且——我猜——可能看上去比较庄严。这样做的
初衷是为了让那些从塞纳河捞上来的尸体或者倒毙在城市其他地方的人,能够被赶
来的朋友或家人辨认出来,无论是通过他们的身体特征还是穿的衣服。但是这项展
出逐渐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在1907年巴黎陈尸所关闭之前,每天能吸引将近4万的
参观者前来。或许换个说法会更有助于想象当时的盛况,要知道,即使在假日里,伦敦眼一天接待的游客也不过1.5万人。(可能在当时的巴黎能做的其他有意思的事
也不多,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虽然从词义上讲,“停尸房”和“陈尸所”这
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但是大多数的英国工作人员从来不用“陈尸所”,哪怕
它可能在美国也同样占据主导。
等我把他领进来之后,这个年轻的警察告诉我,他是陪同葬礼承办人过来的,他们把一个男人的尸体从家里运来了。于是,我总算明白了他怎么苍白成这样,那
个画面一定很糟糕。
“不过,那边有辆沃尔沃挡道了。”他继续解释道,“所以,我先过来说一
下。”
5分钟之后,詹姆森博士把车挪开重新停好,回来和我、杰森、脸色苍白的警察
以及葬礼承办人一起检查冰箱里刚来的“入住者”。死者被发现的方式很常见:邻
居们不断抱怨总是闻到一股臭味,还有大批苍蝇聚集在他家门口,于是警察就把门撞开了。这听起来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死了很久都没人发
现的独居者。更直白地说,他已经严重腐烂。葬礼承办人一直在不断地抱怨,其中
一个人的情绪尤其强烈。
“真不能再恶心了,他居然膨胀成那副德行,而且还是绿的!”承办人喋喋不
休着,“他就是那种——你们怎么叫来着?嗯?囤积者。”他的口音使他说的听起
来像是“订单”[7]。“而且还搞得到处都是屎,根本就没法接近他。差点要了我的
命!狗娘养的!”
他这么一说,杰森忽然朝着我发出一阵狂笑。我是真的希望他能看在病理学家
也在场的分上,忘了我早上犯的错误。但很显然,我没那个运气。
“啊,博士,你肯定想不到卡拉早上说了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咯咯
笑。就在这个时候,装着男人尸体的运尸袋忽然崩裂开,一股惊人的深棕色液体随
之像巨浪一般冲撞到干净的油毡地板上。
我不禁把脸深深埋到手中。这一天注定要比我预计的长很多啊!
[1] 英语中写作“Son of a Bitch”。——编者注
[2] 洪(Hun),一种蔑称,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来称“德国佬”。——编者注
[3] 《活宝三人组》(Three Stooges),美国广播公司发行的一部喜剧片,讲述了三个活宝的故事,十分
搞笑、有趣。——编者注
[4] 心情戒指是一种可以变色的戒指,不同的颜色代表佩戴者的不同心情,可以变为黑、黄、红、绿、青、蓝粉、紫等多种颜色。——编者注
[5] 如果你没有看过《小鬼初恋》(My Girl )这部电影,那么我强烈向你推荐,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精
彩,也为了不让你刚刚读过的这句话彻底沦为一句废话。
[6] 这种分类并不是指一边就是肮脏的而另一边不是,它们只是一种我们用来区分“进行尸检的地
方”和“没有尸检的地方”的措辞。在“污染区”同样有从来都不与尸体产生任何交集的地方,比如说办公室或
者休息室。这些地方,根据交通信号系统命名法,被称为“绿灯区”。
[7] 囤积者的英文是hoarder,订单的英文是order,两者听起来有点像。——编者注
第一章 信息:媒体最离谱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不断伪造事实的时代,我试图通过作品提出质疑:“什么
是真相?”
——菲利普·K. 迪克
我从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一具伪造的尸体。我看过成百上千真正的尸体,任
何姿势或体态的都有,它们以长驱直入的气味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抢夺着我的注意
力。但是,与大多数人的经历恰好相反,我对假尸体并不熟悉。
此刻,我看到的虽然无疑是一具尸体,但却令我莫名感到愉快:她是一个非常
苗条的女人,象牙色泽的肌肤和纤细的腰肢激起我如同小姑娘对芭比娃娃那样的嫉
妒。她蓬乱的栗色长发在解剖台上铺展开来,像是一个蒙尘的晕圈;她的胸腔以常
规的Y字形切开、松弛的皮肤垂挂在胸前,像两片被血迹玷污的粉红和黄色的花瓣,珍珠白色的完整胸骨透过切口清晰可见。对她的解剖正处在尚未、但马上就要打开
胸腔的阶段——在我的第一次解剖中,我正是在完成了这步后将PM40解剖刀交还给
杰森的。我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缠结在一起的头发令我
瞬间想起我在使用吹风机时,为使头发变得顺滑而与它们展开的殊死搏斗。她的手
指触碰到解剖台的金属表面,轻微蜷曲起的弧度看上去非常真实,并且我很高兴它
们没有被画蛇添足地涂上指甲油。她实在太像一具尸体了,以至于我总隐约觉得闻
到了一股混合着血腥气、陈腐香水和汗味的臭味——当然不会有这种气味,这只是
我的错觉。
“你觉得怎么样?”副导演约翰问我。
“简直棒极了!”我感叹着,“要是我的每一次解剖都能这么让人愉快就好
了!”
我现在身处伦敦东部一个又小又冷,像冰窖一样的摄影棚中。我之所以会受邀
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聚焦于一场尸检,并且导演希望影片中
出现的一切——每一个道具、每一项技术,甚至每一句台词都是准确无误的。
我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佩服:就我目前在这间假停尸房中所看到的情况而言,他
们做得难以置信的好,尽管还有些地方不那么对劲。比如,在本该放肋骨剪——专
用来打开那个目前还很完整的胸腔——的地方,却出现了一把明显是从五金商店搞
来的笨重螺栓剪。我猜这两样东西看起来确实相似,所以他们很可能将错就错了。另外,尸检用的缝合线和捆扎包裹时用的粗白线看上去差不多,而他们却准备了绿
色的棉线。棉线会轻易割开尸体上脆弱的皮肤,在缝合切口的时候没有半点用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摆在水槽上那个磁力工具架上的,明显是一把蛋糕刀。我实在
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它的存在变得合理……
或许只有在停尸房工作过的人,比如病理学家或者病理技术员,才会在看电影
的时候去注意缝合线之类的细节,但是男孩子们一定会问:“怎么会有把该死的蛋
糕刀混在那堆刀剪里?”此刻,我的耳边已经很清晰地响起了观众席中质疑的吵闹
声。
当然了,不少病理情况都有从糖果店里获取灵感而来的别名,比如“枫糖尿
病”“肉豆蔻肝”“糖衣脾”之类的。虽然我曾经去过一家叫作“吃光你的心
脏”的蛋糕店,解剖就是它的销售噱头,但是就算可能听上去比较美味,我也不信
会有“维多利亚海绵胰腺”这种东西。而且我特别想说的是,有时候死者的皮肤确
实会像羊角面包的酥皮那样成片地脱落,我们还常常将从尸体口鼻中喷出来的深棕
色沙砾清除液称为“咖啡渣”。或许这些,加上“泡沫流出物”以及刚刚提到过
的“肉豆蔻肝”,意味着一具尸体能够凑齐一张星巴克而不是蛋糕店的菜单?
我费尽口舌向约翰解释这些错误对于相当一部分观众而言会有多显而易见,但
他却告诉我现在想对道具或布景做任何改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摄制组已经拍摄完
了一部分场景,用我刚学到的娱乐圈里的说法就是“已经开机”。不过就算这样,还是有些我能提供建议的地方,比如说铰断肋骨的正确方法(你必须以全部体重抵
在剪刀上面,以使它具有足够大的威力),或者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容器盛放检材
等。
在短暂的分心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验尸间。当时,我正在帮杰森收集厌食症
牙医的解剖检材。
“卡拉,能帮我采点那些褥疮性溃疡吗?”杰森问我。
我看着他,满脸茫然。“就是褥疮。”他解释道。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十足的白痴。
在杰森小心地倾斜他那边的尸体时,我从不锈钢橱柜里取出一根拭子——对这
种类型的组织取材的正确容器——把尴尬得通红的脸藏在柜门后面,填写着上面的
标签。拭子的外壳是一个细长的塑料管,末端呈圆形,里面放着供待检微生物生长
的胶状营养物,外面是一个蓝色的密封盖子。在我打开盖子的时候,拭子一起弹了
出来,末端已经湿乎乎的,还沾着一些营养胶,看上去就像是根细长的湿棉花芽。
我用它轻轻采了一些已经化脓的褥疮上黄绿色的脓液,然后谨慎地收回到塑料管
里。
詹姆森博士一边在写字板上做记录,一边说道:“我之前认为死因可能是心力
衰竭,但现在我更怀疑是因为败血症。”败血症也经常被称为“血中毒”或“脓毒
症”,是由于致病菌侵入血液循环而引起的。极有可能是他的褥疮已经感染多时,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致病菌侵入血液并产生毒素。杰森这时也已经取好了一些
血液样本,连同我手里的拭子一起送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检测,以验证解剖时的判
断。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将自己负责的部分完美地搞定了。
时间再向前快进几年,我正在摄影棚中向约翰建议。这间假停尸房中有些检材
容器并不准确,但也还算能用。然而,有个情况是我完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道具组按照饰演死者的女演员奥利维亚制作的漂亮道具尸体的前额看上去非常
不对劲。为了证实我的第一感觉,我又弯下腰近距离仔细观察,意识到道具制作组
显然以为在尸检中会一举切开尸体头颅的皮肤、头盖骨以及其他所有组织,将大脑
取出来。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电影《汉尼拔》里安东尼·霍普金斯将雷·利奥塔麻醉后
吃其大脑的场景,人脑看上去就像是花盆里扁平的粉色仙人掌。在他们心中,解剖
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带着强烈的怀疑站直身体,向约翰解释道,他们的想象和尸检的实际操作之
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出现在他们想象中的分明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怪物,像科
学怪人似的脑门上有一条被水平削开后又缝上的夸张疤痕。难道在大众的观念里,我们做解剖就是将大脑取出来,然后再粗鲁地用粗硬的黑线重新把脑袋缝上?难道
他们真的相信如果哪天我们的情绪不受控制了,也会在脖子上拧进几个螺丝?
如果大众始终无法放下偏见,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无论从外表上,还是行为处
事上,都像《新科学怪人》中的助手伊戈尔那样,拼命地破坏尸体,将它们一块块
地储存在广口瓶里,只因为想要收集满一橱柜病理主题的熔岩灯的话,那么我不由
要为殡葬师和解剖学家的名声深感担忧。像《活跳尸》或者《新科学怪人》这样的
电影很不负责任地给观众造成了一个印象:解剖和器官的保存都是出于邪恶和自私
的目的,比如发现永生的秘密、制造一个完美的女人等,而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
这有什么关系吗?是的,我们都希望大众在读犯罪和法医题材的小说,或者在
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够将现实和虚构的情节区分开,并且明白有很多戏剧桥段实际
上是由作家或者制片人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添加一些戏剧性的、性感的元素,那么大多场景都只会平淡无奇。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ors,犯罪现场调查员)中那些富有魅力的女人,顶着她们精心设计过
的完美发型出入犯罪现场,发丝在镜头外风扇制造出的气流中飘逸飞扬,更别提她
们的低胸上衣和高跟鞋了。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现实生活中的CSI和
SOCO(scene of crime officers,犯罪现场人员)都必须戴口罩、穿白色的防
化服,以防止将自己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转移到犯罪现场吗?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当制片公司不断拍摄这样的场景后,那些看上去似
乎无害的、充满艺术创作意味的特殊元素和画面,都在不经意间给停尸房以及相关
工作人员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又或者说是不够严谨的名声。
大概10年前,我还在市政停尸房实习,有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的团队接洽,想
要拍摄一部名为《死亡侦探》的电视纪录片,主角是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非常了
不起的病理学家迪克·谢泼德[1]。由于尸体解剖这个题材将会被处理得非常科学严
谨,我们当然都很开心,同时也感到很荣幸能够被拍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死
者的家属以及地方验尸官是不是同意。出乎意料的是,被我们问到的每一个人对此
都持支持态度,纪录片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主管安德鲁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
在开播之前,要先看一遍样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要求提得恰当且必要。
在影片中,有一幕是我们为了检查大脑而将死者头颅的顶盖取下来。然而,镜头里
并没有出现验尸间原本干净的地面,取而代之被剪接进来的,是一个地砖上飞溅得
到处都是血迹的血腥背景。看到这一幕时,我们面面相觑。很显然,我用百卫清洁剂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清洁工作对于摄制组而言纯属画蛇添足,他们想拍到的是大屠
杀似的视觉效果。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后来他们也改正了——之外,这部纪
录片拍摄得非常好。
我一直很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家庭给予了拍摄许可,我们都以为其间颇要花费
一番唇舌,并做好了可能会出现争吵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亲属们都对紧闭的停
尸房大门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感到非常好奇。甚至有人深明大义地表示,在把他们
挚亲的尸检展示给观众的时候,也许其中的一些发现还能引起出现相同症状的观众
的警觉,从而尽早就医:在电视上播出尸检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能救人一命。
几乎所有人都会为上电视而感到兴奋,但对于我——一个实习APT——而言,把我在做的工作展示给家人和朋友看,却是比下地狱还糟糕的体验。我还记得在第
一集将要播出的时候,我把每个人都邀请到我家里来,还准备了好多爆米花。我们
在电视前挤作一团,大多数人直接坐到了地板上,而我则在沙发上挤在两个人之
间。片头播完后大家安静得似乎连咀嚼都忘记了。在一段旁白和最开始的几个镜头
之后,我忽然出现在屏幕正中,瘦小、金发碧眼、手持一把巨大的银色肋骨剪,正
在奋力打开一个男人的胸腔。坚硬的骨骼与金属间的角力制造出一阵阵可怕的声
响,这倒很符合验尸间这个场景设置。
那一刻,起居室里几张脸齐齐转向我,带着满满的震惊,空气凝固了起来,正
往嘴里送爆米花的手也都僵硬地停顿在半空。
“有什么问题吗?”我从一双睁大的眼睛看向另一双,不由诧异地问道。
看上去似乎我的朋友们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并且我猜大多数人其实是
刻意拒绝去细想的,直到他们从电视上亲眼看到我在工作中如何需要用到近乎残忍
的力量,意识到我确实参与其中并且让双手(甚至胳膊和手肘)沾满血污。有人打
破了沉默:“我以为你只做文书部分或者类似的工作!”接着有人说:“我以为你
是给死者化妆的!”——这真的是非常常见的误解了。正在播出的纪录片替我回答
了他们所有的问题:现实没给想象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
纠正那些错误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病理工作人员都想尽最大努力
去维护行业的尊严,尤其是当它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攻击性并且不体面时。我们希
望通过电视能让所有的家庭认识到,验尸间和所有其他手术室一样整洁而充满尊严感,并不是一个将他们对尸检恐惧最大化、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变成现实的地
方。
所以,我在片场表现得非常挑剔,拒绝让剧组把APT的形象塑造成专门劈开头骨
的恶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剧组想要将大脑取出术的步骤正确呈现的话,那么他
们至少需要花费好几百英镑将道具尸体的整个头颅更换掉。但无论如何,我是一定
不会让步的!我和做特效的姑娘之间私交甚密,在开始给像《霍尔比市》[2]
之类的
医疗剧做特效化妆之前,她也曾经是名SOCO。因此,她非常理解一旦在媒体上出现
歪曲的风险是什么,并且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沉默的证人》[3]
《唤醒死
者》[4]
等电视剧。在电影片场能有个人一起讨论这么熟悉的话题,让我感到非常开
心。她认为既然制片方想把事情做正确的念头非常强烈,他们就应该在开始做道
具、布置尸检拍摄现场前就找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我的想法和她不谋
而合。在开始任何行动前,先获取正确的信息是最好的策略,这也是我们会在开始
一场尸检前先仔细阅读97A表格,确保准备充分的原因。
·
就像那个从SOCO转行到特效化妆的姑娘一样,我在进片场做顾问前夕也刚刚经
历了一次职业上的转型。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年尸检,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也逐渐具有
了作为资深专家的资格,但我还是越来越感到和亲自动手解剖比起来,我更喜欢做
文书工作。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家病理学博物馆的技术馆长,告别了解剖刚过世
的死者、采集他们的病理样本的工作内容。目前,我经手着过去250多年里制作出来
的5000多个病理学标本,它们被妥善地保存在漂亮的容器——或者更直观地形容
是“罐子”里。我用这些取自人体的标本开展教学,并吸引社会大众对于医疗历
史、尸检程序等方面的兴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APT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以至于当
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和别人谈论领域里的任何问题。现在我不做APT了,每天的日常
安排也不再那么紧凑(或者说没有那么“血腥味十足”了),反倒有了更多的时间
认真反思和审视多年来的工作及接受的种种训练。通过电视、剧院、书本以及这部
正在拍摄的电影等各种形式,我试图以我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为我的学生及所有相
关从业者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些建议。
·
几天后,当我再次来到电影片场时,摄制组的成员正忙着在视听设备旁做简报。于是,我百无聊赖地溜达到餐桌旁,给自己取了一份咖啡和奶油蛋卷的早餐,完全没碰任何油酥点心,这在我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适应得相当好的习
惯。“巧克力曲奇?一大早就吃吗?吃完了可别后悔哦!”我一边想着,一边又把
手伸向了自助餐桌。这真的是很放纵了,平时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会以一杯绿色思
慕雪——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与之前尸体崩裂喷出的液体很相像——作为早餐,并
且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当将蛋糕卷塞了满嘴,像是整个生命都悬系于此一般的一番大吃大嚼后,我决
定偷偷溜进摄影棚,先去看看他们的验尸间。我躲过所有人的视线走进验尸间,一
眼就看到了按照女主演模样做的道具尸体,它此刻正安静地躺在解剖台上,模样看
起来还是那么令人愉快。我一手拿着咖啡,一边弯下腰去检查它的额头,发现那道
突兀地将额头劈开的切削创口不见了。我觉得他们在过去几天里,对它做的调整真
的是很不错。我又重新确认了一遍。它看上去实在是太逼真了,甚至每一根睫毛都
跟真的一样!还有手臂上那些细小的汗毛!我有些出神地想着做这样的道具尸体究
竟要花多少钱,同时忍不住使劲按压了一下它的胳膊。
道具尸体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它的尖叫声太大,也太突然了,吓得我脱手把咖啡杯扔了出去,径直撞到天花
板上。紧接着,我也不自禁尖叫起来,大概有三四声的样子。然后,我们冷静下
来,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既为我白痴似的举动,也为应声赶来的剧组成员被听到
的动静吓得面无血色的样子。
很显然,我看到的不是道具尸体,而是真正的女主角奥利维亚,作为一个崇尚
体验派表演方法的女演员,她正躺在不锈钢解剖台上为怎么能变得更像一具尸体
——如果我的说法恰当的话——而寻找感觉。而此时,我却溜了进去,眯着近视的
眼睛好奇地不断打量她,还想去抚弄她一番。我从没笑得这么声嘶力竭过,剧组的
成员也和我一样笑出了眼泪,感觉肋骨都要从中间裂开了。
“好吧,我算个什么病理学专家啊。”我想,我竟把一个大活人和道具尸体混
为一谈,“现在还有谁会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呢?”
·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角——都是好莱坞的老戏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向我表达着看到有我在场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虽然他们并
不是很清楚我是谁,或者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
“团队里能有一个病理学家实在是太棒了!”埃米尔·赫斯基在我第一天进组的
时候就发出赞叹,很热情地和我握手。
“谢谢。”我很害羞地嘟哝道,“但我不是病理学家。我是一个病理学技术
员。”
“这有什么区别吗?”他露出一脸困惑。这时,在一旁的约翰插话道:“不
过,我以为你是病理学 ‘技术专家’。”
“病理学家是资历很深的医生,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可以通过器官解剖和尸体
检查来判断死因。”我向他们俩解释道,“而我则是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提供技术
支持的,我的能力范围是所有物理性的操作,像取出器官、采集组织样本等。不
过,我有时候也会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因,一起维护停尸房的运作。”另外,我还
特意向约翰强调道:“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最专业的简称是
APT。不久前,官方说法中将‘技术员’改成了‘技术专家’。但在我看来,这至少
对我而言是不恰当的,因为根据词典中的定义,‘技术员’显然比‘技术专家’在
尸检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嗯,我明白了。”他们俩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我并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弄清楚了我刚才说的。“你们想啊,假如‘技
术员’已经足够定义医学学士、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
员、英国皇家病理医学院院士、病理学书籍作者R. A. 伯内特的话,那么用来形容
我也完全足够了。”
说完,我笑了起来。但我很快便意识到,如果从没看过堪称APT培养“圣经”的
《红书》(The Red Book)的话,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就叫我殡葬师好了。”我带着些许尴尬地努力恢复常态,“这样比较方
便。”我在大多数时候都喜欢称自己为殡葬师,虽然我知道很多同行并不喜欢这种称
呼。[5]
而我这样说,也有自己的理由。首先,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APT。如果有人
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我回答“APT”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把话
题聊死了。不过,这也可能引来一连串的发问: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拼写啊,你
是一位医生吗,等等。其次,官方全称“解剖病理学技术员”对于我而言简直拗口
到极点,每当尝试着完成这几个词的发音时,我都感觉我的舌头像是一条垂死挣扎
的鳗鱼。我认为“停尸房技术员”的说法可能更直白,也更恰当。但是,我更喜欢
将“停尸房”和“技术员”两个词想象成松散的一堆雪,然后像挤雪球那样把它们
压缩成一个单词:殡葬师。每个人都知道“殡葬师”是做什么的。回答“我是一名
殡葬师”的效果有点像朝询问的人脸上把雪球掷出去,当冰冷和陈述性的事实乍现
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吃惊,并且难以置信地摇头。
最后,我不仅仅是一名APT:我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生涯涉及了尸体防腐、医疗
及示教解剖、发掘和检验骸骨,以及人体历史遗骸的保存等许多方面。但站在个人
角度来讲,我就是一名殡葬师。
“真的啊?你是殡葬师?真看不出来啊!”这是人们对我的职业最常见的反
应。诚实地讲,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我喜欢做一些从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的
事情。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自从我成年之后就一直和死亡打交道,我需要一
些额外的东西帮助我在这份工作中保持激情。这已经成为我的自我认同中重要的一
部分。就像诗人兼殡葬师托马斯·林奇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生命存在与所从事之
行业开始融为一体的人”。我作为一个人,和我作为死亡的守护者,这两个相互独
立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交融在了一起。
我已经和两个演员中比较年长的布莱恩·考克斯见过了,因为他之前曾经在我工
作的病理学博物馆里拍摄过他出品的纪录片中的一部分场景。那是个展示酒精造成
肝损伤的专题,我不得不把各种状态的肝脏标本一一摆到桌面上供摄制组挑选。当
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伦敦市场交易员,一边卸货,一边向买家证明它们没有任何质
量问题,好让我不必把三层楼里所有的肝脏逐一找出来给他们挑选。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肝脏,伙计,这正是你们要找的!”
“好,先生,你不想再看看旁边的那个吗——好吧,这个成交了!”另一个演员是在电影中扮演布莱恩儿子的埃米尔。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
都显得特别热情开朗,并且剧组的其他成员也不断向我强调,我是这个团队中非常
关键的一员:“布莱恩和埃米尔都特别高兴有你在这里提供帮助。”愉快的气氛一
直延续到了拍摄的第四周。很明显,他们开始厌烦了,那种耍大牌的神气只要你联
想一下八卦小报上的报道,基本就能想象出个大概。埃米尔变得尤其暴躁易怒,而
布莱恩在午餐休息时间结束后返回片场时,看上去除了热情之外其他都恢复了。剧
组希望我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不想一天12小时地待在那
里,更不用说还是个由仓库改造的、冷得要命的摄影棚了。而且,在我的本职工作
之余,我也再挤不出更多的时间。记得在最后一天,我问艺术指导,演员们表现出
来的厌恶情绪是否是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她说:“不,只是因为这部电影
的题材实在‘令人讨厌’。”
后来,我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她说的是实话。当时,我正在向埃米尔提出一些建
议,但他却忽然向我吼道:“没人看得出来!而且根本没人在乎这些!”
“那么,好吧,很荣幸度过了一段每天花12个小时在这里为你们提供正确流程
指导的时光。”我一边想着,一边安静地离开了。
后来,我又想了很久,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其他人的态度:我们在停
尸房中做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既奇怪又无足轻重,根本不会有人真的在乎和想要去
了解。在喜欢这份工作、想要了解这个领域中所有事情的人和视其彻头彻尾令人匪
夷所思的人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隔线。我已经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在剧组
人员悄悄问我“电影片场很刺激吧”的时候,以同样用说悄悄话的方式回答
道:“不,实话实说挺无聊的。在我看来,没什么比真正的尸体和真正的停尸房更
刺激。”我之所以会选择与死亡为伍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并且相
信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至少对我而言,在片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实在不是什么
有意思的事。
与片场截然不同的是,验尸间的工作节奏从来都是非常快的。即使病理学家离
开后,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杰森去清洗的时候,我便开始着手对厌食牙医进
行修复。我缝合上所有的切口,把他的身体清洗干净,将他乱蓬蓬的头发梳理整齐,我还给他的褥疮敷上药膏,并帮他剪了指甲。现在,他看上去比刚送进来的时
候好了不少,已经完全可以让家人和朋友来见最后一面了……只是,并没有任何人来
看他。但这番努力并没有白白浪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其他人怎么看一点都
不重要。这也是我说这项工作值得的原因——他看上去得到了安宁。我用手轻轻触
碰他的额头,确认他的眼睛闭好了,将运尸袋的拉链拉好后重新推回了冷柜里属于
他的区域。
有些人确实认为和死人一起工作很有趣,并且想要了解更多,所以我接受过很
多的采访。然而,即使在本着最好的初衷而进行的访谈中,也同样存在着那个根深
蒂固的问题:采访者会为了增添戏剧效果而随意更改你所说的话,又或者在采访前
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倒不是他们有意为之或心怀恶意,毕竟死亡确实是一个令人
困惑又很敏感的话题。
以尸体为例,我能很委婉地将死者称为某人的“挚爱”或者一位“已故者”。
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在我们学习埋葬学(一门关于有机体腐烂的科学)或讨论
器官、遗体的捐赠和解剖时,我们会称死者为“尸体”,“病人”的说法完全不适
用于这种情况。但是,当我在医院停尸房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死者都会被称为“病
人”,因为他们是直接从医院送到我们面前的,而尸检不过是他们接受的最后一次
医疗诊断,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讲,他们仍属于被看护的“病人”范畴。但是对于在
停尸房工作的人,比如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我而言,则不说“病人”,而更喜
欢说“案子”。其实,所有说法的最终指向都是死者,但是它们之前也着实存在着
非常细微的差别,以至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然而包括记
者在内的很多人,对此并不是很能理解。只要有人邀请,我都会尽可能配合地完成
一次周密而透彻的访谈,并且在过程中尝试将此澄清。但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收效甚
微,出于担心会引起读者疑惑等考虑,在最终定稿时,我所使用的“病人”一词总
会被粗暴地替换为“尸体”。
在万圣节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死人、器官、遗骸、尸体等表现得格外感兴
趣: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尤其受欢迎。我一直以为我的成名机会随着《死亡侦
探》已经化为泡影,也从没期待过还能在演艺圈进行一番体验,直到我被邀请参加阿伦·蒂彻马什(Alan Titchmarsh)的节目,并应摄制组要求从病理学博物馆带去
一些标本。那期节目专门展示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医疗手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话
题之一,因为博物馆在这方面的馆藏相当丰富。比如,我们有梅毒病人的骨骼,这
些骨骼扭曲,上面全是麻子,显然它的主人不仅被病毒感染,而且还深受用于所
谓“治疗”的水银的毒害。另外,还有个罐子里保存着一条又细又长的绦虫,它来
自一个非常极端的减肥案例,有个女人想要通过吞食绦虫来获得苗条的身材。想象
一下,如果在你的小肠中长着一条绦虫,那么它就能消耗掉你吃进去的卡路里,然
后你就不会……单纯从理论上看,她的做法倒是无可挑剔的。
我是坐出租车去节目录制现场的,带着一个装满精心包裹好的骨骼、绦虫标本
及其他类似东西的大塑料箱子。我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些什么,并且当我到达现场
的时候忽然感到有那么点难为情,毕竟我带去的东西都实在太奇怪了。当被引入演
员休息室,拿到一杯咖啡并被介绍给其他嘉宾的时候,我感到紧绷的神经忽然松弛
下来了。我完全没必要担心那一箱子人体“零件”会是当天出现的最奇怪的东西,因为同时出现在节目中的还有鲁拉·伦斯卡(Rula Lenska)、《布偶大电影》[6]
的
一些演员、“毛茸茸的自行车手”(the Hairy Bikers),以及一个能跟着碧昂
丝“单身的女人们啊,给她们戴上一枚戒指吧”的音乐跳舞的小孩。轮到我上台
了,节目是现场直播的,并且整个演播室中坐着的观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
却并没有感到紧张,轻轻松松地和主持人艾伦一起对标本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我快速稳定情绪的诀窍就是将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想象成是在做梦。
事实证明,我面对镜头所选的策略相当奏效,因为他们很快便发来邀请,想让
我再录制一期万圣节特别节目,这回讨论的话题我可以自由发挥。经过一番考虑
后,我决定选择谈论一些话题度很高的怪物的医学起源,并且和之前一样,也将相
关的标本带到了节目现场。其中一种是麻风病,使人真的看上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的严重疾病。在中东地区,麻风病人曾一度被当作僵尸,天主教会更是将其视为不
死的异端。他们虽然活着,但是却从没被像活人一样对待,因此他们也享受不到任
何生而为人的权利。另外一种则是名为“卟啉症”的贫血症,由于患者不能接触阳
光,牙齿也总沾染着血污,因此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吸血鬼的传说。摄制组还让我
在节目的最后参与了一个包括万圣节主题竞猜和完成任务的比赛环节,我当然取得
了胜利——我真的是太爱万圣节了!奖品是一只金南瓜——被喷上金色涂料的迷你
南瓜。这只南瓜在此后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都是我骄傲和快乐的源泉,直到有一天我
发现它已经完全衰朽为一团青铜色的真菌,于是我明白,是时候让它功成身退了。南瓜的命运轨迹其实和我们人类非常相似,最终都是尘归尘、土归土。除非我们也
被做成标本保存在罐子里,就像我现在负责的那些一样。
标本给电视节目带来了不错的收视率,真实的人类遗骸拥有复制品或者虚构出
来的东西所难以得其精髓的力量[7]。在英国,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人们很难有机
会接触到真正的人类遗骸。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自己来料理
后事,会有专门的从业人员替我们把事情安排好。另外,以我工作的博物馆为例,想要把保存下来的死者遗骸向公众展示,需要得到特别的许可证才行。但是,在我
看来,有很多事情只有真正的人类遗骸才能教会我们:它们的力量感和能动性是一
般复制品所无法企及的。
在我大约14岁时的一堂历史课上,老师讲到了纳粹德国。当时,课堂上将近一
半的学生都表现得兴趣寥寥,他们明显对给自己喷洒除臭剂或阅读《只有十七
岁》[8]
一类的杂志更上心。对此,老师表现出极度愤慨:“那些纳粹党在用人皮做
灯罩!”他吼叫着:“你们怎么还能在课上随便聊天,对这么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
若无其事呢?”但那些确实在感觉上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只是些半大的孩子,胸
部有没有发育得足够丰满、是不是可以开始穿胸罩绝对比在我们出生前很多年世界
上随便什么地方、发生的随便什么事更有吸引力。这种感觉一直到我去看了一个大
屠杀主题的展览后才有所改变。那一堆堆从纳粹受害者头上剃下来的头发,构成了
真实又直接的恐惧感,深深地将我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那些遗骸中不断凝集并
喷薄而出,发出历史绝不可以被遗忘的呐喊。在我们的医学院里,学生们在实验室
中解剖指定的尸体时也会产生相似的感受。在解剖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对捐献者心
生感激,并和尸体之间产生某种连接。到了年底完成解剖的学习后,我们还要专门
举行纪念性的仪式。即使是美国SynDaver实验室最新出品的医疗模拟人[9]
,也无法
唤起同样的尊严感。
同样的感受,演员布莱德利·库珀也曾亲身体验过,他出演了伦敦剧院制作的
《象人》,虽然在公共博物馆中有约瑟夫·梅里克骨架的复制品,但是他依然要求观
察保存在我们的一个美术馆中、仅供医学生和研究人员参考的真迹。[10]
对他想要将
角色塑造得准确无误的渴求,我们难以拒绝。演出结束后,库珀扮演的“象人”受
到了极大的好评,而他则将演出的成功归功于梅里克。实际上,在启程回美国之
前,他还专程前来看望梅里克,只是为了好好道别。那个骨架曾是活生生的人,那
些躺在解剖台上的死者曾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我那5000多个标本瓶里保存着的残骸,也都曾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曾是重要的、强大的、有很多人生故事——我很
庆幸享有特权,以不一样的方式首先聆听到——可以分享的人。
·
这就是我喜欢现在的工作的原因:每一天都存在着各种可能性。或许会带
着“恐怖卡拉”的标牌出现在电视上,还赢得金南瓜;或许会重新制作一个1750年
的疝气标本;还有可能会在电影片场粗暴地对待正练习体验派表演法的女演员。我
有很多年的尸检经验,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个时
候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时间深造或参与电视节目。而反倒是现在不再在
停尸房全职工作了,我开始得暇思考作为一名APT的工作实际上有多么令人着迷,多
么让人获得自我实现的空间,并多么充满成就感。收藏和保存死者遗骸的工作令我
一只脚涉足死亡的过去,而曾为APT的经历则引导我将另一只脚安住在死亡的当下与
未来。
所以,停尸房的工作其实充满了活力。
[1] 迪克·谢泼德有一档叫《尸体解剖》的电视节目,专门探究近期发生的名人死亡事件,收视率非常好。
他为布莱特妮·安妮·墨菲(美国演员)和惠特妮·休斯顿(美国歌手,于2012年11月因服用药物过量导致心脏
病发作,滑落至浴缸中意外溺亡)等都做过特别节目。
[2] 《霍尔比市》是英国的一部医疗题材电视剧,于1999年1月12日在BBCOne(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频道
播出第一季,目前已播出到第18季。——译者注
[3] 《沉默的证人》是1996年BBC首播的电视剧,由威廉·盖米纳拉主演。——译者注
[4] 英剧《唤醒死者》是一部讲述探长彼得·博伊德指挥一支由警探和科学家组成的小队,以现代的技术方
法侦破过去的悬案的系列剧。——译者注
[5] 其实,我并不是很理解他们在称谓上存在的虚荣心,就像人们会说“我是一名护士”而不是“我是一个
国家注册护士”,会说“我是一名医生”而不是“我是一个比医师职位高但比会诊医生职位低的医生”。有时
候,为了让沟通更简单方便,使用一些大多数人都熟悉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6] 《布偶大电影》是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制作发行的喜剧电影,于2011年在美国上映。——译者注
[7] 是的,我承认我曾把道具尸体和活生生的演员搞混,但是我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8] 《只有十七岁》(Just Seventeen),于1983年10月20日首次发行的英国青少年杂志。——译者注
[9] 由于支付实验所需动物的经费负担过重,克里斯托弗于2004年创立了SynDaver实验室,其出品的解剖学
教具由85% 的水分、纤维、盐及其他有机化合物构成。这些教具不仅近乎人体,拥有完整的器官、循环系统、肌腱组织等,还能模仿活体的“运动”特性,会流血、呼吸,且在光线下可产生瞳孔收缩反应。——译者注
[10] 象人(Elephant Man)是一位身体存在严重畸形的英国人,本名约瑟夫·凯里·梅里克(Joseph
Carey Merrick),1890年4月去世,时年27岁,其骨架藏于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译者注
第二章 准备:悲伤邂逅
我已经为去见我的造物主做足准备。至于他是否也准备好了迎接与我狭路相逢
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温斯顿·丘吉尔
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放松地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里,一边舒展着双腿,一边长
长地舒了口气,但很快就被一阵“老烟枪”独有的粗重咳嗽打断了。我们刚从被我
称为“花园”的地方回来,虽然那只是在他和奶奶称之为“家”的住所前一片被绿
草覆盖的空地,但对于7岁的我而言,仍然看上去宛若一座巨大的花园。当我绕着它
的边界一遍又一遍地跑过来又跑回去时,爷爷就靠着墙坐在一边,仰起脸朝着太
阳,抽一根自己卷的香烟。
如今回首往事,爷爷光滑的灰色头发和他那一笑起来就被推挤进一条缝里的亮
闪闪的眼睛,都会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席德·詹姆斯[1]。但是在更早些年,比如他和
奶奶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他其实更像亨弗莱·鲍嘉[2]
:一身笔挺的西装,满头的百
利发胶。虽然他从没提起过,但“二战”期间他曾在缅甸作战,而他的吉卜赛血统
则赋予了他演奏手风琴的才华。我提到的吉卜赛人并不是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样穿着巨大、艳丽的礼服,脸上妆容厚重。我指的是乘着被漆成艳丽颜色的大篷
马车远离故土,穿越过这片土地的吉卜赛人:在篝火旁痛饮难喝的酒,一见人就满
口诅咒,在宗教仪式上用杀鸡的方式卜算整个家族里哪个女人会第一个出嫁的罗马
尼吉卜赛人。
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尽管胳膊很短,但仍成了一名吉卜赛拳击
手。早在成为流行风尚很多年前,他就用吊袜带将过长的袖子悬吊起来。他长长的
指甲看上去和电影《出租车司机》[3]
中的斯波特很像,不过他用它们来修理时钟。
他还把别人的耳朵打穿孔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并不是用他的长指甲)。他向我的
曾祖母求婚时的戒指,是用他的单圈耳环改制的。结婚后,他们生了5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活下来,这在100多年前倒是很常见。1903年他们来到英国后,又生了5个
孩子,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就是其中最年长的那个。这些就是我对于爷爷人生的全
部了解。
相比之下,我对于爷爷走向人生终点时脸上的模样印象更加深刻。那天,他舒
服地窝进椅子里后不久,便出现了剧烈的抽搐。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他穿着拖鞋的
脚,于是我抬眼去看他的脸,却发现是死亡本身在亲自与我对视。他脑袋歪斜,翻
起了白眼,一滴血从嘴角滑落下来,在他刻满皱纹的脸上留下一道纤细的深红色痕
迹。随后,仿佛时间敲下了惊叹号一般,他的假牙带着那么一丝滑稽意味地从嘴里
喷了出来,“砰”的一声撞到地板上。我已经记不清楚究竟是被谁了,但我确实是
被人从现场拽走了。显然在他们看来,那不是一个适合7岁孩子看到的场面。
其实在那天晚上之前,爷爷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中风了,虽然他在椅子上时还一
息尚存,但送到医院后已经无力回天。好在他离世的时候,儿女们都陪在他的身
旁。因为大家觉得我还太小,葬礼也没有让我参加,而我也不记得家人们在那天都
是什么表现了。但是,关于爷爷的死亡,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我当
时虽然有些害怕,但依然充满了好奇。
·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孩子,我想这可能继承自我那在信仰天主教的
大家庭中被抚养长大、自大而顽固的父亲。不过,我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又
没有像父亲小时候那样受到严格的约束,因此这部分性格特点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独
立、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读书和独处时光的需要。大概在两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
阅读,并且能够通过读报纸上的节目表来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开
始。有一次,她想要惩罚我,于是像所有慌乱的新手父母常会做的那样,把我关在
了我的房间里。在经过一段长到在她看来足以算得上是“痛苦的禁闭”后,她过来
查看我的悔过情况,却发现我正安安静静地沉浸于阅读的乐趣之中。“就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她表示已经原谅了我,而我的回答却令她大失所望:“嗯,等我先把这一章看完吧。”这能算什么惩罚!
我与死亡的此番短兵相接若是发生在一些年龄更小的孩子身上,他们很有可能
会被吓坏,但我却是个特例。可以说是有些着迷地,我既将死神的降临视为对生命
的挑战,同时也把死亡当成一个研究对象。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自然规律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接受,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如果没有黑暗的存在,光明的宝贵
也就无从显现。
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我的吉卜赛血统,也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还有可能是
因为我在本该如饥似渴地阅读伊妮·布来敦[4]
的年纪里,却为阿加莎·克里斯蒂[5]
笔下
的侦探世界而痴狂,又或者只是《电锯狂魔》的错。
我父亲偶尔会给我和弟弟买几只小动物作为惊喜,有一次,他送给我们一黑一
白两只小兔子。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没有孩子会拒绝养宠物的乐趣,尤其
是这样可爱的兔子。所以很快,我们便用一只铺满干草的巨大笼子,给它们两个在
新家里——花园棚屋——布置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每天,我们都会将两只兔子
从笼子里放出来,看着它们在棚屋里跑来跑去,在确保没有猫在周围伺机而动的潜
在威胁时,还会让它们到花园里自在地撒一撒欢儿。然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只是我
们以为的安全。有一天,在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忽然响起一阵尖锐刺耳的
吱吱乱叫,同时从花园传来的混乱响动令正在吃饭的我们顿时冷汗直冒,正用叉子
往嘴里送食物的手也僵硬地停在了半空。等一回过神来,我们立马飞奔出去,晴空
万里之下那幅仿佛美国女生联谊会电影里的画面——一群轻盈灵活的姑娘刚刚结束
了枕头大战,四处飞舞的羽毛优美地飘落于她们性感、疲倦、随着呼吸不断起伏的
身体上——令我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只不过,此刻白色的羽毛变成了一块块皮
毛,汗淋淋的大腿被血肉模糊的兔子尸体所取代。
我父亲买的两只兔子其实是一公一母,但在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它们开始
交配,兔子妈妈生了很多很多的兔子宝宝。新生的兔子看起来娇小极了,并且被很
巧妙地藏在了即使我们反复出入棚屋,也很难留意到的地方,像笼子和墙壁间、冰
箱后面、莴苣下面以及水碗后的各种缝隙中等。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很
可能是一只心意已决的猫总算从棚屋狭小的窗户挤了进去,于是就像万圣节的迈克·
梅尔斯[6]
那样,有了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仅仅为了取乐就把我们还没来得及认全
的新生小兔子们全部杀光了。
好吧,几乎是全部。
当最后一块皮毛落下后,我们就像一群土狼似的翻检着小兔子的尸体,然后发
现其中一只好像还活着,有着轻微的颤动。我此刻仍然能够记起把可怜的小家伙捧
在手心里的感觉,它真的是太小了,那狂乱又微妙的心跳带给手掌的撞击感至今都鲜活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很无助,就算我没能预见悲剧的发生,也至少应
该在发生后有能力做出某种程度的补救。然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死亡,我的宿敌,再次予以我痛击。
当你对一件事情了解得越多以后,你对它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对于悲剧而
言,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有助于重获对情绪的掌控力,这也是我在面对死亡时所采取
的策略。人们常说:“亲近你的朋友,并与你的敌人靠得更近。”然而,我可能与
我的敌人——死亡——靠得太近了,以至于它获得了太多的自信,摆出一副将我甩
在身后,跑完一整圈,再重新回到我身边后仍然是朋友的架势。
·
根据其在医学上的定义,中风可以理解为一场发生在心脑血管的意外事故,虽
然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发作没有任何意外可言。就我爷爷的情况来说,喜欢抽自己
卷的烟是他罹患中风的重要原因,其他增加发病风险的因素还包括高血压、高血
脂、肥胖等,都是自我管理的问题。我之所以会对此有很系统的了解,主要是因为
爷爷去世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APT实习生时,在一场中风患者的尸检中,詹姆森
博士以我捧在手里的大脑为例进行了讲解。
“当大脑某些部分的供血中断时,中风就会发作。供血中断可能是由于血管堵
塞,也可能是血管破裂造成的。你们看这里,就出现了血管的破裂。”他指着苍白
色的大脑切片上一个深红色的出血点说道,“使用血液稀释剂能够降低中风的风
险,比如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又或者仅仅从对自己好一点做起。”
“有什么可以提前察觉到的症状吗?”我在小心翼翼地将脆弱的大脑放回解剖
台时忽然很想我的爷爷,于是便问道。
“还是有症状的,有的人可能会感到一侧的身体麻木,或者一只眼睛的视力下
降,还有些人甚至会出现一侧脸颊肌无力或者说话含混不清。”
这些都是我在爷爷身上看到过的症状。于是,我有种好像早就知道了的感觉,又好像从爷爷去世那天起我就一直希望能早些预知到:如果你知道该去关注哪些症
状,就能预知死亡的到来,然后,你就能控制它。或者,你至少能尝试去控制它。
·
在我9岁的时候,我母亲第一次知道我想要成为一名殡葬师的理想。当时,我正
坐在理发馆的座椅上,发型师担心我被剪掉一大截头发后会失控尖叫,所以跟我闲
聊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长大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呀?”她说话的声音非常甜美,于是我也很甜美地
回答道:“我想成为一名殡葬师。”
我很肯定在话音刚落的那一刻,穿梭在我头发中的剪刀停顿了一下。很快,发
型师又恢复了常态,并且向我母亲投以好奇的目光。作为回应,我母亲只是耸了耸
肩,好像在说:“随她便,跟我没关系。”在那个媒体还没把死亡和法医学变得流
行起来的年代,一个年幼的、金发碧眼的女孩说想要做殡葬师实在不是什么常见的
事情。殡葬师并不是个为人所熟知的职业,我的家族中也没有人从事此行,但是它
却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召唤,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过做其他任何工作。早在我能够理智
地把生命诞生的奇迹与死亡降临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这是爷爷的过世教给我的
重要一课——之前,我就对人体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感到非常着迷。而在那宿命的
一天之后,我尤其想知道爷爷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死神那么快就夺走
了他的生命。处于生命终点的爷爷就像一个发条玩具似的,在能量完全耗尽之前不
断抖动,直到发条停止转动。
而这份好奇一旦出现,就再也没有消失。
任何在街上发现的死亡动物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就像那只可怜的猫咪——而
且我通常都会召集我的朋友们在花园里为它们举行葬礼。这种举动在刚刚开始对死
神会对任何生物下手的事实有所认识的孩子身上相当常见,因此,如果你家的小孩
在花园里开辟出了一片墓地,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一个连环杀手由此诞生了。不
过,比较少见的是,像蛆虫、血污和尸身膨胀之类的状况非但没有挫伤我对死亡的
好奇心,反而使它变得越发强烈:我想要知道变化背后的原理。10岁生日的时候,我要了一台显微镜作为生日礼物。而在“带着玩具来上学”那天,我把它带到了学
校,向我的同学们展示它的操作方法,不过我觉得他们并没什么兴趣。现在回想起
来,我很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曾有过朋友。也是差不多从10岁时起,我就经常一个人去地区图书馆借高中生物课本研读。我从其中一本书中读到,把蚯蚓从身体中间切
断后,它会变成两条蚯蚓。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惊人!就像一个梳着小辫子、穿着中
筒袜的童稚版弗兰肯斯坦博士[7]
,我相信自己破解了获得永生的秘密。虫子被我毫
不留情的小手指一条接一条地从我家花园(墓地)起伏的土丘中拉扯出来,切成两
段后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
一直因我的各种古怪举动而备受困扰的母亲,终于因为我竟然使用餐刀做这种
事情而爆发了她的不满。
·
现在,我自然还会去美发沙龙,在不可避免地被问到工作时,我都会很开心地
和发型师谈论。如今,人们对殡葬师这个职业大多非常有兴趣,其他的顾客和发型
设计师也会加入我们的谈话。几乎所有人——至少看上去是这样——都看过
CSI(《犯罪现场调查》)或《沉默的证人》,帕特里夏·康韦尔[8]
和凯丝·莱克斯[9]
的小说也读者甚众。因此,他们对我的工作会先入为主地产生一个经过美化的想
象。法医学确实很吸引人,并且只要不讲太多日常工作的琐碎细节(肯定没人想听
我曾如何一整天肘部沾满粪便地四处走动),我能就尸检愉快地谈上好几个小时。
虽然通常被问到的都是些我已经回答过几百万次的老问题,但仍然比那些关于计划
去哪里度假之类的问题好太多了。“尸体=有趣,阳光海岸=没劲。”
我去做美甲的时候是个例外。(是的,我现在也开始美甲了,因为在停尸房时
我经常需要着手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所以原谅我现在泛滥的爱美之心。不过,如
果你也曾像个卖鱼妇似的穿着惠灵顿靴子、个人防护服长达8年之久,那么一旦不用
如此,你也同样会做任何让自己看起来充满魅力的事情。)每次去我都专门找同一
个美甲师,因为他巧合地和我曾祖父有着同样的长指甲,用来帮我刮掉不小心蹭到
指甲根部皮肤上的指甲油。虽说我从没见过曾祖父,但是他们之间这点小小的相似
之处,还是让我感到很亲切。
在我们当地的沙龙里,很少有美甲师讲得了太多英文,所以我不用担心什么,只需要静静地看着他们就好。我很喜欢看他们工作,因为他们手上复杂精细的操作
让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其他像我一样的APT,以及我们在准备一次尸检时所做的一
切。美甲师们已经把需要用到的工具、液体和粉末等一一准备就位,甚至连单张的
吸水纸也已经撕好了,开始动手后一旦需要用到,就不用去乱找,然后把一整卷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还是APT时,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会要求自己比上班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停尸
房,通常比病理学家要早得更多。一般APT的上班时间都是早上8点,而我都是7点半
左右就出现在停尸房,在其他同事到来之前准备好咖啡机。在尸检过程中,病理学
家并不一直都在,他们会先来鉴定一下死者,签署一些文件,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办
公室里,让我们把剩下的准备工作做完。最初的这步鉴定非常重要,每一位死者的
脚踝和腰部的身份证明都会被反复核对,搞错了尸检对象的身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大事故。身份确认后,病理学家就会离开大概一个多小时,那就是属于我大放异彩
的时间:我将开始解剖,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开始“认识自我”或者进行“自我审
视”。
对我而言,开始工作前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按程序一丝不苟地准备就绪,不
然“一定会出现差错”的感觉就会挥之不去。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在病理学家开口
要求之前,就已经把他需要的器具递过去的那种APT,有点像手术室里给医生当助手
的护士。这会让我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产生一种掌控感,而这对死者而言无疑也是一
件好事。另外,尸检毕竟还是一件比较脏的事情,在进行过程中你会不可避免地沾
满血迹和其他各种液体,在全力推进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得去橱柜或者抽屉
里翻找棉拭子或者备用解剖刀。像美甲师那样提前把可能需要用到的每一样东西准
备好,无疑是明智的。
首先,我需要确保手边有足够的“蓝卷”,这是我们对擦拭溢出液体及清理体
腔的吸水纸巾的俗称。我会把各种可能用到的工具一字排开,给解剖刀换上新的刀
片。PM40型解剖刀外观上很像一把巨大的外科手术刀,同样很大的刀片要用螺丝固
定好。每次一准备好,我都会用铝箔或者包装纸将它包裹起来,因为曾有人告诉
我,哪怕只是氧分子从刀刃表面轻轻拂过,都将对轻薄刀片的锋利度造成影响。我
不确定是不是有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从来不会拿我的工具冒险。
另外一些需要提前摆好的工具包括一把非常长、一寸厚、末端呈方形的切脑
刀,看上去和日本武士刀有些相像,这种锋利的一次性刀具在把构造精细的大脑按
照不同结构切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还有我之前提到过的肋骨剪,用来把肋骨上比
骨骼质软很多的肋软骨剪断。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肋软骨的钙化程度会越来越
高,想要剪断就相应变得越加费力。而且留下的参差边缘和骨骼碎片都非常锋利,不仅可能直接刺穿手套,甚至还会造成重伤,这也是我的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我
会制造出那么可怕的巨大噪声的原因。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到两个长柄勺以及一个
叫作“开颅凿”的T字形金属工具,用来辅助取下头骨的顶部;包括内脏剪在内的一
系列剪刀、各种钳子(有些上面有锯齿,有些没有,这点倒和我那些有的牙齿还
在、有些则完全没了牙的死者有些相似),以及名字听起来有点可爱的、用来进行
挑出骨骼碎片等精细工作的“咬骨钳”。另外,我还会在呈C形或S形的针上提前穿
好粗白线,然后用胶带将其粘在橱柜的侧面,一旦开始缝合尸体,就可以随时伸手
拉下来用。没有比戴着好几层手套——并且最外面的一层还滑腻腻地沾满血污——
去穿针引线更令人头疼的事情了。不过在进行这项准备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控制
住自己,避免做出在做针线活时条件反射般的动作:用嘴将线末端抿湿,好让它纤
细到可以穿过针眼!随着准备工作的逐渐完善,我还会出于个人偏好,额外准备好
有着巨大木柄的凿子一到两把、电动和手动骨锯各一把——这样一来,即使万一忽
然停电,也不会影响尸检进度——以及几个大桶和大碗,它们的出现让手推车带上
了点手工DIY(自己动手做)的感觉。
虽然每位死者的尸检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仍有很多步骤是共通
的。举例来说,我能大致判断出从一个疑似死于静脉注射过量的死者身上需要采集
哪些组织,那是与在养老院过世、还得了褥疮的死者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前者而
言,最关键的是要将样本送去做毒理检查,确定体内某些化学成分的精确含量,并
推断其是否为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而厌食牙医的尸检则属于后者,微生物拭子被
用于褥疮或严重的组织感染等情况下的样本采集。他的检测报告在几个星期后从实
验室返回到停尸房,这个时间长度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几个小
时后就能拿到结果。报告证明了詹姆森博士的推测是正确的:细菌从褥疮溃疡处进
入了血液,我们的牙医死于败血症引起的脓毒性休克。
各个病理学家的工作方式也都大不相同,APT的必要技能之一就是对他们每个人
的习惯有所了解,并且据此在尸检前将可能要用到的器材准备好。有些病理学家要
比一般人更为严谨,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会采集更多的组织样本作为依据。这也就
意味着要为他准备更多装样本的容器和拭子,提前分类标注好,准备好去盛放一份
又一份的尿液、血液、眼睛中的玻璃体、胆汁、脓液、小片的器官或骨骼,以及其
他各种检材。用于组织学检验——一些显微镜下的细胞检验——的切片尺寸大多在
1.5厘米,与叫作“组织检验盒”的塑料容器尺寸刚好吻合。如果觉得病理学家
会“取组织”,我就把这些检验盒也一起准备好,在上面标记好专门的编号,打开盒盖,并在随后的整个尸检过程中表现得像个时刻待命的士兵。
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是,病理学家很少将整个器官取出来送检或将其保存在
实验室中。现代科学中显微镜的应用,使得微小的组织切片便足以满足全部的检验
需求。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如果出现了大面积或特殊的组织损伤,出于种种必要的
考虑,医生会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将样本保存任意时长。
只有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到位了,尸检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进行得顺利。
·
有个同事的口头禅曾带给我很大启发:“以充分的准备对抗失败的可能。”这
个道理放在生活中任何事情上也都同样适用,无论是给你的意中人做一顿浪漫的烛
光晚餐,还是从一具尸体中取出内脏。另外,它也对开启一番事业具有指导意义。
并不是所有人一走出校门就能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我也不是一下就在解剖病理学
领域找到了工作。我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且从很早就开始做起准备工作。
在总算熬过教会学校里受到严格管束的时光并取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后,我进
入大学深造。我选修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课程,同时还做起了兼职,因为我希望无
论在时间还是金钱上,都能有更大的自由度。在结束了间隔年[10]
后,我获得了生物
学和化学的预科学位,相当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同时修读完了生物学、化学、数学的
高等课程。然后以此为起点,我继续攻读法医学和生物学学位。我学习的分支学科
包括法医毒理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法医人类学——一门专门研究骨骼和腐
烂尸体的科学。在这段求学时光中,我不仅对人体有了更为细致透彻的了解,更学
到了很多当下广为应用的法医学技术。
我非常享受大学生活,那种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学习的感觉非常棒,但是我也
不愿意只是坐在教室里听课,我想拥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我心里很清楚,阅读
法医学和尸检相关的书籍是一回事,在课上从一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或人类学家
那里看到照片是另一回事,但我仍想知道当直面情况最糟糕的尸体时,我的真实反
应会是怎样的:我需要获得全部的感官体验。如果我应付得了最糟糕的情况,那么
我就能适应这一行中的各种状况。仅仅观察腐烂尸体的照片是闻不到他们的气味,也感受不到脚踩蛆虫那种好像踩在“卜卜米”[11]
上的感觉的。当我那晚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一个关于集体墓穴挖掘的讲座[12]
上遇到著名的法医
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的时候,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讲座后,我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
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害羞,但同时也很勇敢:我又没什么损失,对吧?实际
上,他也非常随和健谈,并且交谈中我得知他同时在多个停尸房中工作,其中一个
离我的学校非常近。他建议哪天没课的时候可以过去看看,也许能为我的学习提供
一些帮助,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一级级登上市政停尸房的台阶,询问是否可以每周过
来做一个下午的志愿者的一幕。一开始,我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但可能是那个年代
想要到停尸房工作的人本来就很少见,再加上詹姆森博士为我做了推荐,因此停尸
房的新任主管安德鲁批准了我的申请。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金属头惠灵顿靴子,带
着一种对即将发生什么全然无知的状态进入了停尸房的世界。尽管我努力进行过一
番研究,并试图将准备功课做足,但实际上我唯一比较熟悉的依然只是从电视上看
来的那种耸人听闻的“陈尸所”。架子上的玻璃罐里装的是人体器官吧?有没有二
流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石板材和奇怪的电子设备?全都没有——那是一个非常明亮
且干净的地方。
虽然近年来停尸房的不断革新已经让一切都变得现代化,但那里的一位高级技
术员兼单身员工——一个走向衰老的“泰迪男孩”[13]
——却让人感到关于“恐怖的
殡葬师”之类的陈词滥调始终没有散去。他的名字叫阿尔菲,是殡仪行业完全由男
人把控的旧时代的典型遗老。他把粗硬的灰色头发用发蜡做成了泰迪男孩式的飞机
头,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厚重眼镜戴在他的脸上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据说他是从伦
敦来的,而他的口音倒确实听上去很像迈克尔·凯恩[14]
,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过于刻
意。
停尸房的革新还要得益于地方议会的改组,停尸房从与虫害防治、垃圾处理
(也就是与老鼠和垃圾袋)同属一类的公共卫生部门中被分离出来,划分到更为合
适的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由阿诺德担任新领导。在第一次进入停尸房、见到那里
的工作人员后,他和他的团队就做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必须要让所有的一切高效运
转起来。改革即刻由阿尔菲的同事基斯开始进行,等我到的时候,则轮到了阿尔菲
头上。在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听了很多关于阿尔菲和基斯的“壮举”和传说之
后,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了……
由于以前停尸房属于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一名员工就利用工牌上语焉不详的漏
洞,以健康检察员的名义到饭馆去蹭吃蹭喝。他还每天都带着宠物狗来上班,让它在办公室和污染严重的尸检区域内随意走动……下班后再照样回家去。他的办公室抽
屉里存放着大量的色情书刊,而且还有员工在抽屉里藏了把武士刀。他们抽烟、吃
东西都在停尸房里,既不对手臂进行消毒,也不穿防护服,只在自己的衣服外面围
上条围裙。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健康、安全以及道德的噩梦。
我想做志愿者的申请主要是跟安德鲁谈的,他是一个戴着眼镜、颇为严肃的年
轻人,长着一头略微有些金色的红头发,衬衫与白色的实验服很相似,这些让他看
起来有点像《芝麻街》中的比克。他充满了干劲儿,决心要将解剖病理学带入一个
新纪元,这倒也无可厚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里,顺应现代科学事业
发展创新的方向和需求,停尸房特别经历了一番形象重塑。改革尤其受到了更年
轻、更进步的一代人的支持,他们希望以病理学助手为代表的工作能涉及更多资格
认证和更严格的考核——一些前辈肯定过不了的考核。
我每周四过来做志愿服务(那天是大学的休息日),一般这个时候安德鲁都会
在办公室里做些收发电子邮件、草拟博物馆最新管理条例之类的文书工作,阿尔菲
就带我一起走进验尸间。我看着他把尸体从冷柜里取出来,进行各种检验,也认识
了很多前来进行尸检的病理学家。我会把他们从尸体中得到的发现记在本子上。于
是,在我小小的验尸笔记本里,各种各样的精彩片段不断累积起来:
2月22日:心肌梗死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死因。
2月29日:由腓肠肌引发的肺栓塞!看到了J博士的腿部解剖!!
我会在过程中观摩病理学家如何将各种器官从尸体中取出来。等尸检结束后,阿尔菲再用内脏袋把它们装好后重新放回去。这时,我就在一旁继续看他缝合尸
体,并最终将其安置在临时的冷冻坟墓中。然后,就轮到我登场了:我的任务就是
清理由尸检造成的各种混乱。我总是一言不发地默默把活干完,无论从哪方面来
看,我都不是很喜欢和阿尔菲打交道,他是停尸房老一套工作方式的代表,而我却
对新生代APT改良解剖病理学旧方法的新尝试非常感兴趣。我记得他曾经跟我炫耀
说:他和全盛期的伦敦黑帮头目科雷兄弟是好朋友,还曾和他们一起从桥上将一具
尸体扔进泰晤士河里。
我听完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后来,他还跟我说想出版一本书,书名叫作《有趣的死亡》。然而,他压根没
有动笔,而且从他的烟瘾来推测,我很怀疑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
这样每周来停尸房学习和帮忙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没多久阿尔菲就离开了,另
外一位更年轻的APT——杰森——取代了他。在这之前,杰森一直是临时代理APT。
(也就是说,他会在英国境内各停尸房人手不足的时候短期任职,有可能是一两
周,也有可能是好几个月——如果原来的人去休产假了。)相比之下,杰森显得有
意思多了,由于爱好健身,他的体格非常强壮,平时喜欢一边教我验尸技能,一边
聊健身房里发生的各种趣事。对于在停尸房做技术员这件事,我曾一度怀有一个比
较浪漫的幻想,就是它会像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样炫酷,而我也因此有必要保
持身材的完美。我把自己想象成《沉默的羔羊》里的克拉丽丝·史达琳或者《X——
档案》中的丹娜·斯嘉丽,然后开始对健身变得狂热。我不在停尸房和学校的大多数
时间都被用在了泡健身房上。直到开始做志愿APT的工作后,我才发现它既不浪漫又
相当繁重。但也正是如此,我反而更深刻地体会到过去将时间大量花在锻炼身体上
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强有力的腿部和背部肌肉对于尸检工作简直就是硬性需
求,更不用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取出内脏对臂力也有着很高的要求。杰森允许我独立
完成清洗死者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站在一旁看着,在得知我主修微生物学后,还给
我分析了各种消毒剂的特性。工作中他常会递给我装器官的巨大容器——越大就越
重要——好让我对内脏的重量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起来都
像个食堂里的厨娘,一边应付着无数装满意大利面的大碗,一边抱怨着腰酸腿疼。
终于,市政停尸房招聘实习生的时间到了,包括我在内,所有人想要成为一名
训练有素的APT都要从最底层起步,在经过长达几年的职业训练后最终获得资格认
证。于是,我不得不参加应聘,并且和所有人一样接受面试。面试我的都是墓地和
火葬服务部门的人,新领导阿诺德也在其中。我接受了由4人组成的评审小组的提
问。由于这是以往生活中从没经历过的新鲜事,所以即使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很亲
切,我依然非常紧张。谢天谢地,所有前期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我最终得到了这份
实习工作。于是,我带着硕士学位离开了学校,成了一名全职的APT实习生。当然,就算离开了学校,我心里也很清楚我的个人深造并不就到此为止。实际上,我要学
习的东西还有太多——所有那些与我即将开始的旅程相关的知识。至此,我与死亡相伴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席德·詹姆斯(Sid James),演员,1913年出生于南非,代表作有《空中飞人》《小后屋》等。——
译者注
[2] 享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美国男演员,代表作有《卡萨布兰卡》《马耳他黑鹰》等,1999
年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一名。——译者注
[3] 《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是1976年保罗·施拉德编剧、马丁·斯科西斯导演、朱迪·福斯特等
主演的美国剧情片,并于同年获得第2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译者注
[4] 伊妮·布来敦(Enid Blyton),笔名玛丽·波洛克,是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
作《刁蛮女》系列以及《诺弟》系列均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一度成为各国学生的指定读物。——译者注
[5]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年),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罗河谋杀案》等。——编者注
[6] 迈克·梅尔斯(Mike Myers),美国男演员,代表作有《王牌大贱谍》《和斧头杀手结婚》等。——译
者注
[7] 弗兰肯斯坦博士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科学怪人》中的人物,是个热衷于生命起
源的生物学家。——编者注
[8] 帕特里夏·康韦尔(Patricia Cornwell),美国当代推理小说家,1990年出版第一本侦探小说《尸体
会说话》,代表作包括根据其从事社会新闻记者和法医记录员的经验撰写的《首席女法医》系列等。——译者注
[9] 凯丝·莱克斯(Kathy Reichs),美国刑事人类学家、法医、社会人类学教授,代表作《听,骨头在说
话》《看,死亡的颜色》等均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译者注
[10] 间隔年(Gap Year)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一般指用一段较长的时间去旅行或从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
志愿工作。最常见的间隔年在高中毕业与升大学之间、大学毕业与工作之间,或者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编者
注
[11] 一种膨化谷物。——译者注
[12] 是的,这就是我度过课余时间的方式:比起去学生会痛饮红牛和伏特加,我更喜欢去听关于大规模死
亡管理条例或冲突后区域能力建设问题的讲座。
[13] 泰迪男孩(Teddy Boy),一种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伦敦开始形成的亚文化,这风格的着装是锥形
裤、长外套,偏向爱德华七世时的风格,喜欢在头发上打发蜡,前段头发弄卷,两侧向后向上梳顺滑。——译者
注
[14] 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英国演员,代表作有《汉娜姐妹》《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等,2009年被授予ShoWest电影产业博览会终身成就奖。——译者注第三章 检查:以貌取人,以形取物
如果你的心在燃烧,你的外表就会宛如一轮皎洁的明月。
——巴勃罗·聂鲁达
一天早上,我冲进办公室去找安德鲁,他还像平时一样正在电脑前办公。我的
兴奋根本控制不住。
“终于等到了!”我几乎尖叫道。
他抬眼看我,微皱着眉头。
“为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我向他招着手,“跟我过来看看!”
带着点好奇,他跟着我走到了冷藏室。推车就停在宽敞大厅的中央,我跑到它
后面,像一个正要给观众展示奇迹时刻的魔术师那样大张开双臂,让他能更清楚地
看到运尸袋以及里面的尸体:那是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但是……却穿着女士的内
衣。而且那不是随便什么女人的内衣,而是完整的粉色蕾丝套装,非常紧地绷在他
的身上,看起来令他的下身尤其不舒服,一切都被挤压得很厉害。那个画面真的很
令人惊讶,蕾丝内衣不仅与他粗糙的面容和胡须产生了强烈的不协调感,而且与他
此刻被拉到下巴底下的T恤以及被脱到膝盖以下的运动裤,在风格上也冲突得厉害。
我之所以会特别兴奋,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变装本身有什么可笑之处,而是在那
一刻,在这具出乎意料的尸体出现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一年多训练的我,终于产生
了自己被殡葬师这一领域所接纳了的归属感。每一位殡葬师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
一些可以拿出来分享的独特经历,而这种分享在我看来尤其意义重大。不过,我会
特别提到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希望由此展示出尸检的本质,不仅仅是取出
内脏,用一系列高精技术来分析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的秘密。实际上,尸检从死者被
送到停尸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从尸体的外表开始进行了。有时候,一些外在的东
西能够为判断死因提供重要的线索。
在大多数地方,冷柜都是开着的,早上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照登记簿检查
里面的尸体情况,有点像在离开了一整晚之后对死者们进行一番盘点。万一半夜有警察在街上撞见了死亡事件,又或者有人被从医院推了进来呢?多达四到五层的冷
柜能够同时容纳多具尸体,他们各自的气味在停尸房上空融合在一起,调制出一杯
令人眩晕的、以死亡为基酒的鸡尾酒。在人手不是很多的停尸房,在尸检开始前或
完成之后还要对新送来的死者进行登记。但在人手充足的地方,就可以和其他同事
一起分工完成解剖以及检查尸体的其他相关工作了。每一步对整个尸检而言都非常
关键,通常情况下需要至少两个APT合作完成,以便能够互相印证。
就像礼物一样,尸体被送来时也都包裹着。有时候用的是白色的棉布床单,这
种情况下的死者大多来自医院,有些则被装进白色的运尸袋或者由白色塑料布包
着。从最初在市政停尸房实习开始,一直到告别APT的岗位,我从不认为每天早上都
有新的运尸袋要打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拉开了拉链却还没将袋子完全打开的那
一刻,我的动作会出现短短一瞬的停顿,同时感受到满满的悬念:里面装着的会是
什么呢?这种悬念让我想起小时候东卡公司的玩具Keypers。那是一种用塑料和橡
胶做成的颜色亮丽的动物玩具,上面有一把结实的小锁,能够让人把不想被好事的
兄弟姐妹们看到的秘密藏进动物的身体里。其中有一款是优雅的粉色天鹅,还有一
款是桃红色的蜗牛。我的那只是风格迥异的、淡紫色的威风骏马,我非常喜欢它。
它也是唯一一个没让我动起解剖念头的玩具,因为它的身体本身就是打开的,我很
容易就能看到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装满小小惊喜的朋友,名字叫“发现者”!
而且它们不仅身体里装满着惊喜,就连味道闻起来也十分特别。虽然气味独特
也是运尸袋的重要特点,但却完全是两回事。
可以很知足地说,在停尸房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像在过圣诞节。这种感觉在有
一年的12月尤其强烈。一天早上,我们打开运尸袋,发现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体型丰
满、头发和胡子雪白,并且穿着一身红色套装的老人!直到今天我都不是很确定,究竟是他故意穿得像圣诞老人,还是只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一旦尸体被取出,从第一眼开始,看到的各种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衣着、首
饰、现金或钱包、医疗干预、文身以及明显外伤等。死者的身高会用计量尺进行测
量,随后他们躺着的托盘将会被转移到手推车上,通过操控按钮,在一阵电子设备
的蜂鸣声中把推车调至合适的高度,上面自带的天平还会同时测量出死者的体重
[1]。这些都是葬礼承办人提前设计棺木时需要参考的重要数据。
随后,死者的身份标签也要再确认一遍:死者的腰部和踝关节处应该分别有一个标签,并且它们所显示的信息必须一致。如果负责运送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死者所
佩戴的首饰进行登记,那么还需要将这些信息补充进去,并由接手的APT进行复审。
在做记录的时候还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类似“金”“银”等词汇是不能使用的,因为我们并不能非常确定首饰究竟是由何种金属打造的。如果我们在个人财产登记
表中填上了“金戒指一枚”,而家属在死者的遗物中并没有找到,因为那可能只是
个从“Topshop”[2]
买的金黄色锡环,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因为“弄丢了一枚金戒
指”而遭到起诉。所以为了确保严谨,我们会写“白色金属”或者“黄色金属”。
到了每年的12月,我在记录个人财产的时候喜欢以唱歌的调子宣布“5个黄色金属
环”(Five yellow metal riiiiings),特别有圣诞节的气氛。也是出于同样
的考虑,我们也不会使用“钻石”或“祖母绿”之类的字眼,而会代之以“白色石
头”“绿色石头”之类的说法。
停尸房冷柜中的空间是非常珍贵的,简直就像紧俏的地产。来到这里的人们都
急需赶紧办理“入住”,所以死者被运送进来、接受尸检、转运往墓地的整个流程
必须在几天之内全部完成。冬季的死亡率通常会比其他季节高一些,停尸房的工作
人员会因为空间不断被占满而变得焦虑。他们很担心万一出现某种原因造成的大规
模集中死亡,或者由于天气寒冷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就会打停尸房一个措手
不及。
“假如冷柜太满了怎么办?”那还是我在停尸房工作的第一个冬天,看到送来
的死者数量不断上升而不由慌了神,急忙跑去问安德鲁。
他向我解释道,如果一具尸体太久没有得到处理并按流程移交至丧葬部门的
话,就会向负责的验尸官收取一定的租金。“这有些像收取死者的房租。”他
说,“我们这里就是死者的‘家庭旅馆’(Bed Breakfast)”。
“好吧,但我们只提供住宿,不供应早餐。”我眨巴着眼睛说,安德鲁笑了。
他也并不总是那么严肃的。
随着各种信息确认完毕,对死者的第一印象算是基本形成,接下来就要展开外
表检查了。除了已经登记的情况外,视觉线索能为完成拼图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死者的体型无论是特别强壮还是格外瘦弱,都可能与他们的死因息息相关:是厌食
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导致了器官的衰竭?或是肥胖引发的心脏病发作?还有一些
肉眼可见的外伤或症状可以提示在死者生前发生过什么。另一类从尸体外表需要注意收集的证据,是根据法医学上最著名的“罗卡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定义的,也就是所谓的“但凡两个物体相接触,就必会产生物质的转
移”。
这条由法国法医学家、犯罪学家埃德蒙·罗卡于1910年提出的基本定律,适用范
围包括了所有犯罪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出现过的“痕量证据”:头发和纤维、血迹和精斑、鞋印和车胎印等。这条定律在犯罪现场、死者以及凶手身上都有所体
现,因为任何事物间的接触都伴随有物质的转移。具体到我们判断死因方面,从尸
体显示出的一些性征上,我们能够初步判断出死者生前是否卷入了吸毒或者滥用暴
力等麻烦,树叶或者小树枝提示某人可能死于户外,而若有笔帽、报纸或者其他日
常垃圾粘在尸体上则意味着尸体有极大的概率是在一所整洁度堪忧的房子中被发现
的。
信息的不断丰富令一个画面很快在我们的脑海中成形。
另外,能说明很多问题的还有尸体的颜色。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所有的死人
都是毫无血色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中有些简直无比苍白:那是一种与通
常的象牙白相比更贴近鸽子灰的颜色。分辨微妙的颜色差异可能会需要一定经验的
积累,但一旦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就具备了通过死者肤色的苍白程度判断其死
因是否为腹主动脉瘤破裂(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的能
力。“AAA”导致的死亡来得非常迅速,主动脉中动脉瘤的破裂导致血液大量涌入腹
腔,令死者看上去就像是哈默的恐怖片中刚刚被吸血鬼吸干血液的受害者,因而成
为我们尸检人员做出判断的有力依据。
还有一种死因会让尸体显得比一般情况更粉嫩,这时就基本可以判断其死于一
氧化碳中毒了,因为一氧化碳能够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相结合,让死者呈现出一种
近似樱桃红的肤色。(血红蛋白是血液中携带氧分子的主要化合物,而一氧化碳的
出现破坏了它们正常执行功能的能力。)而与之正相反的是,有一类死者外观呈现
出青紫色,他们可能死于由各种原因引起的缺氧,比如窒息。尸体如彩虹般多样的
颜色不断为APT提供着推测死因的线索。荧光黄?肝衰竭。紫色?充血。绿色?这么
说吧,在停尸房,越少提到绿色越好。
对我们冷柜里的暂住者需要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初级检查,是查看其是否配有
用来调节心跳的心脏起搏器或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心脏除颤器)。如果死者选择火化,那这些移植的设备就必须被取出来,不然它们会在高温下发生爆
炸。而且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虑,它们也应该被取出来,因为都是可以整个或部分
重复利用的。(完整且可以正常工作的心脏起搏器可以捐赠给“Pace4Life”之类
的慈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提供救助。)对需要进行尸检的死者而言,他的
起搏器会作为尸检例行程序的一部分被取出来,而如果不进行尸检,那么则另有一
套微创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
第一次从尸体中取起搏器的时候,我简直想杀了自己。要知道,心脏起搏器和
ICD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在切下第一刀之前,你就必须判断出死者体内植入的
究竟是哪一种。
是杰森教会了我这项技能。虽然这项技能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操作,但仍是最快
并且最容易上手的技术之一,因此是对实习APT再好不过的一种锻炼。一天早上,他
递给我一些手套和一个塑料围裙,问我是否准备好“勾掉训练和考核记录上的一些
项目”。手套和围裙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清洁工,不过实习APT在停尸房最初的
几周里确实多与海绵为伍,要干很多清理水槽中的毛发和黄色污泥之类的活。虽然
听起来有点恶心,但确保水槽不被任何人体残余堵住其实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并
且当用镊子将残骸清理干净的时候,我会莫名有种满足和被治愈的感觉。随着我把
血块、头发之类的东西从出水口扯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遁入了一种“禅
宗”的境界,而到禅修圆满结束的时候,水槽也会变得干净发亮。虽然在此之前只
做过清洁,但是当杰森去取一些缝合线、剪刀、解剖刀之类的东西时,我立刻就猜
到了他所指的“一些项目”是什么。我们已经得到了家属的许可,而在这之前我也
多次看他取过起搏器了。现在,终于轮到我上场了。
我用手触摸死者的左胸,以便确定起搏器的位置,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它的轮
廓。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透过皮肤进行定位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由于起搏器是一个很
小巧的装置,所以如果死者体型比较丰满的话,那么皮下脂肪组织就会模糊它的边
界。植入起搏器,可以通过微小的电脉冲,使心跳维持一个不徐不疾的平稳节奏
——这或许会令“金凤花姑娘”[3]
感到非常开心,帮助患者控制心律失常,所以小
巧且亲和人体是起搏器在设计上的必要条件。
就在我拿起手术刀,犹豫着准备在起搏器平坦的正面切下去前,我快速抬眼看
了一下杰森,他提醒我:“你确定不是ICD?”ICD是一个比起搏器大的装置,很容易通过体量上的差异来区分两者。但是在眼
前的死者身上,我并没有看出来,或者说并没有感觉到足够大的区别。ICD被植入存
在心脏骤停风险的患者体内,一旦患者发病,就会释放大量电流,刺激心脏重新恢
复跳动。取出起搏器的那套方法对ICD并不完全适用:如果一个毫无防备的APT不小
心用金属器械切断了它的电线,那么丧命于巨大电流下的风险极高。因此,在处理
ICD的时候,需要提前与诊所取得联系,请心血管生理学家过来将其关闭。在接到通
知后,他们会带来一个可以关闭并测取读数的小机器,以保ICD确实“失活”了。经
过如此这般处理之后,ICD就可以和起搏器一样通过手术安全地取出来了,只是造成
的创口会略微大一些。
“我很确定那就是个起搏器,洪,不过就算是ICD也没关系,你还穿着橡胶鞋
呢!”杰森一边说着,一边朝我眨眨眼睛。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是我第一次在人体上动刀这一点外,我倒不觉得有
什么可紧张的,因为我只需要划开一条两英寸[4]
不到的切口,对此我有自信可以完
成得很好。另外,我刀下躺着的也不是个大活人。虽然对多数在停尸房工作的人而
言,死者与一般人无异,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活人和死者仍是截然不同的。后
来,在我第一次进行完全切开的时候,厌食牙医身上的褥疮带给我的不仅是一阵切
肤之痛,更是唯一一次生死界限的模糊,但是后来很快我就再次免疫了。我的大脑
构造好像令我尤其坚信死者不会对解剖刀有知觉,因此我只需要专注于手上在做的
事情,并且完成我的工作就好。
我很轻松地操作解剖刀做出了短短的切口,刚好横跨起搏器平坦的上表面。随
后,我用戴着手套的拇指和食指从两侧对其进行挤压,皮肤上的切口像极了大张着
正在打呵欠的嘴巴,中间露出的黄色脂肪组织和起搏器表面的光泽令我联想到从马
栗壳包裹着的软床中崩裂出来的七叶树果实。起搏器的电线还连接着,我很轻松地
解决了问题,因为只要把它们剪断就可以了。待取出来之后,我用消毒剂将整个装
置清洁干净(使用的是我们最信赖的“百卫”牌),放在做好标记的塑料袋里,心
导管插入实验室稍后会过来回收。全部做完之后,只需要再把小切口重新缝合起来
就可以了。在缝合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杰森之前好几次取起搏器都是由
我来做的缝合,完成后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在我把橡皮膏轻轻地贴在缝合线上并
按压平整后,尸体就可以重新装回运尸袋了。“做得不错,洪!”杰森一边给予了肯定,一边在我的训练表格中相关一栏里
打了个钩,并在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离成为一名合格的APT又近了一
步。
在取起搏器成为尸检中的常规项目之前,火葬场因为起搏器而发生爆炸的意外
事故非常常见,第一桩可以追溯到1976年。据一篇2002年发表于《皇家医学会杂
志》的文章指出,起搏器至少在英国境内一半的火葬场里引起过爆炸事故,造成了
严重的建筑损毁和人员伤亡。在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法国格勒诺布尔的
事故中,一位退休公务员的起搏器引发了威力与2克TNT炸药相当的爆炸,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40000英镑。他的遗孀(火化前并没有告知火葬场他的体内植入了心脏起
搏器)和法医(疏忽了对起搏器进行筛查)被判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并须赔偿相关损
失。
除了心脏起搏器和ICD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植物也要在检查时记录下来,并
需要在火葬前将其取出。所以,我们对尸体以及随其一起送来的各项文字资料都格
外留心。在粗略的外表检查中,是否做过隆胸手术是最容易辨别的移植之一,特别
是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女性身上尤其明显,她们的双峰会兀自挺立着,与顺从重力
的作用全然平摊在手推车上的身体格格不入。实际上,此时植入物比在人活着时更
加明显,因为经过低温冷冻的作用后,它们会变得冰冷而坚硬,就像两顶警用头
盔。不过,好在它们不会在焚尸炉里引起什么大麻烦,至多不过是变成一坨黏糊糊
的残余物,并最终烧成灰烬。
类似的,还有一种新型的金属植入物不能不提,那就是用来治疗像手臂上的肱
骨,腿部的胫骨、股骨等较大骨骼骨折的髓内钉。这种可膨胀的装置能够滑入骨髓
腔中,然后利用生理盐水构成液压泵的原理,发挥治疗作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
文以一位手臂内植入了髓内钉的79岁老人的火化为例,讨论了这种新型医疗器械的
移植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火葬场,一位工作人员正通过透明的观察窗查看炉内的火焰情况。这时,棺
材忽然发生了爆炸。楼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听到了巨响,并随之感受到强烈的震
动。焚化炉损坏极为严重,该名工作人员也身受重伤。现已查明,造成爆炸的正是
老人植入的髓内钉。
这篇文章指出,液压膨胀式髓内钉内充满了生理盐水,在焚化炉的高温下,蒸发的水蒸气在狭小的金属管内引起爆炸。事实上,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发布了一项
关于一系列发生在英国境内火葬场中“无法解释的”爆炸事故的声明。经过调查发
现,常被用于治疗慢性心绞痛的三硝酸甘油贴片——也就是患者常听到
的“GTNs”——才是罪魁祸首。三硝酸甘油作为TNT的异构体,也是一种非常容易
爆炸的物质,但是在丧葬领域,人们对其却知之甚少。
类似这样的事故充分说明进行尸体外表检查的必要性,对任何可能性都要充分
考虑到。在完成外表检查后,死者会被重新推回冷柜,直到我们得到是否继续进行
完整尸检的通知。
会有人喜欢检查吗?无论是牙科检查、胸部检查还是学业方面的检查,这个词
总难免和负面意味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却完全无法摆脱: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
不在,即使我们死后,也逃不过接受检查的命运。
为了从停尸房助理和实习APT向前更进一步,我必须参加解剖病理学技术考核。
这项考试要在实践训练表格上的项目基本完成后才能参加,一般是在停尸房工作两
年左右的时间后。但由于我之前有尸体防腐方面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攻读学位时一
直在实习,因此工作一年后我便准备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后,我将会开始从APT向高
级APT过渡的两年,其间同样充满各项考核。虽然所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取得一个学
位相当,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资格认证,不是医学方面的[5]。APT和病理学家之间的
区别在于,病理学家需要先取得医学学位,随后再专攻以疾病和死亡为主要研究对
象的病理学,因此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是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在病理学家的职业道
路上要通过的考试更多,并且在最初起步的那几年主要为活着的人看病,这也是让
我完全不感兴趣的地方:真正令我着迷的是发生在死后的事情,以及如何通过它们
勾勒出死者一生的故事。
在我刚开始为取得APT资格认证而接受训练的时候,考试的部分令我感到无比紧
张。然而实际上,学习的过程非常吸引人,尤其是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通过亲自动
手操作加深理解,并且所需的资源都能够得到满足。当病理学家或者杰森向我提问
人体解剖方面的问题时,我可以直接从面前的尸体上找到答案;而当我想要尝试完
成一个切口的时候,我有充分的机会在开始动手前观摩别人是怎样进行的。我对学习技术抱有坚定的信念:掌握这些技术能够造福社会、帮助诊断疾病、协助病理学
家通过尸检将凶手绳之以法,所以任何事情都无法阻碍我实现目标的热情。
然而,有好几代医学生都曾面临相同的困扰:从理论上学习解剖学或微创技术
的知识,却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如果连人体都不熟悉,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没有可供解剖的遗体时,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人造的模型?动物?或许它们
也能起到点作用,但一定极为有限。就像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库柏说的那
样:“不曾做过尸体解剖的医生,只会加速病人的死亡。”
1000多年来,随着政策和信仰的变化,出于教学目的的人体解剖和检查在获得
支持和遭受反对之间不断徘徊。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希腊,人们并不认为解剖
是对死者的严重亵渎:古希腊人相信这是对科学经验主义的一种正常扩展。公元前3
世纪,古希腊卡尔西登城的外科医生希罗菲卢斯和克奥斯岛的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图
斯,被认为开创了人体系统解剖的先河,他们将所有发现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
成立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医学院。然而,热情同样可能成为问题的源头,比如希罗菲
卢斯就对解剖表现得有些过于热衷了:传说他曾经对600多名囚犯进行活体解剖。无
论传说是否属实,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解剖都变成了一件违法的事情。这一判定
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根据律法规定,搅扰死者的安宁是不虔诚和亵渎神明
的行为。这也就迫使希罗菲卢斯的拥护者们,比如公元200年左右帕加马王国的内科
医生克劳迪亚斯·盖伦不得不转而解剖无尾猴之类的动物,再把取得的研究结果用到
人类身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从猿猴类动物身上总结出来的生物学和行为
学知识只可能对一些小男孩适用。)盖伦认为我们人类像狗一样有两块下颚骨,但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他还认为血液通过微小的孔洞从心脏的一侧流向另一侧,这也
和我们如今所熟知的血液循环系统大相径庭。在他的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问
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构建出的“医学知识”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里被视为权
威。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手段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盖伦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到的
事情,只是由于没有恰当的资源进行验证,他得出的大部分结论都纯粹只是推测。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几百年里科学的系统发展带动了医学教育的普及,人们
总算发现曾相信的种种“医学知识”都是臆想之物。在一种更为自由和开明的文化
氛围中,巴黎发展出了一套向医学院捐赠遗体的系统,比英国和美国都更为先进。
但即使这样,遗体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依然没能得到明显的缓解。解剖学的主要授
课形式,仍只是学生们在一旁观看经验丰富的教授指导理发师兼外科医生[6]
解剖唯一的一具尸体。他们接受的教育有点不那么“事必躬亲”。
如果盖伦是解剖学界的“梅尔·吉布森”(曾经一度红极一时的话题人物),那
么维萨里在这行里就相当于瑞恩·高斯林(正处于上升期的迷人青年)。出生于1514
年的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的孩子,一个叛逆者,但是他
的这种性格是有其形成原因的。从那时流传下来的版画来看,他长得相当漂亮。
(或许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会红着脸颊将他的画像贴在卧室的墙上,对他的解剖
学做出委婉的评论,谁知道呢?)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又很有天赋的学生,为了成为
一名解剖学家而进入巴黎大学求学,那是从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候起,从抓各种动
物来解剖的过程中就树立起的毕生理想。到18岁时,他的学业成绩已经相当出色。
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他经常偷偷溜出学校去偷巴黎城外声名狼藉的蒙福孔绞
刑架上刚被处决的死囚尸体,还总是为了研究头颅和骨骼而跑去圣地公墓。他悄悄
地将宝贵的“猎物”带回家,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借着烛光专心地进行尸体解
剖。这种显得颇为邪恶的行为带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在22岁那年,维萨里开始进行
解剖学系列讲座,并会在讲座现场做解剖展示。1543年,他的人体解剖学巨著《人
体构造》出版,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揭示了盖伦的理论绝非解剖学知识的可靠来
源。
和所有的改革派一样,维萨里也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强烈批评,他们质疑这
个年轻的特立独行者的可信度,并迫使他不断证明自己。但是医学生和解剖学家却
清楚地意识到,很多老观点是不足取信的,并且直到16世纪在英国都遭到禁止的解
剖,实际上对于推进医学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人们开始觉醒,便开始不惜一
切代价去自己获取经验。
在英国,当大学开始培养年轻的外科医生时,医学院用于教学解剖的唯一合法
尸源是根据1752年颁布的《谋杀法案》捐献的。这也就意味着,被处决的死刑犯无
论是否愿意,都势必成为解剖台上众星捧月般的明星。颁布这项法律有两重目的:
一是为了保证近乎绝望的医学生有足够的解剖材料,二来也能对有犯罪念头的人起
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这还是当时执行的众多严酷的双重惩罚之一,因为在那
时的人们心中,仅仅给予犯人死亡的惩罚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的尸体遭受各种形
式的虐待。其中最常见的除了“大卸八块”之外,还包括悬吊、拖拉、四等分,或
者将脑袋砍下来插在一根桩子上面,做成一根“人头版的棒棒糖”等。这样做的动
机很简单,在审判日来临的时候,死者会从地面升起,站到天堂的大门前(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如果是被分成了四块、残缺不全的身体,又或者像一个满是
破洞的垃圾袋似的滴滴答答地漏液,把到处都弄得脏兮兮的话,那么天堂绝对会将
此人拒之门外。显而易见的是,没人希望天堂是电影《阴间大法师》中候诊室里的
样子,对于那时的基督徒而言,死后尸体被解剖像极了现代社会中因为没打领带而
被俱乐部拒之门外。对尸体解剖、器官捐赠、生物塑化甚至火化等持有的负面态
度,之所以到今天依然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都源自这种特定教义制造出的恐惧
心理。
除了按照《谋杀法案》合法获取的尸体外,19世纪初,英国境内有大约10所大
学的医学院仍没有足够的尸源供应,短缺直接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掘墓盗尸的猖獗及
尸体交易的泛滥。掘尸人就像维萨里那样,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潜入公墓,将新
近埋葬的尸体挖掘出来。在进行这种勾当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专业,使用的特制
木铲可以有效避免金属铁锹制造出的那阵惊天动地的响声。他们从上部撬开棺材,用绳索绑住尸体的上半身,以破坏性最小的方式将其从棺材中拖出来。尸体上所有
的衣服和首饰都会被重新放回棺材里,因为在当时的法律中,虽然并没有对偷尸做
出规定,但盗墓却是一项违法行为,掘尸人对此非常清楚。这番带着十二万分小心
谨慎的冒险行动,其目标只有一个:获得可供解剖的尸体。在掘尸人和维萨里之间
唯一的区别是,掘尸人并没有深入展开医学研究的学术理想,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
是为了赚钱糊口。这伙人充当着医学院和墓地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他们的酬金由想
要为学生找到尽可能丰富的尸源的大学经营者来支付。掘尸人的工作风险虽大,但
酬劳丰厚,通常他们工作一周就能赚到普通人几个月的薪水。不过,受当时冷藏技
术的限制,掘尸人只在秋冬两季有生意,夏天则是漫长的休眠期。实际上,很多医
学院的学生都是通过兼职偷盗尸体赚得学费的。鲁思·理查森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写
道:“在苏格兰,是尸体而不是货币,为解剖学专业的学生支付了学费。”
我现在所在的圣巴塞洛缪医院(始建于1123年),自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于
1790年前后建立起该医院著名的附属医学院起,就对这种尸体交易尤其熟悉[7]。臭
名昭著的“财富战争”酒吧就开在医院的对面,不过它在1910年就结束了营业,如
今在原处只有一块纪念碑,上面的铭文可算是非常生动:
“财富战争”
很多年前河北岸的掘尸人
交易货物的据点
房东早已习以为常
沿着四壁摆放的长凳上
停放着一具具
贴着标签的尸体
上面还写着
掘尸者的名字
等待着
圣巴塞洛缪的外科医生们
来给其估价
·
这段铭文并没有讲清楚当时是专门有一个停尸体的房间,还是就把躺尸的长凳
摆放在酒吧里,让死者和那些来狂欢一宿的普通工人共处一室。如果是像后面那样
的话,那么我猜尸体的包围肯定能刺激酒客们比平时多喝不少。
想要采取措施阻止掘尸人对刚刚下葬的死者下手,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只有
富人才能负担得起。措施包括雇人日夜看守、使用“尸体保险柜”(一种罩在坟墓
上的金属笼子,并深深地根植于土壤里,从而达到保护尸体的目的),或者将趁着
夜色保护、藏在斗篷里偷偷潜入墓地的掘尸人直接击毙。终于,人们开始对于夜以
继日地看守亲人的坟墓,时刻提防着他们的尸体被挖出来流入交易市场感到疲惫不
堪。而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苏格兰的伯克和海尔谋杀案。这对搭档觉得
到处去挖掘尸体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
从掘尸人变成了杀人犯,并将“新鲜出炉”的货物卖给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劳勃·诺克斯博士。诺克斯博士对于尸体的来源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
度(即使单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他也只能这样,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
因为天花病而瞎了一只眼睛)。随着谋杀案的侦破,在广大民众对凶手作案动机的
强烈谴责声中,掘墓盗尸的交易总算随着1832年《解剖法案》的颁布而告终:参照
巴黎已经执行多年的法规,凡医院、济贫院或者倒毙在街头无人认领的尸体,都可
以捐赠给声誉良好的医学院。
虽然这样梳理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解剖学的历史包罗了一群奇奇怪怪的人,但实际上,真正在创造历史的还是正派的科研人员,只不过他们需要为知识的获取
与传播找到合适的途径。像我目前管理着的各种器官标本,正是当年尸源匮乏的直
接证据。这些解剖学或者病理学标本有的来自少得可怜的合法尸源,也有的来自手
术台上活生生的病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作为永恒的遗赠和重要的教具代代相传。它
们既被当作专业医疗收藏展示给实习外科医生,也会出现在博物馆中,连同其他
的“怪东西”,比如解剖蜡、奇怪的动物制剂等一起向大众展出。到了20世纪,人
体标本又被发展出在嘉年华上充当夺人眼球的猎奇道具的新功能,但是值得再次强
调的是,它们最初的诞生是充满了尊严感的,并且在被用来吓唬观众的时候,仍具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从长远来看,历史上那些对于解剖的热情与执着并没有白白浪
费,人类已经尽可能多地从中获得了益处。在通过停尸房工作考核前的那些年里,我也经常通过类似的器官标本学习,比如伦敦亨特博物馆的收藏。虽然几乎每一件
标本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眼下这个时代里的APT而言,依然极具
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学习价值。如今,作为巴斯病理学博物馆(位于圣巴塞洛缪医
院)的技术馆长,我感觉自己像是走过了漫长的一程后重新回到原点。所以,我会
尽我所能把这些知识再传授给其他人。
大多数检查最后都要落实到书面上,在尸体上进行的也不例外。在世界上多数
地区的尸检中,“外表检查”的记录形式都大致相同,记录纸上印有两个人体的轮
廓:一个赤裸、秃顶、无性别特征的人体正面,以及一个同样赤裸、秃顶、性别模
糊的背面。
尸检时,根据从脱去衣物后的尸体上所观察到的各种特征,用不同的符号分别在记录纸的人体上做出标记。比如,你可以在相应的位置打一个大“X”来代表尸体
上的文身或伤口,不过我更喜欢画出文身、胎记以及伤疤等的草图。这样做一方面
是因为更加真实直观,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够帮助我与案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和其他很多技术一样,记录外表检查的方法也是杰森教会我的,但是这之后不
久,他就离开了市政停尸房,去了一家距离我们5分钟左右路程的医院工作。他走之
后,另一位来自利物浦的临时代理人琼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余下的所有训练都是在
她的指导下完成的。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不断学习新知识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新鲜
而奇妙的事情,尤其这次还是一位女性。那还是停尸房员工性别比例发生变化的最
初阶段,女性刚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实际上并不是这一领域
中第一个向女性开放的职位。在19世纪的德国,一个名为“停尸房服务员”的职位
首次招聘了服务死者的女性员工:她们被戏称为“僵尸新娘”,专门负责安置死
者、整理遗容,以及安排葬礼等相关事宜。后来,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死亡之
家”,在那里死者能够“得到专职人员的日夜看护,而丧葬管理委员会统一提供的
工作服——黑色连衣裙——也给人以死者得到了妥善而充满尊严的照料的印
象”[8]。
后来,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时代随之巨变。女性开始进入曾经由男性统治
的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法医行业。琼就是在那时候入行的第一批女性,16岁时开
始在青年培训计划——一个专为想要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学校的青少年安排的假
期培训项目——接受尸体防腐员的培训。时至今日,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什么是
她没见过的,自然也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给我。而更为难得的是,她还是个非常
好玩的人。
我和琼一起完成的最初几个案子中,死相最为恐怖的是一位从大厦顶层跳楼身
亡的死者,被送到停尸房时他简直支离破碎。过去两年多在停尸房的工作让我目睹
了不少令人不安的死亡,包括交通事故、自杀等各种情况,但这是尸体破碎情况最
为严重的一例。尸体上无数的伤口无一不在震撼着我本以为早已成型的认知体系,让我既好奇又恐慌。或许在人性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特质,一边想要躲
闪,一边又忍不住想要靠更近些观察。他的惨状令我不禁战栗:左侧头骨已经完全
粉碎了,摔断的四肢骨头直接从皮肤底下戳刺出来,给外表检查增添了巨大的障
碍。我不得不在记录表的四肢处画上弗兰肯斯坦那样的巨大针脚,以标记它们是从
哪里折断的。和他的身体一起被送来的,还有一部分从地面上被舀到小塑料袋里的大脑。
我永远也忘不了琼当时轻描淡写的提问:“装脑浆的袋子里有没有他的左眼眼
球啊?”
“呃,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很紧张地回答。那一刻我还在努力屏蔽自己的情
绪不受眼下一切的干扰,根本顾不上从一摊软塌塌的脑浆中寻找一个连存在与否都
不确定的眼球。
“哦,没关系,原来它在这里啊。”琼指着他的右小腿腓肠肌说。眼球不知怎
么滚到了他的身下,又从小腿处鼓了出来,就像一条躺在鱼贩子柜台里的三文鱼的
眼睛那样瞪视着我们。
她接过我手里的写字板,在记录表小腿的位置上画了一个眼球。让我感到意外
的是,她还顺带添上了眼睫毛和一些视神经。我放声大笑起来,但很快笑声便转为
了一阵啜泣——我本以为能够通过笑声掩饰过去的。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琼的搞
笑是刻意的。她想要将我从糟糕的状态中带出来,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也
足以防止我在其中迷失了自己。通过画一些俏皮的睫毛,她帮助我把已经快要没过
头顶的坏情绪释放掉了一些,让我的工作不至于因此而受到太大阻碍。我感到心头
一阵轻松,就好像打了一个让我的头脑变得清醒的喷嚏,我又可以重新专注于手上
的工作了。
我拿回写字板,继续清点那些严重的伤口,同时脑子里不断想着,从往课本上
标注“胫骨”“跟骨”或者“蝶枕结合”之类专业术语的大学时代到今天,我真的
已经走了很远。同时我也更加确信,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堂教育,都不足以帮你抵
挡来自尸检的真枪实弹。
[1] 在一次电台访问中,曾经有一位女性听众朋友指出,想到一直到死都不能放松对体重的关注让她感觉非
常烦躁。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
[2] 英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商Arcadia集团下的一个快速时尚品牌。——译者注
[3] “金凤花姑娘”(Goldilocks),美国传统的童话角色,喜欢不冷不热的粥、不软不硬的椅子,以及一
切“刚刚好”的东西,因此后来常被用来形容“刚刚好”的状态。——译者注
[4]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5] 虽然现在也被改革成为第3级和第4级的医学学位。
[6] 在中世纪的欧洲(约11到13世纪),很多手术都是由理发师完成的,而医生主要从事内科或药理学的研
究。——译者注
[7] 机缘巧合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款“阿伯内西饼干”,这种饼干是一种诞生于1829年用来治疗消
化不良的烘焙甜点。阿伯内西相信很多疾病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消化器官的失调所引起的,所以应该通过注意调整
饮食结构来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这个理论至今依然流行。
[8] 这段记录来自我最喜欢的那篇帕姆·费雪的论文。
第四章 艰难的腐烂检查:低俗小说
衰败也自带风情,秋天也有春之撩人之处,死亡和诞生都是恩典。
——伊凡·戈尔
和肉味或者麝香味一样,腐烂的气味也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尸臭可以看作是有形的物质。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尸体腐烂后发出的那股
持久又强烈的腥甜味会一直冲击到你的喉咙深处,那感觉就像被一条腐烂的舌头深
吻。但是APT和病理学家们不能像电视上的新手警察或者倦怠的侦探那样,靠往鼻孔
里抹薄荷脑来屏蔽尸臭,我们必须习惯与其共处。事实上,每一具尸体在腐烂时发
出的气味是不一样的,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些对嗅觉的折磨背后,隐藏着揭示死亡
真相的线索,这一点在器官高度腐败,已经无法从中辨别病理症状的案例中尤为关
键。但是除此之外,放弃与尸臭的对抗依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最终大脑会停
止接收强烈的嗅觉信号(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分明觉得早些时候喷的香水已经
完全闻不到味道了,但身边的人却一下就能闻出来),于是尸臭味就会变得容易接
受,甚至会让人感到有点舒服。
我在前文提到过,在很大程度上,每天早上拉开运尸袋的拉链对于乐于迎接挑
战的APT而言,是一番利用所学技能大展身手的积极体验。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令
APT心怀畏惧的情况,它们可不再带着Keypers玩具的可爱味道,而是一股来自腐烂
尸体的恶心气味。基本上只要一走进停尸房,APT就能立刻从空气里飘荡着的那股绝
对不会认错的臭味里猜到将要面对什么;然后,拉开冷柜,看到黑色的运尸袋,随
着一段怪腔怪调的交响乐电光火石般“叮叮咚咚”地在脑海里炸响,噩梦在瞬间就
变成现实了。这种让人胆寒的黑色袋子要比白色的那种更强韧,所以多被用来装运腐尸。如果现场刚好没有这种黑色袋子的话,就用两个白色运尸袋来代替——情况
特别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同时使用三个,那对APT而言真的是不能更糟的噩梦了。当
工作人员拉开拉链,唯一的发现只是又一层白色塑料袋和又一条拉链的时候,那感
觉真像是被迫卷入了完全无心参与的包裹传递游戏。
一切可能与腐尸相关的事物,包括气味、液体、蛆虫、苍蝇、指甲等,都会被
装入运尸袋中保存起来,所以运尸袋的材质达到工业级的坚固程度非常重要,同时
也能将其与冷柜中的其他尸体隔离开来。
我和琼之间有个约定,如果她能处理所有肥胖症患者(这是相比“胖子”更为
礼貌的术语)的尸体的话,那么腐尸的尸检就都归我。虽然她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会
情愿做这种交易,但显然不能更赞同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想选腐尸?你的脑
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啊,小不点?”她一直叫我“小不点”,因为那时候我仍然在健
身房里拼命训练,整个体型看上去非常纤细,但这也让我在处理一些体型较大的死
者时感到力不从心。我向她解释了我的顾虑,在我的想象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令我揪
心不已的画面:我一头跌进了死者巨大的体腔之中,两条腿滑稽地露在外面,还不
忘奋力地扑腾着。
大多数APT对腐尸的厌恶之情都达到了一个极致,但是我却并不那么在意;毕
竟,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给那些倒毙于路旁的动物举行葬礼中度过的。并且我还渐
渐发现,其实腐尸也有其迷人之处,这更令我很快就对黏糊糊的液体、“咕吱咕
吱”的声响、恶臭的气味以及无穷无尽的昆虫产生了免疫。所有那些在尸体上“开
疆拓土”的生物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就像在大学时修读法医昆虫学时那样,我
把尸检中碰到的蛆和其他昆虫收集到培养皿中,然后利用午休时间把它们带到利物
浦世界博物馆。在那里,我开心地与一位昆虫学家一起,一边讨论从尸体上发现的
是哪种昆虫,一边吃我的午餐三明治。虽然我收集到的大多只是些普通的幼虫和苍
蝇,比如在英国境内很常见的绿头苍蝇、酪蝇、青蝇等,但我仍然喜欢去讨论昆虫
学问题,顺便看看那些被钉在白色尸床上的昆虫标本。后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
认识我了,并叫我“蛆小姐”——我把这视为一个昵称,虽然它也是对我日常状态
的一个真实描述:要知道,在尸检中我经常会将蛆从我的衣服上撵走,有一次它们
甚至还爬进了我的胸罩。
当然,那就很不寻常了。虽然在尸检中和蛆打交道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它们爬进我的胸罩这件
事还是相当惊人。在一些停尸房中,基本上一周也就碰上一次有蛆的情况,不过到
了夏天的那几个月,几乎每天的案子中都会出现它们的身影。令人颇为难过的是,无论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是受环境条件所迫,很多人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走向死
亡,并且在死后很久才被发现的。(乔伊斯·卡罗尔·文森特虽然只是极个别的案例,但却依旧令人心碎。2006年,乔伊斯在家中被发现死亡,然而尸检结果却显示她其
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过世。电视就那样在她去世的房间里一直开了三年。)这也就
意味着他们的尸体成了寄生生物的大型乐园、栖息地以及食物来源。
一般情况下,在情况特别糟糕的尸检中我会穿上全套的个人防护服(PPE),包
括罩在防护衣外面的棉质绿色手术长袍[1]。由于材质不防水,如果我无意中靠到解
剖台上的话,很容易被液体浸透,所以我还会再加上一件一次性的塑料围裙。使用
白色的塑料袖套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为手上虽然戴着乳胶手套,但是它们只能
保护到手腕的位置。袖套的两端都可以扎紧,看着虽然有些像未来主义亮闪闪的护
腿,却能有效防止血液或者其他各种液体在不知不觉间顺着手术长袍吸水的袖子一
直蔓延到手肘。而且在尸检中,我也不会只戴一副乳胶手套,两副乳胶手套之间还
要再戴一双“防割伤”织物手套,形成一个起保护作用的三明治结构。这对防止解
剖刀或者针尖可能会造成的伤害——也是APT在每天的工作中都要面临的风险——
非常必要。我们把“防割伤”手套戏称为“锁子甲”,因为它们通体由精致的金属
网眼构成,可以在切开死者皮肤的时候有效抵挡刀刃偏离正常轨道而构成的伤害。
然而,为了在操作过程中保证手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金属线被编织得相当疏松,也就是说针头以及一些个别情况下解剖刀的刀尖都能将它刺穿。这时候就轮到另一
层乳胶手套发挥作用了:两层乳胶能够有效地在微观层面上“擦掉”一些锐器上面
的血液和组织,当它们刺破皮肤时,将伤口处沾染异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当然,如果不幸死者患有传染性疾病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对于细菌感染是无计可施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佩戴发网和塑料面罩,每一次呼吸都在脸颊和塑料间狭小
的空隙里蒸腾着热气,不难想象要在夏天进行一场尸检是多么酷热难耐的煎熬,而
全副武装又大汗淋漓的模样是有多么的“美丽动人”。
可以说说为什么捂得这么严丝合缝还会让一只蛆爬进我的胸罩了。那天狭小的
验尸间里格外闷热,空调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发生故障了。而更加要命的是,从我
们的头顶吹向地板、用来减少空气流通中病原体危害的气体循环系统也同时罢工了。我实在是热得穿不住手术长袍,就在防护衣外面直接套上了塑料围裙和袖套。
如此一来果然感觉灵活不少,我也不用担心在尸检进行到一半时被热晕,然后倒地
的时候还被解剖台撞碎脑袋了。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
不透气的塑料让我大量出汗,由于防护衣完全不吸汗,那些无处可去的汗珠只
能随着我手臂的动作而不断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地来回滚动。另外,面罩上全是呼
吸制造出来的蒸汽,搞得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所以,我索性把它取了下来。摘了面
罩和口罩确实让我舒服不少,但是由于我还戴着发网,同时手里又拿着一把用来从
体腔里往外舀脂肪和血液等液体的长柄勺,因此十足一副魔鬼厨娘的模样。
“小不点,你那边还顺利吗?”琼问我,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困惑的戏谑神
态。她一直在等待着选择了腐尸的我大闹着反悔的那一天,却始终没有得逞。
“没问题,我能搞定!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回答道。但随即,我便
感到有个冰凉的东西蠕动到了我的防护衣上方。由于没有了长袍的保护,我低胸的
衣服对于这个入侵者而言相当于完全敞开了自己的身体领地。在它很有技巧地恰好
落到我的胸罩布料和皮肤间的空隙中时,我一把丢开了PM40解剖刀[2]
,疯狂拉扯、扇动着胸前的防护衣,并且重心不断从一条腿更换到另一条腿地跳动着,直到我确
定它被我抖落到了地板上。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一旁的琼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她在那只蛆爬上我肩膀时就猜到了它会落在什么地方,但她却完全没有提醒我。我
盘算着一定要很快报复回来。
充满着食腐生物的腐尸其实自成一个生态系统。单纯从字面上来讲,我并不相
信所谓的“转世”,说什么人的灵魂和精神是永生的,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辗转
栖居在不同的肉体上。但是看到靠着不断吞噬尸体而繁衍的蛆虫和甲壳虫时,我又
似乎真的开始对生命“轮回”的真谛有了一些感悟,它们与卡通狮子(动漫《狮子
王》中的狮子)或者艾尔顿·约翰(著名英国歌手,《狮子王》主题曲的作曲者和演
唱者)俗气的音乐毫无关系。牛顿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也就是说,虽然能量可以
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但是在一个独立的系统中,总能量是保持恒定的。如果我们
将地球,以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动植物群落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话,那么,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的巨大能量势必会以供养食腐生物或者肥沃大地等方式重新循环回来,生命力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着“轮回”、不断更迭着形式的。爱德华·蒙
克[3]
曾将这个过程以简洁精准的文字表述:“以我腐烂的肉身,滋养花朵的生长,我在花香中寻得永恒。”
但是为什么一具腐尸称得上一个生态系统,又或者说一个生物群落呢?想要解
释为什么这么个恶心的过程实际上供养了上百万的生物,而又为什么缺少了这一环
节地球就会被各种尸体所湮灭,就需要对尸体腐烂的过程进行一番具体的探索。如
果你是那种连电影中的恐怖场景都看不了,或者在生活中看到蜘蛛和老鼠都会吓得
跳起来的人的话,那么你最好直接跳过接下来这部分。
·
从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起,腐烂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肯定有人会反驳说“安
慰剂”乐队[4]
那首《焦虑青春》里唱的才更确切:“从出生的那一刻,我便开始腐
烂。”但从法医学的角度而言,腐烂的过程从死亡降临后可被划分为新鲜尸体、尸
体膨胀、活动性腐烂、后期腐烂和干燥遗骸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鲜尸
体”,从进入殡葬师这行的第一天起,我便认识到,与尸体联系在一起的“新
鲜”是个非常相对的概念。它与形容清晨的空气时所指的“新鲜”是截然不同的概
念,反而更接近于刚刚弄脏尿布的粪便、才流入下水道的污水的那种“新鲜”。尸
检中遇到的“新鲜”只意味着尸体状况“尚且说得过去”。你永远不会想把脸凑
近,但是相信我,它真的已经算很不错了。
新鲜尸体
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死亡迹象就是尸体的僵硬程度,即在死后1~4小时开始出
现的尸僵。尸僵的出现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联手”帮我们完成各项动作的肌群,由于能量分子腺苷三磷酸的停止生成,在经过松弛后失去弹性而挛缩。尸僵首先形
成于眼睑、下巴、脖颈和手指等处的一些小肌群,另外,在虹膜上也存在这样的小
肌群,所以用来判断死亡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用光源直射死者的眼睛:死者的瞳孔
对光线不会产生收缩反应。另外也会受到影响的是控制哺乳动物毛发的竖毛肌,其
收缩的直接反应就是鸡皮疙瘩。尸僵出现后,死者的发根会因竖毛肌僵硬而直立起
来,令人产生尸体的头发加速生长的错觉[5]。死后4~6小时,尸僵逐渐发展到较大的
肌群,至此第一阶段的肌肉松弛(初级松弛)结束,尸体变得僵硬,且关节固定。
想要移动已经出现尸僵的肢体或改变它们的位置,极有可能造成关节折断。虽然我从没强壮到能够掰断骨骼,并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但我确实曾经在停尸房里
亲耳听到过骨折的声响。
我进行过的大部分尸检都出现了至少一个阶段的尸僵,它们有时确实会对尸检
构成很大的障碍。比如在尸体外表检查中,病理学家需要检查外阴部和肛门的情
况。为了不遗漏任何与死亡相关的信息,这是每一具尸体都要经过的一步例行检
查。在一些女性死者的尸检中,我和病理学家需要分别抓住一条腿,像在用力撬动
杠杆那样把它们分开,从而顺利完成检查。这个画面看起来很有失尊严,不,是完
全没有尊严可言,但却见于所有尸检现场。因为唯有如此,病理学家才有可能发现
死者是否患有疾病,或者死前是否遭到性侵。如果错失了这么重要的线索,那么无
疑会令犯罪者逍遥法外。
大多数出现在尸检中的画面都不是很体面,却也都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即便深知其中的道理,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变得非常敏感,这时候就需要病理学家
稍微提醒我一些。有个案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死者是个女孩,只有15岁,怀孕
了却无家可归,最后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她生前的最后一个地址是一家收
容所,同时她的毒瘾也很严重。自杀、毒品、怀孕以及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沉重的
事实全部集中在了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身上。和我一起处理这桩案件的病理学家
带了一组医学院的学生来观摩,我也知道他们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学习的需要。自杀
......
自序
前言 第一刀
第一章 信息:媒体最离谱
第二章 准备:悲伤邂逅
第三章 检查:以貌取人,以形取物
第四章 艰难的腐烂检查:低俗小说
第五章 渗透:玫瑰屋
第六章 胸部:心之所在并非归途
第七章 腹部:腌泡玩偶
第八章 头部:我失去了理智
第九章 碎片遗骸:“Bitsa”
第十章 修复:国王呀,齐兵马
第十一章 安息堂:修女也疯狂
结语 折翼的天使
致谢
参考书目自序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一个小城市度过的,那时在路边看到一些被车压扁的动物是
常有的事情。这些动物通常都是野生的鸟、松鼠、老鼠之类的,甚至还有刺猬。不
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以及明显曾得到过精心照料的宠物,比如
猫、兔子之类。它们虽然成功地逃出了限制自由的笼子或是花园,却随即沦为了车
轮下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在劫难逃。
后来,渐渐地,我就很少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伴随着奶油冻和总有擦伤的膝
盖一起,那些构成我童年回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轮下“冤魂”,好像都停留在了
十岁之前的时光里。但即使这样,仍有一只动物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回忆里。
那是一只猫,它倒毙在柏油路和路边碎石交界的地方。不同于大多数路毙的动
物那样扁平、破碎,它的模样看起来相当完整,以至我在某些瞬间深深相信,它应
该还活着。近距离检查后,我发现它的伤大部分集中在头部。血液在一只已经闭上
的眼睛外面结成了硬痂,另一只眼睛则像早期的动画片中的兔八哥那样大睁着,仿
佛正眼睁睁地看着恐怖至极的事情从眼眶里崩出。不过,它确实看到了:一辆急速
将它撞向死亡深渊的汽车。
想到如果它还活着,那么我若伸出援手或许还能救它一命。于是,我就从旁边
捡起一根小棍,在它的胸部戳了一下。令我惊讶的是,它的一个鼻孔中立即鼓出了
一个血泡,而且这个血泡不断地膨胀到足有弹珠那么大后才爆开。在那一瞬间,我
心里涌起一阵满怀希望的狂喜。但是很快,我便清醒过来:这只猫已经死了。甚至
在那个年纪,我就已经知道,它鼻孔中出现的血泡,只是肺部残余的最后一点空气
离开它的方式。我已经不能再为它做任何事情了。
等等,也许还是有些可做之事的?
除了曾经在电视上或者书中看到过一些涉及死亡的情节外,对于如何处理此类
情况,我没有任何概念。但是我想,如果无力让这只猫起死回生的话,那么至少可
以为它的死亡做些什么吧。于是,短短20分钟之内,我直接敲响了一些朋友家的
门,或是打通了另一些朋友家里的电话(那是距离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手机很久远的年代),并迅速集合起了一支由8个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我们把这只猫的尸体运送到
了我家的花园里,然后挖了个小小的墓穴,将它妥善安葬。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
悼词,甚至还都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人们在葬礼上会做的那样,依次往它已经完
全没有生气的身体上撒了一把泥土。想到这可怜的生命也算是得到过我们的照料
了,并且他——也可能是她——现在至少有了个专属于自己的安全的角落,我略略
感到安慰。最后,我用两根冰棍的木棒做了一个十字架,作为它那小小坟墓的墓
碑。
从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我一眼就能看到猫的安息之处。它就像一个默默无言
的提示,不断向我传递着虽然生命难以驾驭,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往往能
够很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无论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单纯出于仪式感的需要。
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目标的萌芽。
为了保护在这些年里我共事过的工作人员以及病人的隐私,这本书中提到的名
字以及身份都是经过处理的,而且对话也都是从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中抽取和拼凑而
来。但有一点很关键,无论经过了怎样的修饰,所有一切都曾真切地发生过。同
时,我想这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向曾经帮助我埋葬过“人生之猫”,以及在
我此后人生道路上指引我与死亡为伴走过一程又一程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前言 第一刀
厌食症。牙医。
我还从没见过这两个词被写在一起,直到现在它们被洇得脏兮兮的黑色墨水写
在97A上:
“患厌食症的牙医。”
我抿了一小口咖啡,读完剩下的文字材料。我很享受这段晨间时光:一派暴风
雨来临前的平静、祥和的气氛。杰森,停尸房的高级技术员,此刻正开心地俯在最
新一期的《世界新闻》上面,一边浏览一边享受喝茶的乐趣。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
技术员,他早就对形形色色的尸检习以为常,因此对我们每天接手的案件远比不上
对电视剧《东伦敦人》的情节或者最新的球赛比分那么热衷。所谓的“97A”是一张从本地的验尸官办公室传真过来的表格,要求在对死者进
行尸检的同时给予执行许可。虽然这个表格在不同的地区叫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整
个英国境内(除了苏格兰),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尸检的进行需要首先得到验尸
官的许可。(而在苏格兰,这项权力则是掌握在地方检察官手里。)
在英国,由于看过了大量美国电视节目和犯罪小说,验尸官的角色总是会被人
误解。在美国,虽然各个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是“验尸官”代表的是另一类被
我们称为“病理学家”的人:主持尸检的医生。他们通常经由选举产生,而在一些
比较小的州里,甚至可能由当地的殡葬从业者或者普通医生来担任。但是在英国,验尸官是一个由当地政府委任的、类似该地区所有死亡的监督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并且必须同时具备出庭律师或事务律师的资格,有些验尸官甚至还取得了医学学
位。
“验尸官”(Coroner)这个词来源于“加冕者”(Crowner),是一个从
1194年起就正式存在的职位。“加冕者”需要扮演两种角色:监察管辖地区的死亡
事件;知晓任何一笔有可能被幸运的“奴隶”发现的财富信息,并且做出是“谁捡
到的就归谁所有”,还是应该另有所属的判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验尸官有时
候还需要履行特殊的职责,调查那些从花园等地挖掘出来的、早已无人认领的物件
或者财产的所有权,并判定它们属于“无主宝藏”,将它们的所有权判定为归国家
所有是非常重要的。[1996年,以“无主宝藏”的判定为基础发展出了《宝藏法
案》(Treasure Act)。]
我常常会将验尸官们想象成穿着制服的死神,他们手里拿着备忘录和手机,对
管辖地区内的所有死亡事件了然于胸,气定神闲地像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调遣
着所有相关人员——警察、病理学家、验尸官一方和停尸房方面的相关人员——以
展开一场关于死亡的调查。所以很显然,英国的验尸官其实并不进行尸检,他们只
负责根据各种法律法规判断何时需要进行尸检,然后签署一份表格来陈述事实。完
成这些程序之后,他们只需坐等观看棋局的展开即可。病理学家才是真正进行尸体
解剖或尸检——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的人,而我们这些解剖病理学技术员
(APT),则是他们的助手。
那么,在英国可以进行尸检的评估标准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死者在死亡前两
周内曾经去看过医生,并且医生知道其死亡的原因是正常的,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尸检。
在医院过世的病人之所以不需要死后进行尸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每天都
会看医生。在济贫院或者类似的机构里,情况也大致相同。但是,除此之外,几乎
所有的死亡都要进行尸检。一个男人在健身房锻炼时死在了跑步机上,有个女人倒
在了公交车站,公园里遛狗的老派绅士发现了难以辨认的残骸,这些都是会经由地
方被送到停尸房的死亡事件。事实上,很有可能一个80岁的人在睡梦中离世,却因
为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没有去看过医生,而不得不接受尸检。“年事已高”至今尚
不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死因写进死亡鉴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咎于哈罗德·
希普曼——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挑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下手的连环杀手,他是一个家
庭医生。到1999年他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已多达250名,这直接引起了医生执业以
及死亡鉴定的改革,并同时显著提升了尸检需求的数量。
我们的97A表格,一般在早上八点半左右伴随着一阵嘟嘟、嗡嗡的噪声,嗖地一
下被老旧的传真机“喷射”到狭小的停尸房办公室的地面上。上面有一些关于尸体
的具体信息以及比较突出的特点——任何负责这具尸体的验尸官在最初的几个小时
里发现的与其死亡相关的信息。有时候,还会出现大量难以辨识的注释,尤其是当
涉及医学信息的时候。其中的信息可能包括这个人的病史、曾用药、尸体是在何处
如何被发现的、家庭成员、排行、身高体重,有时甚至包括死者生前喝茶是喜欢加
一块还是两块糖这种细节。但在另外一些案件中,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只有寥寥几
笔或短短数行,就像:
患厌食症的牙医
45岁
卧床两周
狗娘养的[1]
“搞什么鬼啊!这也太刻薄了!”我突然大声对杰森说,吓得他差点将正送到
嘴边的茶弄洒了。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洪?[2]”他的目光从报纸转投向了我。他总是管我
叫“洪”,不过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在他体格健硕、肌肉结实并且满是文身的外表下,有着非常温柔、对他人充满关切的天性。
“这个可怜的家伙死了,然而他们却管他叫‘狗娘养的’!”
我几乎是重重地跺着脚走到办公室另一头的,不断把97A朝他不知所措的脸上挥
动着。他制止住我几乎歇斯底里的动作,接过来开始认真看起上面的信息。在一刻
的沉默以及一个困惑的表情之后,他忽然发出一阵狂笑,笑得他宽厚的肩膀不断地
起伏着,脸也开始变红,甚至眼泪都笑了出来:“狗娘养的……”虽然他的笑声几乎
充满了全部空间,我还是从中依稀听出他将这几个音节重复了好几遍。
直到他重新镇静下来,我才发现逗得他笑成那样的原因。虽然我将表格读成了
那样,但实际上它所记录的信息是:
患厌食症的牙医
45岁
卧床两周
S.O.B
S.O.B是“呼吸浅短”的缩写。也难怪杰森会狂笑不止。想来如果我要在这个领
域里站稳脚跟的话,那么我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缩略词的使用。
那天只来了一张97A,所以只需要进行一场尸检,或者说一场PM(另一个也不得
不开始适应的缩写),杰森说我要在今天进行独自切开尸体的尝试。作为一个实习
的APT(又一个缩写!),这是掌握“去脏术”——一个听起来要比“开膛”略微
好上那么一丁点的医学术语——艺术的第一步。
虽然我只是一个实习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已经能够胜任一些基本工作,比如文书工作、签收新的尸体、进行简单查看、取下首饰或者假牙之类的简单操作
等工作,但也确实是时候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训练了。完成第一个切口并打开尸体的
时刻终于到了。我当然想马上就动手去做,对于这次机会的到来,我简直兴奋得无
与伦比。但同时,却也不得不承认,此刻我也紧张得要命。我已经期待很久了,但
当我的愿望终于就要成真的时候,机会面前的我忽然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如果我搞砸了怎么办?假如我根本没有做这一行的天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到目前为止
的人生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要是没有事先画好一条直线的话,我甚至连一张纸
都无法笔直地裁开,又怎么可能把皮肤切割得整齐?而且有一点我非常确定,那就
是我绝对做不到把任何种类的布料好好地缝合起来,那么我又怎么可能将人的皮肤
缝到一起?想到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做纸工或者编织从来就没产生过什么兴趣,尸检
不过就是把曾经手工课上那些很少再用到的技巧用到人体上的念头忽然令我充满了
挫败感。
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决定专注于我知道的东西,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半我来
上班之后会做的事情。并且,我很快便意识到,仅在几周以前,我其实连那些都不
会做。我学东西很快,完全不需要这么紧张。万事开头难罢了。
我要开始掌控局面了。于是,我径直走进小而明亮的验尸房,戴上乳胶手套,并做了个深呼吸。而在整个过程中,杰森一直都紧随其后,仔细观察着我的一举一
动。在此之前,我已经把装有患厌食症的牙医的运尸袋安放在了门上写着他的名字
的冷柜里(停尸房中的冷柜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温度可控的贮藏设施,但是为了避
免出现更多的缩写,我们姑且就称它为“冷柜”)。于是,我小心地将他躺着的托
盘拉出来,转移到液压手推车上。然而,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做,我有些犹豫了。我
感到好像犯了个错误:托盘的手感太轻了,根本不像有尸体装在袋子里面。不过,当我靠近仔细看时,还是能够在最上方的位置辨认出头部紧紧抵住白色的塑料而形
成的轮廓,而在更靠下的地方出现了非常尖锐的突起,应该就是弯曲着的膝盖了。
确定他仍在原位后,悬着的心稍稍放下的我又做了个深呼吸,将手推车调转180度,把托盘放到从验尸房墙壁上伸出的不锈钢支架上。有了支架上坚实钢爪的固定和支
撑,在冷柜里用以安放尸体的托盘在这时又可继续被用作解剖台。
有些时候,转运尸体的工作可以很容易就完成,只要轻巧地转动手推车,就能
听到降低其高度令托盘进入正确位置时顺滑的吱吱声了。
但是很不幸,我的情况并没有那么顺利。
我本来就很焦虑,再加上还有杰森一直在旁边看着我,简直不能更紧张了。在
转弯的时候我偏了那么几英寸,于是连手推车一起直接撞到了支架的钢爪上,制造
出一阵巨大的金属撞击声。虽然很庆幸并没有对尸体或者设备造成什么损害,但我
的自尊心却受到重创,我越发强烈地预感到,如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也给它做一个尸检的话,那么死因一定是:大面积挫伤。
“放松,洪,我们也经常这样。”杰森安抚着我的情绪,“这个验尸房确实太
小了。”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无限的耐心,尤其是有时候我觉得作为一
个新人,我简直是将《活宝三人组》[3]
中的三傻全部集中于一体了。
最后,我总算有惊无险地将放有运尸袋的托盘在正确的位置上放好,并缓缓打
开拉链。杰森让我独立完成整个过程,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假如真的不存在就太
好了。一般情况下,需要两个APT将尸体从袋子中取出来,整个过程中的动作看上去
就像经过了反复练习和精心设计一样,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全套操作包括:将尸体
向一侧倾斜,分别将其胳膊和腿用作杠杆和支点,这样就能撤掉一侧尸体下方的塑
料袋;然后再对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操作,整个袋子就能够被轻松地取下来了。但是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瘦了,所以我一只手移动他,另一只手取袋子,一个人就能顺利
完成,就像抱住宝宝的腿取尿布一样容易。我在移动这个男人的时候精神高度集
中,并不断做着深呼吸来稳定情绪。
然后,我总算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了。
他的情况是我之前从没遇到过的:身体像一根多节的白色树枝,有着毛茸茸的
树皮并且伸出几根无关紧要的枝杈。他实在太瘦了,我的目光能够直接穿过他的皮
肤,看到他盆骨的清晰形状。当我小心翼翼地给他翻身,开始查看后背的情况时,他脊椎骨每一节间的凹槽、骶骨、尾椎等都格外突出。显然,在他最后卧床的几周
里,每一根骨头都抵在他已经薄得像纸一样的皮肤上,试图冲破束缚获得自由,于
是形成了很严重的褥疮。深红色的褥疮有些已经感染了,从发炎的地方渗出黏糊糊
的黄绿色脓液。只消一眼,我就不由自主地被一阵并不存在的疼痛席卷了。由于感
同身受的痛苦实在出现得太过突然,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呼吸困难,禁不住浑身打
战。
他长长的头发发色很深,几乎可以算是黑色的,一部分像个小垫子似的铺在头
和上半身下,另外一些则混乱地四散开来。他的指甲又黄又长,结合头发以及身体
瘦弱的状态来看,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承受的可能不仅仅是厌食症那么简
单。我立即想起了霍华德·休斯以及其他那些有心理问题的隐士,怀疑是不是同样的
命运也降临在了我们的牙医身上。正当我陷入沉思之中的时候,杰森打断了我,递
过来一个已经夹好一张表格的夹板,这让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叫停不断冒出的各种想法。我在表格上记录他的外部特征:颧骨凹陷、头发缠结、褥疮,等等。每一颗
痣、每一道皱纹,甚至每一处胎记或是小小的污迹都没有放过。而我之所以这么
做,是怀有两方面的小心思:一来,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做尸体外表检查,我不希望
出现任何遗漏,让之后接手的病理学家觉得我不够资格;另外,我也是在拖延时
间,检查得越久,就可以越晚落下我的第一刀。
杰森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算盘,但直到我像一只饥饿的秃鹰绕着尸体转完第三
圈之前,他都没说什么。“你没必要连他阴囊上的皱纹都清点一遍,洪。”他在说
话的同时递给我一把PM40——我们最常用的一种解剖刀。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我向我的病人弯下腰,试图将精神集中于他的脖子和锁骨形成的那条曲线上,那是我应该切下第一刀的位置。但是,此刻我眼里唯一能看到的,却只有顶灯经由
解剖刀反射出来的灯光,简直就像是闪光灯一样刺目。我的手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但也是在那一刻,头顶的灯光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于是我又走神了。(你大
概能想到当时的情况了吧?可怜又耐心的杰森啊!)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最好
的朋友杰恩和我跟其他很多女孩一样,喜欢玩给对方化妆的游戏。一时间,我好像
再次回到了很多年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躺在阳光下紧紧闭上双眼,感受着阳光
照耀的温暖以及杰恩在我脸上涂抹化妆品时刷子带来的轻柔触感。那时的我心里冒
出一个念头:尸体的感觉应该和我一样吧?我敢肯定,这不是大多数女孩会有的想
法。而我之所以会这么想,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想起了经常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的
葬礼前对遗体进行“美容”的场景。另外,我当时也刚好才看过麦考利·卡尔金在
1991年演的那部精彩又颇深刻的电影《小鬼初恋》。丹·艾克罗伊德在里面饰演的葬
礼承办人,雇用了生机勃勃的杰米·李·柯蒂斯来给死者化妆。她令这项工作看上去非
常有意思,甚至显得颇有魅力,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虽然电影的结局并
不是这样。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心情戒指[4]
或者柳树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很心
痛。[5]
回忆起想象自己是一具尸体时的感受以及化妆刷在脸上拂过的轻柔触感,让
我不由猜测或许眼前这个厌食的牙医也能够感受到我。不仅仅是我和他之间的肢体
接触,还有我的那些深呼吸以及紧张踌躇,可能都落在了他的眼里。我很确定他一
定不希望由一个金发碧眼、战战兢兢的新手像个做寿司的厨师那样在他的身体上比
画着刀子。于是,我坚定地跟自己说:“卡拉,开始吧!”我重新握紧了解剖刀。
由于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技术员做这个切口,因此我可以完成得相当完美。从
右耳的后侧开始,刀片沿着脖子旁边划下,在经过锁骨的时候稍微改变角度,一路
切到胸骨,形成“V”字形的一半。在锋利的不锈钢刀片下,切开皮肤简直就像切黄
油那么轻而易举。然后,我在左侧重复这个过程,但是用右手转换角度的时候稍微
没那么精细。与另一半“V”汇合之后,我持刀继续笔直地朝着他的肚子往下切,让
切口刚好绕过肚脐眼,并在快要抵达耻骨的地方干净利落地停下来。这样,在他的
身体正面便做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Y”字形切口,也就是所谓的“Y字切开法”。
切口并不是完全分毫不差,在一些地方难免会出现小小的偏差,但我很怀疑有谁在
第一次使用锋利得能把自己的手指切下来的解剖刀时,就能动作干脆利落得没有一
丝卡顿。而且,切割的轻微偏移在修复缝合完毕之后根本看不出来。
我很是为自己感到骄傲,站直身体后不由深深出了一口气,并陷入对自己
的“杰作”无休止的自我欣赏之中,直到杰森打断这一充满荣光的时刻:
“来吧,剪刀手爱德华,我们还要进行下面的尸检。”
·
就我目前的训练程度而言,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放下解剖刀,旁观杰森完成整
个尸检过程。和学开车类似,APT学习取出内脏的技术也是要分阶段进行的。在学车
的第一阶段,你还不能上车、发动油门、停车以及转弯,解剖也是一样,所有操作
都需要一步步慢慢学习。
一旦胸部的切口完成,胸骨也被取下来之后,如何系统地取出内脏进行检验有
不同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罗基坦斯基法”。实际上,这套方法是莫里斯·莱
特勒发明的“整体法”,从其命名便能窥知一二,就是将所有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完
整地取出来。并且,这也将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会主要采用的方法。所以,我
仔细地观察着杰森的操作。
首先,他要进行一些检查,用不持刀的手去仔细感受死者的肺部是否出现了胸
膜粘连——部分肺可能会粘在胸壁上。受过外伤、得过肺结核或胸膜炎之类的疾
病,都有可能导致胸膜粘连。能够预期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肺部呈粉红色,湿润而健康,没有粘连在胸腔腔体内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需简单的惯例操作
——类似于“舀”的动作——就能轻巧地将它重新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在用手初
步确认过肺部的情况之后,他接下来会把卷曲的肠子顺直成平滑的一条。由于在确
认死因方面,肠子在器官的优先级里面算不上特别重要的,所以就先搁置一边等待
后续检查。取出了肠子之后的体腔里一下就有了充足的空间,于是杰森重新回到肺
部的检查上。先用PM40解剖刀将它们分离,再在脊柱两侧分别切两个长长的切口,最后以“舀”的方式将它们取出来。使用类似的技术,他继续将位于胃和肝下方的
两个肾以及包裹着它们的脂肪分离,再把将器官和胸腹分隔的膈划开。随后,他灵
巧地做了上肺部的组织切片,那里同时也充当着气管和食管——从嗓子,包括咽喉
和舌头延伸下来的结构——的末端。接着,他用一只手将心脏和肺向下拉,将其与
脊柱分离,另一只手里的解剖刀随时小心地处理着附着太牢固的地方。这个操作一
直从胸腔延续进行到腹腔。很快,他便捧出了一团湿淋淋的内脏,里面包括胸腔里
的心脏、肺,还有胃、脾脏、胰脏、肾脏以及肝脏等位于腹部的器官。他将这一捧
器官装在一只巨大的不锈钢碗里,放到配套的钢制工作台上,等待医生过来检查。
杰森继续处理还在盆骨深处的膀胱,由于死者很显然死前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
进食或喝些什么东西,所以它又小又空,看起来像极了一个漏气的黄气球。杰森把
它取出来,让我放到解剖台上。我不是很清楚“手持膀胱”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什么
样的,所以就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起来,伸直手臂与身体保持足够的距离,就像一
个心灰意冷的妈妈拎着她小儿子的臭袜子那样。
下一步,杰森要开始进行头部的解剖了。这时,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开着他那
辆褐红色的沃尔沃到了。我们透过解剖室霜冻的玻璃看着他把车开进狭小的停车
场,就像看着一滴在流动的血滴。我们常常会聊起他选择轿车的品位:沃尔沃,据
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事实上,沃尔沃V40确实仍然是你能买到的车里最安全
的。)这是他精挑细选后的决定吗?我们怀疑是不是给太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
(road traffic incidents,RTIs)做尸检,形成了他对沃尔沃的执念?我脱下
我的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个人防护装备,我觉得我已经开始
有点喜欢上用缩写名称了),留下杰森继续进行头部解剖,去招呼詹姆森博士——
万一他要是想在开始之前先来一杯咖啡呢!这座建筑是真小,从我开始脱验尸房的
工作服到走进办公室只花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门铃也恰好在这时响了起来。
停尸房的设施最近刚进行过一番改造,所以虽然空间还是很有限,但设施却相当的现代化。每间验尸房里都有两个尸检台,不过我后来发现很多地方有3个、4
个,甚至多达6个,但我们没有专门给婴儿的尸检台。和大多数现代验尸房一样,这
里的冷柜也是双面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整个空间里构成了一面独立的墙。在那一
扇扇整洁的白门后面,死者的头齐齐地朝向验尸房内——就是所谓的“污染区”或
者“红灯区”——也就是我早上取出尸体的地方,而另一边则被称为“过渡区”或
者“黄灯区”,是遗体从社区送过来被签收的地方。[6]
虽然打开黄灯区一侧的冷柜
门通常意味着你将得到来自一双双苍白脚底板的欢迎,但是脚趾上面却并没挂着经
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标签——我们才不会像挂行李牌那
样去标记我们的死者。另外,黄灯区只对工作人员开放,死者的家属和朋友都禁止
入内。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员工办公室、一间稍小点的医生办公室、一间等候室及
与其相连的观察室,那里有可以拉上去的窗帘,可以让窗边的家属看到死者。
英国大多数停尸房的布局都是相似的,建立于同一时期的更是如此。在20世纪
5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地方当局建造了一系列停尸房,它们都是由砖、混凝
土以及尖锐角度构成的建筑,外观看上去非常低调,但这却绝不是最早出现的停尸
房。根据帕姆·费舍尔写的一篇名为《给死者的房子:伦敦验尸房条款,1843—1889
年》的论文(我猜这个读起来应该相当有意思),对一个专门暂存新近死亡尸体的
地方的需求早在19世纪中期就被提出了。那时正值伦敦人口暴涨,每家每户几乎只
有一个房间,所以一旦有人去世,那么直到葬礼举行之前,他的家人都不得不与已
经开始腐坏的尸体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实在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停放了。有时
候,尸体可能还需要停放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一些特别穷的家庭而言,凑足举行葬礼的钱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此而染
病。那时的新闻称,有识之士认为,伦敦的死人正在杀死活人,并且最终催生了相
应的设施,有了对死者“即刻接收,提供恰当且有尊严的服务”的机构。这些地方
被称为“尸检候诊室”或者“死者之家”。
当我听到门铃打开我们的“死者之家”大门时,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并不是
病理学家詹姆森博士——他还在沃尔沃轿车旁,正在后备箱里找着什么。按门铃的
是一个年轻的警官,见我开门后表现得好像比我还要惊讶。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脸色有些苍白。
“你好?”我故意重重地咬着每一个音节,同时挑起眉毛,希望他能开口说
话。对他这种反应,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很早以前就有人告诉我,第一次到停尸房来的人都以为给他们开门的会是个弱视且驼背的老头,绝对想不到能有娇小
的、金发的姑娘。虽然这确实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一刻的不安,但是他看上去竟
然那么苍白还是很令我费解。我忽然担心起来,是不是我的脸上蹭到了一些脂肪或
者血迹?想到这里,我立马抬手在脸上擦拭起来。
好在他总算恢复了语言能力:“这里是陈尸所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这里是停尸房。”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完全掩饰不
住厌恶的情绪。
我对他的说法颇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在于:“停尸房”的字面意思是“停放尸
体的房子”(hence Dead House,也就是所谓的“死者之家”),并且自从1865
年左右就开始这么叫;而陈尸所则是一个从法语中舶来的说法,意思是“看上去很
庄严的地方”。它在19世纪初期诞生于巴黎,从那时起,死者开始被陈列在巴黎圣
母院陈尸所供当地人前来瞻仰,并且——我猜——可能看上去比较庄严。这样做的
初衷是为了让那些从塞纳河捞上来的尸体或者倒毙在城市其他地方的人,能够被赶
来的朋友或家人辨认出来,无论是通过他们的身体特征还是穿的衣服。但是这项展
出逐渐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在1907年巴黎陈尸所关闭之前,每天能吸引将近4万的
参观者前来。或许换个说法会更有助于想象当时的盛况,要知道,即使在假日里,伦敦眼一天接待的游客也不过1.5万人。(可能在当时的巴黎能做的其他有意思的事
也不多,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虽然从词义上讲,“停尸房”和“陈尸所”这
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但是大多数的英国工作人员从来不用“陈尸所”,哪怕
它可能在美国也同样占据主导。
等我把他领进来之后,这个年轻的警察告诉我,他是陪同葬礼承办人过来的,他们把一个男人的尸体从家里运来了。于是,我总算明白了他怎么苍白成这样,那
个画面一定很糟糕。
“不过,那边有辆沃尔沃挡道了。”他继续解释道,“所以,我先过来说一
下。”
5分钟之后,詹姆森博士把车挪开重新停好,回来和我、杰森、脸色苍白的警察
以及葬礼承办人一起检查冰箱里刚来的“入住者”。死者被发现的方式很常见:邻
居们不断抱怨总是闻到一股臭味,还有大批苍蝇聚集在他家门口,于是警察就把门撞开了。这听起来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死了很久都没人发
现的独居者。更直白地说,他已经严重腐烂。葬礼承办人一直在不断地抱怨,其中
一个人的情绪尤其强烈。
“真不能再恶心了,他居然膨胀成那副德行,而且还是绿的!”承办人喋喋不
休着,“他就是那种——你们怎么叫来着?嗯?囤积者。”他的口音使他说的听起
来像是“订单”[7]。“而且还搞得到处都是屎,根本就没法接近他。差点要了我的
命!狗娘养的!”
他这么一说,杰森忽然朝着我发出一阵狂笑。我是真的希望他能看在病理学家
也在场的分上,忘了我早上犯的错误。但很显然,我没那个运气。
“啊,博士,你肯定想不到卡拉早上说了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咯咯
笑。就在这个时候,装着男人尸体的运尸袋忽然崩裂开,一股惊人的深棕色液体随
之像巨浪一般冲撞到干净的油毡地板上。
我不禁把脸深深埋到手中。这一天注定要比我预计的长很多啊!
[1] 英语中写作“Son of a Bitch”。——编者注
[2] 洪(Hun),一种蔑称,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来称“德国佬”。——编者注
[3] 《活宝三人组》(Three Stooges),美国广播公司发行的一部喜剧片,讲述了三个活宝的故事,十分
搞笑、有趣。——编者注
[4] 心情戒指是一种可以变色的戒指,不同的颜色代表佩戴者的不同心情,可以变为黑、黄、红、绿、青、蓝粉、紫等多种颜色。——编者注
[5] 如果你没有看过《小鬼初恋》(My Girl )这部电影,那么我强烈向你推荐,不仅仅是因为它确实精
彩,也为了不让你刚刚读过的这句话彻底沦为一句废话。
[6] 这种分类并不是指一边就是肮脏的而另一边不是,它们只是一种我们用来区分“进行尸检的地
方”和“没有尸检的地方”的措辞。在“污染区”同样有从来都不与尸体产生任何交集的地方,比如说办公室或
者休息室。这些地方,根据交通信号系统命名法,被称为“绿灯区”。
[7] 囤积者的英文是hoarder,订单的英文是order,两者听起来有点像。——编者注
第一章 信息:媒体最离谱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不断伪造事实的时代,我试图通过作品提出质疑:“什么
是真相?”
——菲利普·K. 迪克
我从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一具伪造的尸体。我看过成百上千真正的尸体,任
何姿势或体态的都有,它们以长驱直入的气味和五花八门的颜色抢夺着我的注意
力。但是,与大多数人的经历恰好相反,我对假尸体并不熟悉。
此刻,我看到的虽然无疑是一具尸体,但却令我莫名感到愉快:她是一个非常
苗条的女人,象牙色泽的肌肤和纤细的腰肢激起我如同小姑娘对芭比娃娃那样的嫉
妒。她蓬乱的栗色长发在解剖台上铺展开来,像是一个蒙尘的晕圈;她的胸腔以常
规的Y字形切开、松弛的皮肤垂挂在胸前,像两片被血迹玷污的粉红和黄色的花瓣,珍珠白色的完整胸骨透过切口清晰可见。对她的解剖正处在尚未、但马上就要打开
胸腔的阶段——在我的第一次解剖中,我正是在完成了这步后将PM40解剖刀交还给
杰森的。我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出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缠结在一起的头发令我
瞬间想起我在使用吹风机时,为使头发变得顺滑而与它们展开的殊死搏斗。她的手
指触碰到解剖台的金属表面,轻微蜷曲起的弧度看上去非常真实,并且我很高兴它
们没有被画蛇添足地涂上指甲油。她实在太像一具尸体了,以至于我总隐约觉得闻
到了一股混合着血腥气、陈腐香水和汗味的臭味——当然不会有这种气味,这只是
我的错觉。
“你觉得怎么样?”副导演约翰问我。
“简直棒极了!”我感叹着,“要是我的每一次解剖都能这么让人愉快就好
了!”
我现在身处伦敦东部一个又小又冷,像冰窖一样的摄影棚中。我之所以会受邀
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电影聚焦于一场尸检,并且导演希望影片中
出现的一切——每一个道具、每一项技术,甚至每一句台词都是准确无误的。
我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佩服:就我目前在这间假停尸房中所看到的情况而言,他
们做得难以置信的好,尽管还有些地方不那么对劲。比如,在本该放肋骨剪——专
用来打开那个目前还很完整的胸腔——的地方,却出现了一把明显是从五金商店搞
来的笨重螺栓剪。我猜这两样东西看起来确实相似,所以他们很可能将错就错了。另外,尸检用的缝合线和捆扎包裹时用的粗白线看上去差不多,而他们却准备了绿
色的棉线。棉线会轻易割开尸体上脆弱的皮肤,在缝合切口的时候没有半点用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摆在水槽上那个磁力工具架上的,明显是一把蛋糕刀。我实在
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它的存在变得合理……
或许只有在停尸房工作过的人,比如病理学家或者病理技术员,才会在看电影
的时候去注意缝合线之类的细节,但是男孩子们一定会问:“怎么会有把该死的蛋
糕刀混在那堆刀剪里?”此刻,我的耳边已经很清晰地响起了观众席中质疑的吵闹
声。
当然了,不少病理情况都有从糖果店里获取灵感而来的别名,比如“枫糖尿
病”“肉豆蔻肝”“糖衣脾”之类的。虽然我曾经去过一家叫作“吃光你的心
脏”的蛋糕店,解剖就是它的销售噱头,但是就算可能听上去比较美味,我也不信
会有“维多利亚海绵胰腺”这种东西。而且我特别想说的是,有时候死者的皮肤确
实会像羊角面包的酥皮那样成片地脱落,我们还常常将从尸体口鼻中喷出来的深棕
色沙砾清除液称为“咖啡渣”。或许这些,加上“泡沫流出物”以及刚刚提到过
的“肉豆蔻肝”,意味着一具尸体能够凑齐一张星巴克而不是蛋糕店的菜单?
我费尽口舌向约翰解释这些错误对于相当一部分观众而言会有多显而易见,但
他却告诉我现在想对道具或布景做任何改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摄制组已经拍摄完
了一部分场景,用我刚学到的娱乐圈里的说法就是“已经开机”。不过就算这样,还是有些我能提供建议的地方,比如说铰断肋骨的正确方法(你必须以全部体重抵
在剪刀上面,以使它具有足够大的威力),或者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容器盛放检材
等。
在短暂的分心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验尸间。当时,我正在帮杰森收集厌食症
牙医的解剖检材。
“卡拉,能帮我采点那些褥疮性溃疡吗?”杰森问我。
我看着他,满脸茫然。“就是褥疮。”他解释道。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十足的白痴。
在杰森小心地倾斜他那边的尸体时,我从不锈钢橱柜里取出一根拭子——对这
种类型的组织取材的正确容器——把尴尬得通红的脸藏在柜门后面,填写着上面的
标签。拭子的外壳是一个细长的塑料管,末端呈圆形,里面放着供待检微生物生长
的胶状营养物,外面是一个蓝色的密封盖子。在我打开盖子的时候,拭子一起弹了
出来,末端已经湿乎乎的,还沾着一些营养胶,看上去就像是根细长的湿棉花芽。
我用它轻轻采了一些已经化脓的褥疮上黄绿色的脓液,然后谨慎地收回到塑料管
里。
詹姆森博士一边在写字板上做记录,一边说道:“我之前认为死因可能是心力
衰竭,但现在我更怀疑是因为败血症。”败血症也经常被称为“血中毒”或“脓毒
症”,是由于致病菌侵入血液循环而引起的。极有可能是他的褥疮已经感染多时,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致病菌侵入血液并产生毒素。杰森这时也已经取好了一些
血液样本,连同我手里的拭子一起送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检测,以验证解剖时的判
断。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将自己负责的部分完美地搞定了。
时间再向前快进几年,我正在摄影棚中向约翰建议。这间假停尸房中有些检材
容器并不准确,但也还算能用。然而,有个情况是我完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道具组按照饰演死者的女演员奥利维亚制作的漂亮道具尸体的前额看上去非常
不对劲。为了证实我的第一感觉,我又弯下腰近距离仔细观察,意识到道具制作组
显然以为在尸检中会一举切开尸体头颅的皮肤、头盖骨以及其他所有组织,将大脑
取出来。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电影《汉尼拔》里安东尼·霍普金斯将雷·利奥塔麻醉后
吃其大脑的场景,人脑看上去就像是花盆里扁平的粉色仙人掌。在他们心中,解剖
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带着强烈的怀疑站直身体,向约翰解释道,他们的想象和尸检的实际操作之
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出现在他们想象中的分明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怪物,像科
学怪人似的脑门上有一条被水平削开后又缝上的夸张疤痕。难道在大众的观念里,我们做解剖就是将大脑取出来,然后再粗鲁地用粗硬的黑线重新把脑袋缝上?难道
他们真的相信如果哪天我们的情绪不受控制了,也会在脖子上拧进几个螺丝?
如果大众始终无法放下偏见,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无论从外表上,还是行为处
事上,都像《新科学怪人》中的助手伊戈尔那样,拼命地破坏尸体,将它们一块块
地储存在广口瓶里,只因为想要收集满一橱柜病理主题的熔岩灯的话,那么我不由
要为殡葬师和解剖学家的名声深感担忧。像《活跳尸》或者《新科学怪人》这样的
电影很不负责任地给观众造成了一个印象:解剖和器官的保存都是出于邪恶和自私
的目的,比如发现永生的秘密、制造一个完美的女人等,而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
这有什么关系吗?是的,我们都希望大众在读犯罪和法医题材的小说,或者在
看电视剧的时候,能够将现实和虚构的情节区分开,并且明白有很多戏剧桥段实际
上是由作家或者制片人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添加一些戏剧性的、性感的元素,那么大多场景都只会平淡无奇。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ors,犯罪现场调查员)中那些富有魅力的女人,顶着她们精心设计过
的完美发型出入犯罪现场,发丝在镜头外风扇制造出的气流中飘逸飞扬,更别提她
们的低胸上衣和高跟鞋了。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现实生活中的CSI和
SOCO(scene of crime officers,犯罪现场人员)都必须戴口罩、穿白色的防
化服,以防止将自己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转移到犯罪现场吗?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当制片公司不断拍摄这样的场景后,那些看上去似
乎无害的、充满艺术创作意味的特殊元素和画面,都在不经意间给停尸房以及相关
工作人员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又或者说是不够严谨的名声。
大概10年前,我还在市政停尸房实习,有家影视公司来找我们的团队接洽,想
要拍摄一部名为《死亡侦探》的电视纪录片,主角是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非常了
不起的病理学家迪克·谢泼德[1]。由于尸体解剖这个题材将会被处理得非常科学严
谨,我们当然都很开心,同时也感到很荣幸能够被拍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死
者的家属以及地方验尸官是不是同意。出乎意料的是,被我们问到的每一个人对此
都持支持态度,纪录片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主管安德鲁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
在开播之前,要先看一遍样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要求提得恰当且必要。
在影片中,有一幕是我们为了检查大脑而将死者头颅的顶盖取下来。然而,镜头里
并没有出现验尸间原本干净的地面,取而代之被剪接进来的,是一个地砖上飞溅得
到处都是血迹的血腥背景。看到这一幕时,我们面面相觑。很显然,我用百卫清洁剂进行的细致入微的清洁工作对于摄制组而言纯属画蛇添足,他们想拍到的是大屠
杀似的视觉效果。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后来他们也改正了——之外,这部纪
录片拍摄得非常好。
我一直很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家庭给予了拍摄许可,我们都以为其间颇要花费
一番唇舌,并做好了可能会出现争吵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亲属们都对紧闭的停
尸房大门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感到非常好奇。甚至有人深明大义地表示,在把他们
挚亲的尸检展示给观众的时候,也许其中的一些发现还能引起出现相同症状的观众
的警觉,从而尽早就医:在电视上播出尸检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能救人一命。
几乎所有人都会为上电视而感到兴奋,但对于我——一个实习APT——而言,把我在做的工作展示给家人和朋友看,却是比下地狱还糟糕的体验。我还记得在第
一集将要播出的时候,我把每个人都邀请到我家里来,还准备了好多爆米花。我们
在电视前挤作一团,大多数人直接坐到了地板上,而我则在沙发上挤在两个人之
间。片头播完后大家安静得似乎连咀嚼都忘记了。在一段旁白和最开始的几个镜头
之后,我忽然出现在屏幕正中,瘦小、金发碧眼、手持一把巨大的银色肋骨剪,正
在奋力打开一个男人的胸腔。坚硬的骨骼与金属间的角力制造出一阵阵可怕的声
响,这倒很符合验尸间这个场景设置。
那一刻,起居室里几张脸齐齐转向我,带着满满的震惊,空气凝固了起来,正
往嘴里送爆米花的手也都僵硬地停顿在半空。
“有什么问题吗?”我从一双睁大的眼睛看向另一双,不由诧异地问道。
看上去似乎我的朋友们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并且我猜大多数人其实是
刻意拒绝去细想的,直到他们从电视上亲眼看到我在工作中如何需要用到近乎残忍
的力量,意识到我确实参与其中并且让双手(甚至胳膊和手肘)沾满血污。有人打
破了沉默:“我以为你只做文书部分或者类似的工作!”接着有人说:“我以为你
是给死者化妆的!”——这真的是非常常见的误解了。正在播出的纪录片替我回答
了他们所有的问题:现实没给想象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
纠正那些错误对于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病理工作人员都想尽最大努力
去维护行业的尊严,尤其是当它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攻击性并且不体面时。我们希
望通过电视能让所有的家庭认识到,验尸间和所有其他手术室一样整洁而充满尊严感,并不是一个将他们对尸检恐惧最大化、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变成现实的地
方。
所以,我在片场表现得非常挑剔,拒绝让剧组把APT的形象塑造成专门劈开头骨
的恶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剧组想要将大脑取出术的步骤正确呈现的话,那么他
们至少需要花费好几百英镑将道具尸体的整个头颅更换掉。但无论如何,我是一定
不会让步的!我和做特效的姑娘之间私交甚密,在开始给像《霍尔比市》[2]
之类的
医疗剧做特效化妆之前,她也曾经是名SOCO。因此,她非常理解一旦在媒体上出现
歪曲的风险是什么,并且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沉默的证人》[3]
《唤醒死
者》[4]
等电视剧。在电影片场能有个人一起讨论这么熟悉的话题,让我感到非常开
心。她认为既然制片方想把事情做正确的念头非常强烈,他们就应该在开始做道
具、布置尸检拍摄现场前就找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我的想法和她不谋
而合。在开始任何行动前,先获取正确的信息是最好的策略,这也是我们会在开始
一场尸检前先仔细阅读97A表格,确保准备充分的原因。
·
就像那个从SOCO转行到特效化妆的姑娘一样,我在进片场做顾问前夕也刚刚经
历了一次职业上的转型。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年尸检,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也逐渐具有
了作为资深专家的资格,但我还是越来越感到和亲自动手解剖比起来,我更喜欢做
文书工作。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家病理学博物馆的技术馆长,告别了解剖刚过世
的死者、采集他们的病理样本的工作内容。目前,我经手着过去250多年里制作出来
的5000多个病理学标本,它们被妥善地保存在漂亮的容器——或者更直观地形容
是“罐子”里。我用这些取自人体的标本开展教学,并吸引社会大众对于医疗历
史、尸检程序等方面的兴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APT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以至于当
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和别人谈论领域里的任何问题。现在我不做APT了,每天的日常
安排也不再那么紧凑(或者说没有那么“血腥味十足”了),反倒有了更多的时间
认真反思和审视多年来的工作及接受的种种训练。通过电视、剧院、书本以及这部
正在拍摄的电影等各种形式,我试图以我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为我的学生及所有相
关从业者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些建议。
·
几天后,当我再次来到电影片场时,摄制组的成员正忙着在视听设备旁做简报。于是,我百无聊赖地溜达到餐桌旁,给自己取了一份咖啡和奶油蛋卷的早餐,完全没碰任何油酥点心,这在我目前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适应得相当好的习
惯。“巧克力曲奇?一大早就吃吗?吃完了可别后悔哦!”我一边想着,一边又把
手伸向了自助餐桌。这真的是很放纵了,平时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会以一杯绿色思
慕雪——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与之前尸体崩裂喷出的液体很相像——作为早餐,并
且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当将蛋糕卷塞了满嘴,像是整个生命都悬系于此一般的一番大吃大嚼后,我决
定偷偷溜进摄影棚,先去看看他们的验尸间。我躲过所有人的视线走进验尸间,一
眼就看到了按照女主演模样做的道具尸体,它此刻正安静地躺在解剖台上,模样看
起来还是那么令人愉快。我一手拿着咖啡,一边弯下腰去检查它的额头,发现那道
突兀地将额头劈开的切削创口不见了。我觉得他们在过去几天里,对它做的调整真
的是很不错。我又重新确认了一遍。它看上去实在是太逼真了,甚至每一根睫毛都
跟真的一样!还有手臂上那些细小的汗毛!我有些出神地想着做这样的道具尸体究
竟要花多少钱,同时忍不住使劲按压了一下它的胳膊。
道具尸体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它的尖叫声太大,也太突然了,吓得我脱手把咖啡杯扔了出去,径直撞到天花
板上。紧接着,我也不自禁尖叫起来,大概有三四声的样子。然后,我们冷静下
来,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既为我白痴似的举动,也为应声赶来的剧组成员被听到
的动静吓得面无血色的样子。
很显然,我看到的不是道具尸体,而是真正的女主角奥利维亚,作为一个崇尚
体验派表演方法的女演员,她正躺在不锈钢解剖台上为怎么能变得更像一具尸体
——如果我的说法恰当的话——而寻找感觉。而此时,我却溜了进去,眯着近视的
眼睛好奇地不断打量她,还想去抚弄她一番。我从没笑得这么声嘶力竭过,剧组的
成员也和我一样笑出了眼泪,感觉肋骨都要从中间裂开了。
“好吧,我算个什么病理学专家啊。”我想,我竟把一个大活人和道具尸体混
为一谈,“现在还有谁会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呢?”
·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角——都是好莱坞的老戏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向我表达着看到有我在场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虽然他们并
不是很清楚我是谁,或者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
“团队里能有一个病理学家实在是太棒了!”埃米尔·赫斯基在我第一天进组的
时候就发出赞叹,很热情地和我握手。
“谢谢。”我很害羞地嘟哝道,“但我不是病理学家。我是一个病理学技术
员。”
“这有什么区别吗?”他露出一脸困惑。这时,在一旁的约翰插话道:“不
过,我以为你是病理学 ‘技术专家’。”
“病理学家是资历很深的医生,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可以通过器官解剖和尸体
检查来判断死因。”我向他们俩解释道,“而我则是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提供技术
支持的,我的能力范围是所有物理性的操作,像取出器官、采集组织样本等。不
过,我有时候也会帮助病理学家判断死因,一起维护停尸房的运作。”另外,我还
特意向约翰强调道:“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最专业的简称是
APT。不久前,官方说法中将‘技术员’改成了‘技术专家’。但在我看来,这至少
对我而言是不恰当的,因为根据词典中的定义,‘技术员’显然比‘技术专家’在
尸检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嗯,我明白了。”他们俩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我并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弄清楚了我刚才说的。“你们想啊,假如‘技
术员’已经足够定义医学学士、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
员、英国皇家病理医学院院士、病理学书籍作者R. A. 伯内特的话,那么用来形容
我也完全足够了。”
说完,我笑了起来。但我很快便意识到,如果从没看过堪称APT培养“圣经”的
《红书》(The Red Book)的话,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就叫我殡葬师好了。”我带着些许尴尬地努力恢复常态,“这样比较方
便。”我在大多数时候都喜欢称自己为殡葬师,虽然我知道很多同行并不喜欢这种称
呼。[5]
而我这样说,也有自己的理由。首先,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APT。如果有人
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我回答“APT”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把话
题聊死了。不过,这也可能引来一连串的发问:这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拼写啊,你
是一位医生吗,等等。其次,官方全称“解剖病理学技术员”对于我而言简直拗口
到极点,每当尝试着完成这几个词的发音时,我都感觉我的舌头像是一条垂死挣扎
的鳗鱼。我认为“停尸房技术员”的说法可能更直白,也更恰当。但是,我更喜欢
将“停尸房”和“技术员”两个词想象成松散的一堆雪,然后像挤雪球那样把它们
压缩成一个单词:殡葬师。每个人都知道“殡葬师”是做什么的。回答“我是一名
殡葬师”的效果有点像朝询问的人脸上把雪球掷出去,当冰冷和陈述性的事实乍现
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吃惊,并且难以置信地摇头。
最后,我不仅仅是一名APT:我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生涯涉及了尸体防腐、医疗
及示教解剖、发掘和检验骸骨,以及人体历史遗骸的保存等许多方面。但站在个人
角度来讲,我就是一名殡葬师。
“真的啊?你是殡葬师?真看不出来啊!”这是人们对我的职业最常见的反
应。诚实地讲,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我喜欢做一些从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的
事情。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自从我成年之后就一直和死亡打交道,我需要一
些额外的东西帮助我在这份工作中保持激情。这已经成为我的自我认同中重要的一
部分。就像诗人兼殡葬师托马斯·林奇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生命存在与所从事之
行业开始融为一体的人”。我作为一个人,和我作为死亡的守护者,这两个相互独
立的身份实际上已经交融在了一起。
我已经和两个演员中比较年长的布莱恩·考克斯见过了,因为他之前曾经在我工
作的病理学博物馆里拍摄过他出品的纪录片中的一部分场景。那是个展示酒精造成
肝损伤的专题,我不得不把各种状态的肝脏标本一一摆到桌面上供摄制组挑选。当
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伦敦市场交易员,一边卸货,一边向买家证明它们没有任何质
量问题,好让我不必把三层楼里所有的肝脏逐一找出来给他们挑选。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肝脏,伙计,这正是你们要找的!”
“好,先生,你不想再看看旁边的那个吗——好吧,这个成交了!”另一个演员是在电影中扮演布莱恩儿子的埃米尔。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
都显得特别热情开朗,并且剧组的其他成员也不断向我强调,我是这个团队中非常
关键的一员:“布莱恩和埃米尔都特别高兴有你在这里提供帮助。”愉快的气氛一
直延续到了拍摄的第四周。很明显,他们开始厌烦了,那种耍大牌的神气只要你联
想一下八卦小报上的报道,基本就能想象出个大概。埃米尔变得尤其暴躁易怒,而
布莱恩在午餐休息时间结束后返回片场时,看上去除了热情之外其他都恢复了。剧
组希望我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不想一天12小时地待在那
里,更不用说还是个由仓库改造的、冷得要命的摄影棚了。而且,在我的本职工作
之余,我也再挤不出更多的时间。记得在最后一天,我问艺术指导,演员们表现出
来的厌恶情绪是否是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她说:“不,只是因为这部电影
的题材实在‘令人讨厌’。”
后来,我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她说的是实话。当时,我正在向埃米尔提出一些建
议,但他却忽然向我吼道:“没人看得出来!而且根本没人在乎这些!”
“那么,好吧,很荣幸度过了一段每天花12个小时在这里为你们提供正确流程
指导的时光。”我一边想着,一边安静地离开了。
后来,我又想了很久,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其他人的态度:我们在停
尸房中做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既奇怪又无足轻重,根本不会有人真的在乎和想要去
了解。在喜欢这份工作、想要了解这个领域中所有事情的人和视其彻头彻尾令人匪
夷所思的人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隔线。我已经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在剧组
人员悄悄问我“电影片场很刺激吧”的时候,以同样用说悄悄话的方式回答
道:“不,实话实说挺无聊的。在我看来,没什么比真正的尸体和真正的停尸房更
刺激。”我之所以会选择与死亡为伍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乐趣并且相
信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至少对我而言,在片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实在不是什么
有意思的事。
与片场截然不同的是,验尸间的工作节奏从来都是非常快的。即使病理学家离
开后,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杰森去清洗的时候,我便开始着手对厌食牙医进
行修复。我缝合上所有的切口,把他的身体清洗干净,将他乱蓬蓬的头发梳理整齐,我还给他的褥疮敷上药膏,并帮他剪了指甲。现在,他看上去比刚送进来的时
候好了不少,已经完全可以让家人和朋友来见最后一面了……只是,并没有任何人来
看他。但这番努力并没有白白浪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其他人怎么看一点都
不重要。这也是我说这项工作值得的原因——他看上去得到了安宁。我用手轻轻触
碰他的额头,确认他的眼睛闭好了,将运尸袋的拉链拉好后重新推回了冷柜里属于
他的区域。
有些人确实认为和死人一起工作很有趣,并且想要了解更多,所以我接受过很
多的采访。然而,即使在本着最好的初衷而进行的访谈中,也同样存在着那个根深
蒂固的问题:采访者会为了增添戏剧效果而随意更改你所说的话,又或者在采访前
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倒不是他们有意为之或心怀恶意,毕竟死亡确实是一个令人
困惑又很敏感的话题。
以尸体为例,我能很委婉地将死者称为某人的“挚爱”或者一位“已故者”。
而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在我们学习埋葬学(一门关于有机体腐烂的科学)或讨论
器官、遗体的捐赠和解剖时,我们会称死者为“尸体”,“病人”的说法完全不适
用于这种情况。但是,当我在医院停尸房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死者都会被称为“病
人”,因为他们是直接从医院送到我们面前的,而尸检不过是他们接受的最后一次
医疗诊断,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讲,他们仍属于被看护的“病人”范畴。但是对于在
停尸房工作的人,比如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我而言,则不说“病人”,而更喜
欢说“案子”。其实,所有说法的最终指向都是死者,但是它们之前也着实存在着
非常细微的差别,以至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然而包括记
者在内的很多人,对此并不是很能理解。只要有人邀请,我都会尽可能配合地完成
一次周密而透彻的访谈,并且在过程中尝试将此澄清。但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收效甚
微,出于担心会引起读者疑惑等考虑,在最终定稿时,我所使用的“病人”一词总
会被粗暴地替换为“尸体”。
在万圣节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死人、器官、遗骸、尸体等表现得格外感兴
趣: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尤其受欢迎。我一直以为我的成名机会随着《死亡侦
探》已经化为泡影,也从没期待过还能在演艺圈进行一番体验,直到我被邀请参加阿伦·蒂彻马什(Alan Titchmarsh)的节目,并应摄制组要求从病理学博物馆带去
一些标本。那期节目专门展示古往今来稀奇古怪的医疗手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话
题之一,因为博物馆在这方面的馆藏相当丰富。比如,我们有梅毒病人的骨骼,这
些骨骼扭曲,上面全是麻子,显然它的主人不仅被病毒感染,而且还深受用于所
谓“治疗”的水银的毒害。另外,还有个罐子里保存着一条又细又长的绦虫,它来
自一个非常极端的减肥案例,有个女人想要通过吞食绦虫来获得苗条的身材。想象
一下,如果在你的小肠中长着一条绦虫,那么它就能消耗掉你吃进去的卡路里,然
后你就不会……单纯从理论上看,她的做法倒是无可挑剔的。
我是坐出租车去节目录制现场的,带着一个装满精心包裹好的骨骼、绦虫标本
及其他类似东西的大塑料箱子。我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些什么,并且当我到达现场
的时候忽然感到有那么点难为情,毕竟我带去的东西都实在太奇怪了。当被引入演
员休息室,拿到一杯咖啡并被介绍给其他嘉宾的时候,我感到紧绷的神经忽然松弛
下来了。我完全没必要担心那一箱子人体“零件”会是当天出现的最奇怪的东西,因为同时出现在节目中的还有鲁拉·伦斯卡(Rula Lenska)、《布偶大电影》[6]
的
一些演员、“毛茸茸的自行车手”(the Hairy Bikers),以及一个能跟着碧昂
丝“单身的女人们啊,给她们戴上一枚戒指吧”的音乐跳舞的小孩。轮到我上台
了,节目是现场直播的,并且整个演播室中坐着的观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
却并没有感到紧张,轻轻松松地和主持人艾伦一起对标本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我快速稳定情绪的诀窍就是将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想象成是在做梦。
事实证明,我面对镜头所选的策略相当奏效,因为他们很快便发来邀请,想让
我再录制一期万圣节特别节目,这回讨论的话题我可以自由发挥。经过一番考虑
后,我决定选择谈论一些话题度很高的怪物的医学起源,并且和之前一样,也将相
关的标本带到了节目现场。其中一种是麻风病,使人真的看上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的严重疾病。在中东地区,麻风病人曾一度被当作僵尸,天主教会更是将其视为不
死的异端。他们虽然活着,但是却从没被像活人一样对待,因此他们也享受不到任
何生而为人的权利。另外一种则是名为“卟啉症”的贫血症,由于患者不能接触阳
光,牙齿也总沾染着血污,因此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吸血鬼的传说。摄制组还让我
在节目的最后参与了一个包括万圣节主题竞猜和完成任务的比赛环节,我当然取得
了胜利——我真的是太爱万圣节了!奖品是一只金南瓜——被喷上金色涂料的迷你
南瓜。这只南瓜在此后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都是我骄傲和快乐的源泉,直到有一天我
发现它已经完全衰朽为一团青铜色的真菌,于是我明白,是时候让它功成身退了。南瓜的命运轨迹其实和我们人类非常相似,最终都是尘归尘、土归土。除非我们也
被做成标本保存在罐子里,就像我现在负责的那些一样。
标本给电视节目带来了不错的收视率,真实的人类遗骸拥有复制品或者虚构出
来的东西所难以得其精髓的力量[7]。在英国,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人们很难有机
会接触到真正的人类遗骸。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自己来料理
后事,会有专门的从业人员替我们把事情安排好。另外,以我工作的博物馆为例,想要把保存下来的死者遗骸向公众展示,需要得到特别的许可证才行。但是,在我
看来,有很多事情只有真正的人类遗骸才能教会我们:它们的力量感和能动性是一
般复制品所无法企及的。
在我大约14岁时的一堂历史课上,老师讲到了纳粹德国。当时,课堂上将近一
半的学生都表现得兴趣寥寥,他们明显对给自己喷洒除臭剂或阅读《只有十七
岁》[8]
一类的杂志更上心。对此,老师表现出极度愤慨:“那些纳粹党在用人皮做
灯罩!”他吼叫着:“你们怎么还能在课上随便聊天,对这么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
若无其事呢?”但那些确实在感觉上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只是些半大的孩子,胸
部有没有发育得足够丰满、是不是可以开始穿胸罩绝对比在我们出生前很多年世界
上随便什么地方、发生的随便什么事更有吸引力。这种感觉一直到我去看了一个大
屠杀主题的展览后才有所改变。那一堆堆从纳粹受害者头上剃下来的头发,构成了
真实又直接的恐惧感,深深地将我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那些遗骸中不断凝集并
喷薄而出,发出历史绝不可以被遗忘的呐喊。在我们的医学院里,学生们在实验室
中解剖指定的尸体时也会产生相似的感受。在解剖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对捐献者心
生感激,并和尸体之间产生某种连接。到了年底完成解剖的学习后,我们还要专门
举行纪念性的仪式。即使是美国SynDaver实验室最新出品的医疗模拟人[9]
,也无法
唤起同样的尊严感。
同样的感受,演员布莱德利·库珀也曾亲身体验过,他出演了伦敦剧院制作的
《象人》,虽然在公共博物馆中有约瑟夫·梅里克骨架的复制品,但是他依然要求观
察保存在我们的一个美术馆中、仅供医学生和研究人员参考的真迹。[10]
对他想要将
角色塑造得准确无误的渴求,我们难以拒绝。演出结束后,库珀扮演的“象人”受
到了极大的好评,而他则将演出的成功归功于梅里克。实际上,在启程回美国之
前,他还专程前来看望梅里克,只是为了好好道别。那个骨架曾是活生生的人,那
些躺在解剖台上的死者曾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我那5000多个标本瓶里保存着的残骸,也都曾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曾是重要的、强大的、有很多人生故事——我很
庆幸享有特权,以不一样的方式首先聆听到——可以分享的人。
·
这就是我喜欢现在的工作的原因:每一天都存在着各种可能性。或许会带
着“恐怖卡拉”的标牌出现在电视上,还赢得金南瓜;或许会重新制作一个1750年
的疝气标本;还有可能会在电影片场粗暴地对待正练习体验派表演法的女演员。我
有很多年的尸检经验,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个时
候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时间深造或参与电视节目。而反倒是现在不再在
停尸房全职工作了,我开始得暇思考作为一名APT的工作实际上有多么令人着迷,多
么让人获得自我实现的空间,并多么充满成就感。收藏和保存死者遗骸的工作令我
一只脚涉足死亡的过去,而曾为APT的经历则引导我将另一只脚安住在死亡的当下与
未来。
所以,停尸房的工作其实充满了活力。
[1] 迪克·谢泼德有一档叫《尸体解剖》的电视节目,专门探究近期发生的名人死亡事件,收视率非常好。
他为布莱特妮·安妮·墨菲(美国演员)和惠特妮·休斯顿(美国歌手,于2012年11月因服用药物过量导致心脏
病发作,滑落至浴缸中意外溺亡)等都做过特别节目。
[2] 《霍尔比市》是英国的一部医疗题材电视剧,于1999年1月12日在BBCOne(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频道
播出第一季,目前已播出到第18季。——译者注
[3] 《沉默的证人》是1996年BBC首播的电视剧,由威廉·盖米纳拉主演。——译者注
[4] 英剧《唤醒死者》是一部讲述探长彼得·博伊德指挥一支由警探和科学家组成的小队,以现代的技术方
法侦破过去的悬案的系列剧。——译者注
[5] 其实,我并不是很理解他们在称谓上存在的虚荣心,就像人们会说“我是一名护士”而不是“我是一个
国家注册护士”,会说“我是一名医生”而不是“我是一个比医师职位高但比会诊医生职位低的医生”。有时
候,为了让沟通更简单方便,使用一些大多数人都熟悉的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6] 《布偶大电影》是华特·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制作发行的喜剧电影,于2011年在美国上映。——译者注
[7] 是的,我承认我曾把道具尸体和活生生的演员搞混,但是我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8] 《只有十七岁》(Just Seventeen),于1983年10月20日首次发行的英国青少年杂志。——译者注
[9] 由于支付实验所需动物的经费负担过重,克里斯托弗于2004年创立了SynDaver实验室,其出品的解剖学
教具由85% 的水分、纤维、盐及其他有机化合物构成。这些教具不仅近乎人体,拥有完整的器官、循环系统、肌腱组织等,还能模仿活体的“运动”特性,会流血、呼吸,且在光线下可产生瞳孔收缩反应。——译者注
[10] 象人(Elephant Man)是一位身体存在严重畸形的英国人,本名约瑟夫·凯里·梅里克(Joseph
Carey Merrick),1890年4月去世,时年27岁,其骨架藏于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译者注
第二章 准备:悲伤邂逅
我已经为去见我的造物主做足准备。至于他是否也准备好了迎接与我狭路相逢
的巨大挑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温斯顿·丘吉尔
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放松地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里,一边舒展着双腿,一边长
长地舒了口气,但很快就被一阵“老烟枪”独有的粗重咳嗽打断了。我们刚从被我
称为“花园”的地方回来,虽然那只是在他和奶奶称之为“家”的住所前一片被绿
草覆盖的空地,但对于7岁的我而言,仍然看上去宛若一座巨大的花园。当我绕着它
的边界一遍又一遍地跑过来又跑回去时,爷爷就靠着墙坐在一边,仰起脸朝着太
阳,抽一根自己卷的香烟。
如今回首往事,爷爷光滑的灰色头发和他那一笑起来就被推挤进一条缝里的亮
闪闪的眼睛,都会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席德·詹姆斯[1]。但是在更早些年,比如他和
奶奶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他其实更像亨弗莱·鲍嘉[2]
:一身笔挺的西装,满头的百
利发胶。虽然他从没提起过,但“二战”期间他曾在缅甸作战,而他的吉卜赛血统
则赋予了他演奏手风琴的才华。我提到的吉卜赛人并不是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样穿着巨大、艳丽的礼服,脸上妆容厚重。我指的是乘着被漆成艳丽颜色的大篷
马车远离故土,穿越过这片土地的吉卜赛人:在篝火旁痛饮难喝的酒,一见人就满
口诅咒,在宗教仪式上用杀鸡的方式卜算整个家族里哪个女人会第一个出嫁的罗马
尼吉卜赛人。
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尽管胳膊很短,但仍成了一名吉卜赛拳击
手。早在成为流行风尚很多年前,他就用吊袜带将过长的袖子悬吊起来。他长长的
指甲看上去和电影《出租车司机》[3]
中的斯波特很像,不过他用它们来修理时钟。
他还把别人的耳朵打穿孔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并不是用他的长指甲)。他向我的
曾祖母求婚时的戒指,是用他的单圈耳环改制的。结婚后,他们生了5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活下来,这在100多年前倒是很常见。1903年他们来到英国后,又生了5个
孩子,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就是其中最年长的那个。这些就是我对于爷爷人生的全
部了解。
相比之下,我对于爷爷走向人生终点时脸上的模样印象更加深刻。那天,他舒
服地窝进椅子里后不久,便出现了剧烈的抽搐。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他穿着拖鞋的
脚,于是我抬眼去看他的脸,却发现是死亡本身在亲自与我对视。他脑袋歪斜,翻
起了白眼,一滴血从嘴角滑落下来,在他刻满皱纹的脸上留下一道纤细的深红色痕
迹。随后,仿佛时间敲下了惊叹号一般,他的假牙带着那么一丝滑稽意味地从嘴里
喷了出来,“砰”的一声撞到地板上。我已经记不清楚究竟是被谁了,但我确实是
被人从现场拽走了。显然在他们看来,那不是一个适合7岁孩子看到的场面。
其实在那天晚上之前,爷爷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中风了,虽然他在椅子上时还一
息尚存,但送到医院后已经无力回天。好在他离世的时候,儿女们都陪在他的身
旁。因为大家觉得我还太小,葬礼也没有让我参加,而我也不记得家人们在那天都
是什么表现了。但是,关于爷爷的死亡,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我当
时虽然有些害怕,但依然充满了好奇。
·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孩子,我想这可能继承自我那在信仰天主教的
大家庭中被抚养长大、自大而顽固的父亲。不过,我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又
没有像父亲小时候那样受到严格的约束,因此这部分性格特点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独
立、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读书和独处时光的需要。大概在两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
阅读,并且能够通过读报纸上的节目表来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开
始。有一次,她想要惩罚我,于是像所有慌乱的新手父母常会做的那样,把我关在
了我的房间里。在经过一段长到在她看来足以算得上是“痛苦的禁闭”后,她过来
查看我的悔过情况,却发现我正安安静静地沉浸于阅读的乐趣之中。“就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她表示已经原谅了我,而我的回答却令她大失所望:“嗯,等我先把这一章看完吧。”这能算什么惩罚!
我与死亡的此番短兵相接若是发生在一些年龄更小的孩子身上,他们很有可能
会被吓坏,但我却是个特例。可以说是有些着迷地,我既将死神的降临视为对生命
的挑战,同时也把死亡当成一个研究对象。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自然规律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接受,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如果没有黑暗的存在,光明的宝贵
也就无从显现。
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我的吉卜赛血统,也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还有可能是
因为我在本该如饥似渴地阅读伊妮·布来敦[4]
的年纪里,却为阿加莎·克里斯蒂[5]
笔下
的侦探世界而痴狂,又或者只是《电锯狂魔》的错。
我父亲偶尔会给我和弟弟买几只小动物作为惊喜,有一次,他送给我们一黑一
白两只小兔子。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没有孩子会拒绝养宠物的乐趣,尤其
是这样可爱的兔子。所以很快,我们便用一只铺满干草的巨大笼子,给它们两个在
新家里——花园棚屋——布置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每天,我们都会将两只兔子
从笼子里放出来,看着它们在棚屋里跑来跑去,在确保没有猫在周围伺机而动的潜
在威胁时,还会让它们到花园里自在地撒一撒欢儿。然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只是我
们以为的安全。有一天,在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忽然响起一阵尖锐刺耳的
吱吱乱叫,同时从花园传来的混乱响动令正在吃饭的我们顿时冷汗直冒,正用叉子
往嘴里送食物的手也僵硬地停在了半空。等一回过神来,我们立马飞奔出去,晴空
万里之下那幅仿佛美国女生联谊会电影里的画面——一群轻盈灵活的姑娘刚刚结束
了枕头大战,四处飞舞的羽毛优美地飘落于她们性感、疲倦、随着呼吸不断起伏的
身体上——令我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只不过,此刻白色的羽毛变成了一块块皮
毛,汗淋淋的大腿被血肉模糊的兔子尸体所取代。
我父亲买的两只兔子其实是一公一母,但在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它们开始
交配,兔子妈妈生了很多很多的兔子宝宝。新生的兔子看起来娇小极了,并且被很
巧妙地藏在了即使我们反复出入棚屋,也很难留意到的地方,像笼子和墙壁间、冰
箱后面、莴苣下面以及水碗后的各种缝隙中等。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很
可能是一只心意已决的猫总算从棚屋狭小的窗户挤了进去,于是就像万圣节的迈克·
梅尔斯[6]
那样,有了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仅仅为了取乐就把我们还没来得及认全
的新生小兔子们全部杀光了。
好吧,几乎是全部。
当最后一块皮毛落下后,我们就像一群土狼似的翻检着小兔子的尸体,然后发
现其中一只好像还活着,有着轻微的颤动。我此刻仍然能够记起把可怜的小家伙捧
在手心里的感觉,它真的是太小了,那狂乱又微妙的心跳带给手掌的撞击感至今都鲜活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很无助,就算我没能预见悲剧的发生,也至少应
该在发生后有能力做出某种程度的补救。然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死亡,我的宿敌,再次予以我痛击。
当你对一件事情了解得越多以后,你对它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对于悲剧而
言,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有助于重获对情绪的掌控力,这也是我在面对死亡时所采取
的策略。人们常说:“亲近你的朋友,并与你的敌人靠得更近。”然而,我可能与
我的敌人——死亡——靠得太近了,以至于它获得了太多的自信,摆出一副将我甩
在身后,跑完一整圈,再重新回到我身边后仍然是朋友的架势。
·
根据其在医学上的定义,中风可以理解为一场发生在心脑血管的意外事故,虽
然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发作没有任何意外可言。就我爷爷的情况来说,喜欢抽自己
卷的烟是他罹患中风的重要原因,其他增加发病风险的因素还包括高血压、高血
脂、肥胖等,都是自我管理的问题。我之所以会对此有很系统的了解,主要是因为
爷爷去世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APT实习生时,在一场中风患者的尸检中,詹姆森
博士以我捧在手里的大脑为例进行了讲解。
“当大脑某些部分的供血中断时,中风就会发作。供血中断可能是由于血管堵
塞,也可能是血管破裂造成的。你们看这里,就出现了血管的破裂。”他指着苍白
色的大脑切片上一个深红色的出血点说道,“使用血液稀释剂能够降低中风的风
险,比如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又或者仅仅从对自己好一点做起。”
“有什么可以提前察觉到的症状吗?”我在小心翼翼地将脆弱的大脑放回解剖
台时忽然很想我的爷爷,于是便问道。
“还是有症状的,有的人可能会感到一侧的身体麻木,或者一只眼睛的视力下
降,还有些人甚至会出现一侧脸颊肌无力或者说话含混不清。”
这些都是我在爷爷身上看到过的症状。于是,我有种好像早就知道了的感觉,又好像从爷爷去世那天起我就一直希望能早些预知到:如果你知道该去关注哪些症
状,就能预知死亡的到来,然后,你就能控制它。或者,你至少能尝试去控制它。
·
在我9岁的时候,我母亲第一次知道我想要成为一名殡葬师的理想。当时,我正
坐在理发馆的座椅上,发型师担心我被剪掉一大截头发后会失控尖叫,所以跟我闲
聊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长大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呀?”她说话的声音非常甜美,于是我也很甜美地
回答道:“我想成为一名殡葬师。”
我很肯定在话音刚落的那一刻,穿梭在我头发中的剪刀停顿了一下。很快,发
型师又恢复了常态,并且向我母亲投以好奇的目光。作为回应,我母亲只是耸了耸
肩,好像在说:“随她便,跟我没关系。”在那个媒体还没把死亡和法医学变得流
行起来的年代,一个年幼的、金发碧眼的女孩说想要做殡葬师实在不是什么常见的
事情。殡葬师并不是个为人所熟知的职业,我的家族中也没有人从事此行,但是它
却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召唤,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过做其他任何工作。早在我能够理智
地把生命诞生的奇迹与死亡降临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这是爷爷的过世教给我的
重要一课——之前,我就对人体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感到非常着迷。而在那宿命的
一天之后,我尤其想知道爷爷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死神那么快就夺走
了他的生命。处于生命终点的爷爷就像一个发条玩具似的,在能量完全耗尽之前不
断抖动,直到发条停止转动。
而这份好奇一旦出现,就再也没有消失。
任何在街上发现的死亡动物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就像那只可怜的猫咪——而
且我通常都会召集我的朋友们在花园里为它们举行葬礼。这种举动在刚刚开始对死
神会对任何生物下手的事实有所认识的孩子身上相当常见,因此,如果你家的小孩
在花园里开辟出了一片墓地,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一个连环杀手由此诞生了。不
过,比较少见的是,像蛆虫、血污和尸身膨胀之类的状况非但没有挫伤我对死亡的
好奇心,反而使它变得越发强烈:我想要知道变化背后的原理。10岁生日的时候,我要了一台显微镜作为生日礼物。而在“带着玩具来上学”那天,我把它带到了学
校,向我的同学们展示它的操作方法,不过我觉得他们并没什么兴趣。现在回想起
来,我很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曾有过朋友。也是差不多从10岁时起,我就经常一个人去地区图书馆借高中生物课本研读。我从其中一本书中读到,把蚯蚓从身体中间切
断后,它会变成两条蚯蚓。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惊人!就像一个梳着小辫子、穿着中
筒袜的童稚版弗兰肯斯坦博士[7]
,我相信自己破解了获得永生的秘密。虫子被我毫
不留情的小手指一条接一条地从我家花园(墓地)起伏的土丘中拉扯出来,切成两
段后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
一直因我的各种古怪举动而备受困扰的母亲,终于因为我竟然使用餐刀做这种
事情而爆发了她的不满。
·
现在,我自然还会去美发沙龙,在不可避免地被问到工作时,我都会很开心地
和发型师谈论。如今,人们对殡葬师这个职业大多非常有兴趣,其他的顾客和发型
设计师也会加入我们的谈话。几乎所有人——至少看上去是这样——都看过
CSI(《犯罪现场调查》)或《沉默的证人》,帕特里夏·康韦尔[8]
和凯丝·莱克斯[9]
的小说也读者甚众。因此,他们对我的工作会先入为主地产生一个经过美化的想
象。法医学确实很吸引人,并且只要不讲太多日常工作的琐碎细节(肯定没人想听
我曾如何一整天肘部沾满粪便地四处走动),我能就尸检愉快地谈上好几个小时。
虽然通常被问到的都是些我已经回答过几百万次的老问题,但仍然比那些关于计划
去哪里度假之类的问题好太多了。“尸体=有趣,阳光海岸=没劲。”
我去做美甲的时候是个例外。(是的,我现在也开始美甲了,因为在停尸房时
我经常需要着手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所以原谅我现在泛滥的爱美之心。不过,如
果你也曾像个卖鱼妇似的穿着惠灵顿靴子、个人防护服长达8年之久,那么一旦不用
如此,你也同样会做任何让自己看起来充满魅力的事情。)每次去我都专门找同一
个美甲师,因为他巧合地和我曾祖父有着同样的长指甲,用来帮我刮掉不小心蹭到
指甲根部皮肤上的指甲油。虽说我从没见过曾祖父,但是他们之间这点小小的相似
之处,还是让我感到很亲切。
在我们当地的沙龙里,很少有美甲师讲得了太多英文,所以我不用担心什么,只需要静静地看着他们就好。我很喜欢看他们工作,因为他们手上复杂精细的操作
让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其他像我一样的APT,以及我们在准备一次尸检时所做的一
切。美甲师们已经把需要用到的工具、液体和粉末等一一准备就位,甚至连单张的
吸水纸也已经撕好了,开始动手后一旦需要用到,就不用去乱找,然后把一整卷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还是APT时,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会要求自己比上班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停尸
房,通常比病理学家要早得更多。一般APT的上班时间都是早上8点,而我都是7点半
左右就出现在停尸房,在其他同事到来之前准备好咖啡机。在尸检过程中,病理学
家并不一直都在,他们会先来鉴定一下死者,签署一些文件,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办
公室里,让我们把剩下的准备工作做完。最初的这步鉴定非常重要,每一位死者的
脚踝和腰部的身份证明都会被反复核对,搞错了尸检对象的身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大事故。身份确认后,病理学家就会离开大概一个多小时,那就是属于我大放异彩
的时间:我将开始解剖,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开始“认识自我”或者进行“自我审
视”。
对我而言,开始工作前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按程序一丝不苟地准备就绪,不
然“一定会出现差错”的感觉就会挥之不去。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在病理学家开口
要求之前,就已经把他需要的器具递过去的那种APT,有点像手术室里给医生当助手
的护士。这会让我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产生一种掌控感,而这对死者而言无疑也是一
件好事。另外,尸检毕竟还是一件比较脏的事情,在进行过程中你会不可避免地沾
满血迹和其他各种液体,在全力推进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得去橱柜或者抽屉
里翻找棉拭子或者备用解剖刀。像美甲师那样提前把可能需要用到的每一样东西准
备好,无疑是明智的。
首先,我需要确保手边有足够的“蓝卷”,这是我们对擦拭溢出液体及清理体
腔的吸水纸巾的俗称。我会把各种可能用到的工具一字排开,给解剖刀换上新的刀
片。PM40型解剖刀外观上很像一把巨大的外科手术刀,同样很大的刀片要用螺丝固
定好。每次一准备好,我都会用铝箔或者包装纸将它包裹起来,因为曾有人告诉
我,哪怕只是氧分子从刀刃表面轻轻拂过,都将对轻薄刀片的锋利度造成影响。我
不确定是不是有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从来不会拿我的工具冒险。
另外一些需要提前摆好的工具包括一把非常长、一寸厚、末端呈方形的切脑
刀,看上去和日本武士刀有些相像,这种锋利的一次性刀具在把构造精细的大脑按
照不同结构切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还有我之前提到过的肋骨剪,用来把肋骨上比
骨骼质软很多的肋软骨剪断。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肋软骨的钙化程度会越来越
高,想要剪断就相应变得越加费力。而且留下的参差边缘和骨骼碎片都非常锋利,不仅可能直接刺穿手套,甚至还会造成重伤,这也是我的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我
会制造出那么可怕的巨大噪声的原因。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到两个长柄勺以及一个
叫作“开颅凿”的T字形金属工具,用来辅助取下头骨的顶部;包括内脏剪在内的一
系列剪刀、各种钳子(有些上面有锯齿,有些没有,这点倒和我那些有的牙齿还
在、有些则完全没了牙的死者有些相似),以及名字听起来有点可爱的、用来进行
挑出骨骼碎片等精细工作的“咬骨钳”。另外,我还会在呈C形或S形的针上提前穿
好粗白线,然后用胶带将其粘在橱柜的侧面,一旦开始缝合尸体,就可以随时伸手
拉下来用。没有比戴着好几层手套——并且最外面的一层还滑腻腻地沾满血污——
去穿针引线更令人头疼的事情了。不过在进行这项准备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控制
住自己,避免做出在做针线活时条件反射般的动作:用嘴将线末端抿湿,好让它纤
细到可以穿过针眼!随着准备工作的逐渐完善,我还会出于个人偏好,额外准备好
有着巨大木柄的凿子一到两把、电动和手动骨锯各一把——这样一来,即使万一忽
然停电,也不会影响尸检进度——以及几个大桶和大碗,它们的出现让手推车带上
了点手工DIY(自己动手做)的感觉。
虽然每位死者的尸检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仍有很多步骤是共通
的。举例来说,我能大致判断出从一个疑似死于静脉注射过量的死者身上需要采集
哪些组织,那是与在养老院过世、还得了褥疮的死者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前者而
言,最关键的是要将样本送去做毒理检查,确定体内某些化学成分的精确含量,并
推断其是否为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而厌食牙医的尸检则属于后者,微生物拭子被
用于褥疮或严重的组织感染等情况下的样本采集。他的检测报告在几个星期后从实
验室返回到停尸房,这个时间长度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几个小
时后就能拿到结果。报告证明了詹姆森博士的推测是正确的:细菌从褥疮溃疡处进
入了血液,我们的牙医死于败血症引起的脓毒性休克。
各个病理学家的工作方式也都大不相同,APT的必要技能之一就是对他们每个人
的习惯有所了解,并且据此在尸检前将可能要用到的器材准备好。有些病理学家要
比一般人更为严谨,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会采集更多的组织样本作为依据。这也就
意味着要为他准备更多装样本的容器和拭子,提前分类标注好,准备好去盛放一份
又一份的尿液、血液、眼睛中的玻璃体、胆汁、脓液、小片的器官或骨骼,以及其
他各种检材。用于组织学检验——一些显微镜下的细胞检验——的切片尺寸大多在
1.5厘米,与叫作“组织检验盒”的塑料容器尺寸刚好吻合。如果觉得病理学家
会“取组织”,我就把这些检验盒也一起准备好,在上面标记好专门的编号,打开盒盖,并在随后的整个尸检过程中表现得像个时刻待命的士兵。
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是,病理学家很少将整个器官取出来送检或将其保存在
实验室中。现代科学中显微镜的应用,使得微小的组织切片便足以满足全部的检验
需求。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如果出现了大面积或特殊的组织损伤,出于种种必要的
考虑,医生会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将样本保存任意时长。
只有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到位了,尸检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进行得顺利。
·
有个同事的口头禅曾带给我很大启发:“以充分的准备对抗失败的可能。”这
个道理放在生活中任何事情上也都同样适用,无论是给你的意中人做一顿浪漫的烛
光晚餐,还是从一具尸体中取出内脏。另外,它也对开启一番事业具有指导意义。
并不是所有人一走出校门就能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我也不是一下就在解剖病理学
领域找到了工作。我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且从很早就开始做起准备工作。
在总算熬过教会学校里受到严格管束的时光并取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后,我进
入大学深造。我选修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课程,同时还做起了兼职,因为我希望无
论在时间还是金钱上,都能有更大的自由度。在结束了间隔年[10]
后,我获得了生物
学和化学的预科学位,相当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同时修读完了生物学、化学、数学的
高等课程。然后以此为起点,我继续攻读法医学和生物学学位。我学习的分支学科
包括法医毒理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法医人类学——一门专门研究骨骼和腐
烂尸体的科学。在这段求学时光中,我不仅对人体有了更为细致透彻的了解,更学
到了很多当下广为应用的法医学技术。
我非常享受大学生活,那种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学习的感觉非常棒,但是我也
不愿意只是坐在教室里听课,我想拥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我心里很清楚,阅读
法医学和尸检相关的书籍是一回事,在课上从一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或人类学家
那里看到照片是另一回事,但我仍想知道当直面情况最糟糕的尸体时,我的真实反
应会是怎样的:我需要获得全部的感官体验。如果我应付得了最糟糕的情况,那么
我就能适应这一行中的各种状况。仅仅观察腐烂尸体的照片是闻不到他们的气味,也感受不到脚踩蛆虫那种好像踩在“卜卜米”[11]
上的感觉的。当我那晚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一个关于集体墓穴挖掘的讲座[12]
上遇到著名的法医
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的时候,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讲座后,我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
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害羞,但同时也很勇敢:我又没什么损失,对吧?实际
上,他也非常随和健谈,并且交谈中我得知他同时在多个停尸房中工作,其中一个
离我的学校非常近。他建议哪天没课的时候可以过去看看,也许能为我的学习提供
一些帮助,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一级级登上市政停尸房的台阶,询问是否可以每周过
来做一个下午的志愿者的一幕。一开始,我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但可能是那个年代
想要到停尸房工作的人本来就很少见,再加上詹姆森博士为我做了推荐,因此停尸
房的新任主管安德鲁批准了我的申请。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金属头惠灵顿靴子,带
着一种对即将发生什么全然无知的状态进入了停尸房的世界。尽管我努力进行过一
番研究,并试图将准备功课做足,但实际上我唯一比较熟悉的依然只是从电视上看
来的那种耸人听闻的“陈尸所”。架子上的玻璃罐里装的是人体器官吧?有没有二
流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石板材和奇怪的电子设备?全都没有——那是一个非常明亮
且干净的地方。
虽然近年来停尸房的不断革新已经让一切都变得现代化,但那里的一位高级技
术员兼单身员工——一个走向衰老的“泰迪男孩”[13]
——却让人感到关于“恐怖的
殡葬师”之类的陈词滥调始终没有散去。他的名字叫阿尔菲,是殡仪行业完全由男
人把控的旧时代的典型遗老。他把粗硬的灰色头发用发蜡做成了泰迪男孩式的飞机
头,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厚重眼镜戴在他的脸上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据说他是从伦
敦来的,而他的口音倒确实听上去很像迈克尔·凯恩[14]
,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过于刻
意。
停尸房的革新还要得益于地方议会的改组,停尸房从与虫害防治、垃圾处理
(也就是与老鼠和垃圾袋)同属一类的公共卫生部门中被分离出来,划分到更为合
适的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由阿诺德担任新领导。在第一次进入停尸房、见到那里
的工作人员后,他和他的团队就做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必须要让所有的一切高效运
转起来。改革即刻由阿尔菲的同事基斯开始进行,等我到的时候,则轮到了阿尔菲
头上。在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听了很多关于阿尔菲和基斯的“壮举”和传说之
后,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了……
由于以前停尸房属于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一名员工就利用工牌上语焉不详的漏
洞,以健康检察员的名义到饭馆去蹭吃蹭喝。他还每天都带着宠物狗来上班,让它在办公室和污染严重的尸检区域内随意走动……下班后再照样回家去。他的办公室抽
屉里存放着大量的色情书刊,而且还有员工在抽屉里藏了把武士刀。他们抽烟、吃
东西都在停尸房里,既不对手臂进行消毒,也不穿防护服,只在自己的衣服外面围
上条围裙。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健康、安全以及道德的噩梦。
我想做志愿者的申请主要是跟安德鲁谈的,他是一个戴着眼镜、颇为严肃的年
轻人,长着一头略微有些金色的红头发,衬衫与白色的实验服很相似,这些让他看
起来有点像《芝麻街》中的比克。他充满了干劲儿,决心要将解剖病理学带入一个
新纪元,这倒也无可厚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里,顺应现代科学事业
发展创新的方向和需求,停尸房特别经历了一番形象重塑。改革尤其受到了更年
轻、更进步的一代人的支持,他们希望以病理学助手为代表的工作能涉及更多资格
认证和更严格的考核——一些前辈肯定过不了的考核。
我每周四过来做志愿服务(那天是大学的休息日),一般这个时候安德鲁都会
在办公室里做些收发电子邮件、草拟博物馆最新管理条例之类的文书工作,阿尔菲
就带我一起走进验尸间。我看着他把尸体从冷柜里取出来,进行各种检验,也认识
了很多前来进行尸检的病理学家。我会把他们从尸体中得到的发现记在本子上。于
是,在我小小的验尸笔记本里,各种各样的精彩片段不断累积起来:
2月22日:心肌梗死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死因。
2月29日:由腓肠肌引发的肺栓塞!看到了J博士的腿部解剖!!
我会在过程中观摩病理学家如何将各种器官从尸体中取出来。等尸检结束后,阿尔菲再用内脏袋把它们装好后重新放回去。这时,我就在一旁继续看他缝合尸
体,并最终将其安置在临时的冷冻坟墓中。然后,就轮到我登场了:我的任务就是
清理由尸检造成的各种混乱。我总是一言不发地默默把活干完,无论从哪方面来
看,我都不是很喜欢和阿尔菲打交道,他是停尸房老一套工作方式的代表,而我却
对新生代APT改良解剖病理学旧方法的新尝试非常感兴趣。我记得他曾经跟我炫耀
说:他和全盛期的伦敦黑帮头目科雷兄弟是好朋友,还曾和他们一起从桥上将一具
尸体扔进泰晤士河里。
我听完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后来,他还跟我说想出版一本书,书名叫作《有趣的死亡》。然而,他压根没
有动笔,而且从他的烟瘾来推测,我很怀疑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
这样每周来停尸房学习和帮忙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没多久阿尔菲就离开了,另
外一位更年轻的APT——杰森——取代了他。在这之前,杰森一直是临时代理APT。
(也就是说,他会在英国境内各停尸房人手不足的时候短期任职,有可能是一两
周,也有可能是好几个月——如果原来的人去休产假了。)相比之下,杰森显得有
意思多了,由于爱好健身,他的体格非常强壮,平时喜欢一边教我验尸技能,一边
聊健身房里发生的各种趣事。对于在停尸房做技术员这件事,我曾一度怀有一个比
较浪漫的幻想,就是它会像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样炫酷,而我也因此有必要保
持身材的完美。我把自己想象成《沉默的羔羊》里的克拉丽丝·史达琳或者《X——
档案》中的丹娜·斯嘉丽,然后开始对健身变得狂热。我不在停尸房和学校的大多数
时间都被用在了泡健身房上。直到开始做志愿APT的工作后,我才发现它既不浪漫又
相当繁重。但也正是如此,我反而更深刻地体会到过去将时间大量花在锻炼身体上
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强有力的腿部和背部肌肉对于尸检工作简直就是硬性需
求,更不用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取出内脏对臂力也有着很高的要求。杰森允许我独立
完成清洗死者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站在一旁看着,在得知我主修微生物学后,还给
我分析了各种消毒剂的特性。工作中他常会递给我装器官的巨大容器——越大就越
重要——好让我对内脏的重量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起来都
像个食堂里的厨娘,一边应付着无数装满意大利面的大碗,一边抱怨着腰酸腿疼。
终于,市政停尸房招聘实习生的时间到了,包括我在内,所有人想要成为一名
训练有素的APT都要从最底层起步,在经过长达几年的职业训练后最终获得资格认
证。于是,我不得不参加应聘,并且和所有人一样接受面试。面试我的都是墓地和
火葬服务部门的人,新领导阿诺德也在其中。我接受了由4人组成的评审小组的提
问。由于这是以往生活中从没经历过的新鲜事,所以即使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很亲
切,我依然非常紧张。谢天谢地,所有前期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我最终得到了这份
实习工作。于是,我带着硕士学位离开了学校,成了一名全职的APT实习生。当然,就算离开了学校,我心里也很清楚我的个人深造并不就到此为止。实际上,我要学
习的东西还有太多——所有那些与我即将开始的旅程相关的知识。至此,我与死亡相伴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席德·詹姆斯(Sid James),演员,1913年出生于南非,代表作有《空中飞人》《小后屋》等。——
译者注
[2] 享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美国男演员,代表作有《卡萨布兰卡》《马耳他黑鹰》等,1999
年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一名。——译者注
[3] 《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是1976年保罗·施拉德编剧、马丁·斯科西斯导演、朱迪·福斯特等
主演的美国剧情片,并于同年获得第2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译者注
[4] 伊妮·布来敦(Enid Blyton),笔名玛丽·波洛克,是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
作《刁蛮女》系列以及《诺弟》系列均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欢迎,一度成为各国学生的指定读物。——译者注
[5]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年),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
《尼罗河谋杀案》等。——编者注
[6] 迈克·梅尔斯(Mike Myers),美国男演员,代表作有《王牌大贱谍》《和斧头杀手结婚》等。——译
者注
[7] 弗兰肯斯坦博士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科学怪人》中的人物,是个热衷于生命起
源的生物学家。——编者注
[8] 帕特里夏·康韦尔(Patricia Cornwell),美国当代推理小说家,1990年出版第一本侦探小说《尸体
会说话》,代表作包括根据其从事社会新闻记者和法医记录员的经验撰写的《首席女法医》系列等。——译者注
[9] 凯丝·莱克斯(Kathy Reichs),美国刑事人类学家、法医、社会人类学教授,代表作《听,骨头在说
话》《看,死亡的颜色》等均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译者注
[10] 间隔年(Gap Year)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一般指用一段较长的时间去旅行或从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
志愿工作。最常见的间隔年在高中毕业与升大学之间、大学毕业与工作之间,或者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编者
注
[11] 一种膨化谷物。——译者注
[12] 是的,这就是我度过课余时间的方式:比起去学生会痛饮红牛和伏特加,我更喜欢去听关于大规模死
亡管理条例或冲突后区域能力建设问题的讲座。
[13] 泰迪男孩(Teddy Boy),一种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伦敦开始形成的亚文化,这风格的着装是锥形
裤、长外套,偏向爱德华七世时的风格,喜欢在头发上打发蜡,前段头发弄卷,两侧向后向上梳顺滑。——译者
注
[14] 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英国演员,代表作有《汉娜姐妹》《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等,2009年被授予ShoWest电影产业博览会终身成就奖。——译者注第三章 检查:以貌取人,以形取物
如果你的心在燃烧,你的外表就会宛如一轮皎洁的明月。
——巴勃罗·聂鲁达
一天早上,我冲进办公室去找安德鲁,他还像平时一样正在电脑前办公。我的
兴奋根本控制不住。
“终于等到了!”我几乎尖叫道。
他抬眼看我,微皱着眉头。
“为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我向他招着手,“跟我过来看看!”
带着点好奇,他跟着我走到了冷藏室。推车就停在宽敞大厅的中央,我跑到它
后面,像一个正要给观众展示奇迹时刻的魔术师那样大张开双臂,让他能更清楚地
看到运尸袋以及里面的尸体:那是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但是……却穿着女士的内
衣。而且那不是随便什么女人的内衣,而是完整的粉色蕾丝套装,非常紧地绷在他
的身上,看起来令他的下身尤其不舒服,一切都被挤压得很厉害。那个画面真的很
令人惊讶,蕾丝内衣不仅与他粗糙的面容和胡须产生了强烈的不协调感,而且与他
此刻被拉到下巴底下的T恤以及被脱到膝盖以下的运动裤,在风格上也冲突得厉害。
我之所以会特别兴奋,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变装本身有什么可笑之处,而是在那
一刻,在这具出乎意料的尸体出现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一年多训练的我,终于产生
了自己被殡葬师这一领域所接纳了的归属感。每一位殡葬师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
一些可以拿出来分享的独特经历,而这种分享在我看来尤其意义重大。不过,我会
特别提到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希望由此展示出尸检的本质,不仅仅是取出
内脏,用一系列高精技术来分析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的秘密。实际上,尸检从死者被
送到停尸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从尸体的外表开始进行了。有时候,一些外在的东
西能够为判断死因提供重要的线索。
在大多数地方,冷柜都是开着的,早上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照登记簿检查
里面的尸体情况,有点像在离开了一整晚之后对死者们进行一番盘点。万一半夜有警察在街上撞见了死亡事件,又或者有人被从医院推了进来呢?多达四到五层的冷
柜能够同时容纳多具尸体,他们各自的气味在停尸房上空融合在一起,调制出一杯
令人眩晕的、以死亡为基酒的鸡尾酒。在人手不是很多的停尸房,在尸检开始前或
完成之后还要对新送来的死者进行登记。但在人手充足的地方,就可以和其他同事
一起分工完成解剖以及检查尸体的其他相关工作了。每一步对整个尸检而言都非常
关键,通常情况下需要至少两个APT合作完成,以便能够互相印证。
就像礼物一样,尸体被送来时也都包裹着。有时候用的是白色的棉布床单,这
种情况下的死者大多来自医院,有些则被装进白色的运尸袋或者由白色塑料布包
着。从最初在市政停尸房实习开始,一直到告别APT的岗位,我从不认为每天早上都
有新的运尸袋要打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拉开了拉链却还没将袋子完全打开的那
一刻,我的动作会出现短短一瞬的停顿,同时感受到满满的悬念:里面装着的会是
什么呢?这种悬念让我想起小时候东卡公司的玩具Keypers。那是一种用塑料和橡
胶做成的颜色亮丽的动物玩具,上面有一把结实的小锁,能够让人把不想被好事的
兄弟姐妹们看到的秘密藏进动物的身体里。其中有一款是优雅的粉色天鹅,还有一
款是桃红色的蜗牛。我的那只是风格迥异的、淡紫色的威风骏马,我非常喜欢它。
它也是唯一一个没让我动起解剖念头的玩具,因为它的身体本身就是打开的,我很
容易就能看到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装满小小惊喜的朋友,名字叫“发现者”!
而且它们不仅身体里装满着惊喜,就连味道闻起来也十分特别。虽然气味独特
也是运尸袋的重要特点,但却完全是两回事。
可以很知足地说,在停尸房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像在过圣诞节。这种感觉在有
一年的12月尤其强烈。一天早上,我们打开运尸袋,发现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体型丰
满、头发和胡子雪白,并且穿着一身红色套装的老人!直到今天我都不是很确定,究竟是他故意穿得像圣诞老人,还是只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一旦尸体被取出,从第一眼开始,看到的各种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衣着、首
饰、现金或钱包、医疗干预、文身以及明显外伤等。死者的身高会用计量尺进行测
量,随后他们躺着的托盘将会被转移到手推车上,通过操控按钮,在一阵电子设备
的蜂鸣声中把推车调至合适的高度,上面自带的天平还会同时测量出死者的体重
[1]。这些都是葬礼承办人提前设计棺木时需要参考的重要数据。
随后,死者的身份标签也要再确认一遍:死者的腰部和踝关节处应该分别有一个标签,并且它们所显示的信息必须一致。如果负责运送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死者所
佩戴的首饰进行登记,那么还需要将这些信息补充进去,并由接手的APT进行复审。
在做记录的时候还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类似“金”“银”等词汇是不能使用的,因为我们并不能非常确定首饰究竟是由何种金属打造的。如果我们在个人财产登记
表中填上了“金戒指一枚”,而家属在死者的遗物中并没有找到,因为那可能只是
个从“Topshop”[2]
买的金黄色锡环,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因为“弄丢了一枚金戒
指”而遭到起诉。所以为了确保严谨,我们会写“白色金属”或者“黄色金属”。
到了每年的12月,我在记录个人财产的时候喜欢以唱歌的调子宣布“5个黄色金属
环”(Five yellow metal riiiiings),特别有圣诞节的气氛。也是出于同样
的考虑,我们也不会使用“钻石”或“祖母绿”之类的字眼,而会代之以“白色石
头”“绿色石头”之类的说法。
停尸房冷柜中的空间是非常珍贵的,简直就像紧俏的地产。来到这里的人们都
急需赶紧办理“入住”,所以死者被运送进来、接受尸检、转运往墓地的整个流程
必须在几天之内全部完成。冬季的死亡率通常会比其他季节高一些,停尸房的工作
人员会因为空间不断被占满而变得焦虑。他们很担心万一出现某种原因造成的大规
模集中死亡,或者由于天气寒冷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就会打停尸房一个措手
不及。
“假如冷柜太满了怎么办?”那还是我在停尸房工作的第一个冬天,看到送来
的死者数量不断上升而不由慌了神,急忙跑去问安德鲁。
他向我解释道,如果一具尸体太久没有得到处理并按流程移交至丧葬部门的
话,就会向负责的验尸官收取一定的租金。“这有些像收取死者的房租。”他
说,“我们这里就是死者的‘家庭旅馆’(Bed Breakfast)”。
“好吧,但我们只提供住宿,不供应早餐。”我眨巴着眼睛说,安德鲁笑了。
他也并不总是那么严肃的。
随着各种信息确认完毕,对死者的第一印象算是基本形成,接下来就要展开外
表检查了。除了已经登记的情况外,视觉线索能为完成拼图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死者的体型无论是特别强壮还是格外瘦弱,都可能与他们的死因息息相关:是厌食
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导致了器官的衰竭?或是肥胖引发的心脏病发作?还有一些
肉眼可见的外伤或症状可以提示在死者生前发生过什么。另一类从尸体外表需要注意收集的证据,是根据法医学上最著名的“罗卡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定义的,也就是所谓的“但凡两个物体相接触,就必会产生物质的转
移”。
这条由法国法医学家、犯罪学家埃德蒙·罗卡于1910年提出的基本定律,适用范
围包括了所有犯罪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出现过的“痕量证据”:头发和纤维、血迹和精斑、鞋印和车胎印等。这条定律在犯罪现场、死者以及凶手身上都有所体
现,因为任何事物间的接触都伴随有物质的转移。具体到我们判断死因方面,从尸
体显示出的一些性征上,我们能够初步判断出死者生前是否卷入了吸毒或者滥用暴
力等麻烦,树叶或者小树枝提示某人可能死于户外,而若有笔帽、报纸或者其他日
常垃圾粘在尸体上则意味着尸体有极大的概率是在一所整洁度堪忧的房子中被发现
的。
信息的不断丰富令一个画面很快在我们的脑海中成形。
另外,能说明很多问题的还有尸体的颜色。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所有的死人
都是毫无血色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中有些简直无比苍白:那是一种与通
常的象牙白相比更贴近鸽子灰的颜色。分辨微妙的颜色差异可能会需要一定经验的
积累,但一旦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就具备了通过死者肤色的苍白程度判断其死
因是否为腹主动脉瘤破裂(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的能
力。“AAA”导致的死亡来得非常迅速,主动脉中动脉瘤的破裂导致血液大量涌入腹
腔,令死者看上去就像是哈默的恐怖片中刚刚被吸血鬼吸干血液的受害者,因而成
为我们尸检人员做出判断的有力依据。
还有一种死因会让尸体显得比一般情况更粉嫩,这时就基本可以判断其死于一
氧化碳中毒了,因为一氧化碳能够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相结合,让死者呈现出一种
近似樱桃红的肤色。(血红蛋白是血液中携带氧分子的主要化合物,而一氧化碳的
出现破坏了它们正常执行功能的能力。)而与之正相反的是,有一类死者外观呈现
出青紫色,他们可能死于由各种原因引起的缺氧,比如窒息。尸体如彩虹般多样的
颜色不断为APT提供着推测死因的线索。荧光黄?肝衰竭。紫色?充血。绿色?这么
说吧,在停尸房,越少提到绿色越好。
对我们冷柜里的暂住者需要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初级检查,是查看其是否配有
用来调节心跳的心脏起搏器或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心脏除颤器)。如果死者选择火化,那这些移植的设备就必须被取出来,不然它们会在高温下发生爆
炸。而且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虑,它们也应该被取出来,因为都是可以整个或部分
重复利用的。(完整且可以正常工作的心脏起搏器可以捐赠给“Pace4Life”之类
的慈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提供救助。)对需要进行尸检的死者而言,他的
起搏器会作为尸检例行程序的一部分被取出来,而如果不进行尸检,那么则另有一
套微创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
第一次从尸体中取起搏器的时候,我简直想杀了自己。要知道,心脏起搏器和
ICD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在切下第一刀之前,你就必须判断出死者体内植入的
究竟是哪一种。
是杰森教会了我这项技能。虽然这项技能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操作,但仍是最快
并且最容易上手的技术之一,因此是对实习APT再好不过的一种锻炼。一天早上,他
递给我一些手套和一个塑料围裙,问我是否准备好“勾掉训练和考核记录上的一些
项目”。手套和围裙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清洁工,不过实习APT在停尸房最初的
几周里确实多与海绵为伍,要干很多清理水槽中的毛发和黄色污泥之类的活。虽然
听起来有点恶心,但确保水槽不被任何人体残余堵住其实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并
且当用镊子将残骸清理干净的时候,我会莫名有种满足和被治愈的感觉。随着我把
血块、头发之类的东西从出水口扯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遁入了一种“禅
宗”的境界,而到禅修圆满结束的时候,水槽也会变得干净发亮。虽然在此之前只
做过清洁,但是当杰森去取一些缝合线、剪刀、解剖刀之类的东西时,我立刻就猜
到了他所指的“一些项目”是什么。我们已经得到了家属的许可,而在这之前我也
多次看他取过起搏器了。现在,终于轮到我上场了。
我用手触摸死者的左胸,以便确定起搏器的位置,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它的轮
廓。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透过皮肤进行定位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由于起搏器是一个很
小巧的装置,所以如果死者体型比较丰满的话,那么皮下脂肪组织就会模糊它的边
界。植入起搏器,可以通过微小的电脉冲,使心跳维持一个不徐不疾的平稳节奏
——这或许会令“金凤花姑娘”[3]
感到非常开心,帮助患者控制心律失常,所以小
巧且亲和人体是起搏器在设计上的必要条件。
就在我拿起手术刀,犹豫着准备在起搏器平坦的正面切下去前,我快速抬眼看
了一下杰森,他提醒我:“你确定不是ICD?”ICD是一个比起搏器大的装置,很容易通过体量上的差异来区分两者。但是在眼
前的死者身上,我并没有看出来,或者说并没有感觉到足够大的区别。ICD被植入存
在心脏骤停风险的患者体内,一旦患者发病,就会释放大量电流,刺激心脏重新恢
复跳动。取出起搏器的那套方法对ICD并不完全适用:如果一个毫无防备的APT不小
心用金属器械切断了它的电线,那么丧命于巨大电流下的风险极高。因此,在处理
ICD的时候,需要提前与诊所取得联系,请心血管生理学家过来将其关闭。在接到通
知后,他们会带来一个可以关闭并测取读数的小机器,以保ICD确实“失活”了。经
过如此这般处理之后,ICD就可以和起搏器一样通过手术安全地取出来了,只是造成
的创口会略微大一些。
“我很确定那就是个起搏器,洪,不过就算是ICD也没关系,你还穿着橡胶鞋
呢!”杰森一边说着,一边朝我眨眨眼睛。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是我第一次在人体上动刀这一点外,我倒不觉得有
什么可紧张的,因为我只需要划开一条两英寸[4]
不到的切口,对此我有自信可以完
成得很好。另外,我刀下躺着的也不是个大活人。虽然对多数在停尸房工作的人而
言,死者与一般人无异,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活人和死者仍是截然不同的。后
来,在我第一次进行完全切开的时候,厌食牙医身上的褥疮带给我的不仅是一阵切
肤之痛,更是唯一一次生死界限的模糊,但是后来很快我就再次免疫了。我的大脑
构造好像令我尤其坚信死者不会对解剖刀有知觉,因此我只需要专注于手上在做的
事情,并且完成我的工作就好。
我很轻松地操作解剖刀做出了短短的切口,刚好横跨起搏器平坦的上表面。随
后,我用戴着手套的拇指和食指从两侧对其进行挤压,皮肤上的切口像极了大张着
正在打呵欠的嘴巴,中间露出的黄色脂肪组织和起搏器表面的光泽令我联想到从马
栗壳包裹着的软床中崩裂出来的七叶树果实。起搏器的电线还连接着,我很轻松地
解决了问题,因为只要把它们剪断就可以了。待取出来之后,我用消毒剂将整个装
置清洁干净(使用的是我们最信赖的“百卫”牌),放在做好标记的塑料袋里,心
导管插入实验室稍后会过来回收。全部做完之后,只需要再把小切口重新缝合起来
就可以了。在缝合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杰森之前好几次取起搏器都是由
我来做的缝合,完成后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在我把橡皮膏轻轻地贴在缝合线上并
按压平整后,尸体就可以重新装回运尸袋了。“做得不错,洪!”杰森一边给予了肯定,一边在我的训练表格中相关一栏里
打了个钩,并在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离成为一名合格的APT又近了一
步。
在取起搏器成为尸检中的常规项目之前,火葬场因为起搏器而发生爆炸的意外
事故非常常见,第一桩可以追溯到1976年。据一篇2002年发表于《皇家医学会杂
志》的文章指出,起搏器至少在英国境内一半的火葬场里引起过爆炸事故,造成了
严重的建筑损毁和人员伤亡。在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法国格勒诺布尔的
事故中,一位退休公务员的起搏器引发了威力与2克TNT炸药相当的爆炸,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40000英镑。他的遗孀(火化前并没有告知火葬场他的体内植入了心脏起
搏器)和法医(疏忽了对起搏器进行筛查)被判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并须赔偿相关损
失。
除了心脏起搏器和ICD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植物也要在检查时记录下来,并
需要在火葬前将其取出。所以,我们对尸体以及随其一起送来的各项文字资料都格
外留心。在粗略的外表检查中,是否做过隆胸手术是最容易辨别的移植之一,特别
是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女性身上尤其明显,她们的双峰会兀自挺立着,与顺从重力
的作用全然平摊在手推车上的身体格格不入。实际上,此时植入物比在人活着时更
加明显,因为经过低温冷冻的作用后,它们会变得冰冷而坚硬,就像两顶警用头
盔。不过,好在它们不会在焚尸炉里引起什么大麻烦,至多不过是变成一坨黏糊糊
的残余物,并最终烧成灰烬。
类似的,还有一种新型的金属植入物不能不提,那就是用来治疗像手臂上的肱
骨,腿部的胫骨、股骨等较大骨骼骨折的髓内钉。这种可膨胀的装置能够滑入骨髓
腔中,然后利用生理盐水构成液压泵的原理,发挥治疗作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
文以一位手臂内植入了髓内钉的79岁老人的火化为例,讨论了这种新型医疗器械的
移植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火葬场,一位工作人员正通过透明的观察窗查看炉内的火焰情况。这时,棺
材忽然发生了爆炸。楼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听到了巨响,并随之感受到强烈的震
动。焚化炉损坏极为严重,该名工作人员也身受重伤。现已查明,造成爆炸的正是
老人植入的髓内钉。
这篇文章指出,液压膨胀式髓内钉内充满了生理盐水,在焚化炉的高温下,蒸发的水蒸气在狭小的金属管内引起爆炸。事实上,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发布了一项
关于一系列发生在英国境内火葬场中“无法解释的”爆炸事故的声明。经过调查发
现,常被用于治疗慢性心绞痛的三硝酸甘油贴片——也就是患者常听到
的“GTNs”——才是罪魁祸首。三硝酸甘油作为TNT的异构体,也是一种非常容易
爆炸的物质,但是在丧葬领域,人们对其却知之甚少。
类似这样的事故充分说明进行尸体外表检查的必要性,对任何可能性都要充分
考虑到。在完成外表检查后,死者会被重新推回冷柜,直到我们得到是否继续进行
完整尸检的通知。
会有人喜欢检查吗?无论是牙科检查、胸部检查还是学业方面的检查,这个词
总难免和负面意味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却完全无法摆脱: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
不在,即使我们死后,也逃不过接受检查的命运。
为了从停尸房助理和实习APT向前更进一步,我必须参加解剖病理学技术考核。
这项考试要在实践训练表格上的项目基本完成后才能参加,一般是在停尸房工作两
年左右的时间后。但由于我之前有尸体防腐方面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攻读学位时一
直在实习,因此工作一年后我便准备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后,我将会开始从APT向高
级APT过渡的两年,其间同样充满各项考核。虽然所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取得一个学
位相当,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资格认证,不是医学方面的[5]。APT和病理学家之间的
区别在于,病理学家需要先取得医学学位,随后再专攻以疾病和死亡为主要研究对
象的病理学,因此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是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在病理学家的职业道
路上要通过的考试更多,并且在最初起步的那几年主要为活着的人看病,这也是让
我完全不感兴趣的地方:真正令我着迷的是发生在死后的事情,以及如何通过它们
勾勒出死者一生的故事。
在我刚开始为取得APT资格认证而接受训练的时候,考试的部分令我感到无比紧
张。然而实际上,学习的过程非常吸引人,尤其是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通过亲自动
手操作加深理解,并且所需的资源都能够得到满足。当病理学家或者杰森向我提问
人体解剖方面的问题时,我可以直接从面前的尸体上找到答案;而当我想要尝试完
成一个切口的时候,我有充分的机会在开始动手前观摩别人是怎样进行的。我对学习技术抱有坚定的信念:掌握这些技术能够造福社会、帮助诊断疾病、协助病理学
家通过尸检将凶手绳之以法,所以任何事情都无法阻碍我实现目标的热情。
然而,有好几代医学生都曾面临相同的困扰:从理论上学习解剖学或微创技术
的知识,却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如果连人体都不熟悉,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没有可供解剖的遗体时,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人造的模型?动物?或许它们
也能起到点作用,但一定极为有限。就像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库柏说的那
样:“不曾做过尸体解剖的医生,只会加速病人的死亡。”
1000多年来,随着政策和信仰的变化,出于教学目的的人体解剖和检查在获得
支持和遭受反对之间不断徘徊。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希腊,人们并不认为解剖
是对死者的严重亵渎:古希腊人相信这是对科学经验主义的一种正常扩展。公元前3
世纪,古希腊卡尔西登城的外科医生希罗菲卢斯和克奥斯岛的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图
斯,被认为开创了人体系统解剖的先河,他们将所有发现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
成立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医学院。然而,热情同样可能成为问题的源头,比如希罗菲
卢斯就对解剖表现得有些过于热衷了:传说他曾经对600多名囚犯进行活体解剖。无
论传说是否属实,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解剖都变成了一件违法的事情。这一判定
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根据律法规定,搅扰死者的安宁是不虔诚和亵渎神明
的行为。这也就迫使希罗菲卢斯的拥护者们,比如公元200年左右帕加马王国的内科
医生克劳迪亚斯·盖伦不得不转而解剖无尾猴之类的动物,再把取得的研究结果用到
人类身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从猿猴类动物身上总结出来的生物学和行为
学知识只可能对一些小男孩适用。)盖伦认为我们人类像狗一样有两块下颚骨,但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他还认为血液通过微小的孔洞从心脏的一侧流向另一侧,这也
和我们如今所熟知的血液循环系统大相径庭。在他的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问
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构建出的“医学知识”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里被视为权
威。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手段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盖伦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到的
事情,只是由于没有恰当的资源进行验证,他得出的大部分结论都纯粹只是推测。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几百年里科学的系统发展带动了医学教育的普及,人们
总算发现曾相信的种种“医学知识”都是臆想之物。在一种更为自由和开明的文化
氛围中,巴黎发展出了一套向医学院捐赠遗体的系统,比英国和美国都更为先进。
但即使这样,遗体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依然没能得到明显的缓解。解剖学的主要授
课形式,仍只是学生们在一旁观看经验丰富的教授指导理发师兼外科医生[6]
解剖唯一的一具尸体。他们接受的教育有点不那么“事必躬亲”。
如果盖伦是解剖学界的“梅尔·吉布森”(曾经一度红极一时的话题人物),那
么维萨里在这行里就相当于瑞恩·高斯林(正处于上升期的迷人青年)。出生于1514
年的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的孩子,一个叛逆者,但是他
的这种性格是有其形成原因的。从那时流传下来的版画来看,他长得相当漂亮。
(或许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会红着脸颊将他的画像贴在卧室的墙上,对他的解剖
学做出委婉的评论,谁知道呢?)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又很有天赋的学生,为了成为
一名解剖学家而进入巴黎大学求学,那是从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候起,从抓各种动
物来解剖的过程中就树立起的毕生理想。到18岁时,他的学业成绩已经相当出色。
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他经常偷偷溜出学校去偷巴黎城外声名狼藉的蒙福孔绞
刑架上刚被处决的死囚尸体,还总是为了研究头颅和骨骼而跑去圣地公墓。他悄悄
地将宝贵的“猎物”带回家,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借着烛光专心地进行尸体解
剖。这种显得颇为邪恶的行为带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在22岁那年,维萨里开始进行
解剖学系列讲座,并会在讲座现场做解剖展示。1543年,他的人体解剖学巨著《人
体构造》出版,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揭示了盖伦的理论绝非解剖学知识的可靠来
源。
和所有的改革派一样,维萨里也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强烈批评,他们质疑这
个年轻的特立独行者的可信度,并迫使他不断证明自己。但是医学生和解剖学家却
清楚地意识到,很多老观点是不足取信的,并且直到16世纪在英国都遭到禁止的解
剖,实际上对于推进医学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人们开始觉醒,便开始不惜一
切代价去自己获取经验。
在英国,当大学开始培养年轻的外科医生时,医学院用于教学解剖的唯一合法
尸源是根据1752年颁布的《谋杀法案》捐献的。这也就意味着,被处决的死刑犯无
论是否愿意,都势必成为解剖台上众星捧月般的明星。颁布这项法律有两重目的:
一是为了保证近乎绝望的医学生有足够的解剖材料,二来也能对有犯罪念头的人起
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这还是当时执行的众多严酷的双重惩罚之一,因为在那
时的人们心中,仅仅给予犯人死亡的惩罚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的尸体遭受各种形
式的虐待。其中最常见的除了“大卸八块”之外,还包括悬吊、拖拉、四等分,或
者将脑袋砍下来插在一根桩子上面,做成一根“人头版的棒棒糖”等。这样做的动
机很简单,在审判日来临的时候,死者会从地面升起,站到天堂的大门前(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如果是被分成了四块、残缺不全的身体,又或者像一个满是
破洞的垃圾袋似的滴滴答答地漏液,把到处都弄得脏兮兮的话,那么天堂绝对会将
此人拒之门外。显而易见的是,没人希望天堂是电影《阴间大法师》中候诊室里的
样子,对于那时的基督徒而言,死后尸体被解剖像极了现代社会中因为没打领带而
被俱乐部拒之门外。对尸体解剖、器官捐赠、生物塑化甚至火化等持有的负面态
度,之所以到今天依然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都源自这种特定教义制造出的恐惧
心理。
除了按照《谋杀法案》合法获取的尸体外,19世纪初,英国境内有大约10所大
学的医学院仍没有足够的尸源供应,短缺直接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掘墓盗尸的猖獗及
尸体交易的泛滥。掘尸人就像维萨里那样,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潜入公墓,将新
近埋葬的尸体挖掘出来。在进行这种勾当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专业,使用的特制
木铲可以有效避免金属铁锹制造出的那阵惊天动地的响声。他们从上部撬开棺材,用绳索绑住尸体的上半身,以破坏性最小的方式将其从棺材中拖出来。尸体上所有
的衣服和首饰都会被重新放回棺材里,因为在当时的法律中,虽然并没有对偷尸做
出规定,但盗墓却是一项违法行为,掘尸人对此非常清楚。这番带着十二万分小心
谨慎的冒险行动,其目标只有一个:获得可供解剖的尸体。在掘尸人和维萨里之间
唯一的区别是,掘尸人并没有深入展开医学研究的学术理想,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
是为了赚钱糊口。这伙人充当着医学院和墓地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他们的酬金由想
要为学生找到尽可能丰富的尸源的大学经营者来支付。掘尸人的工作风险虽大,但
酬劳丰厚,通常他们工作一周就能赚到普通人几个月的薪水。不过,受当时冷藏技
术的限制,掘尸人只在秋冬两季有生意,夏天则是漫长的休眠期。实际上,很多医
学院的学生都是通过兼职偷盗尸体赚得学费的。鲁思·理查森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写
道:“在苏格兰,是尸体而不是货币,为解剖学专业的学生支付了学费。”
我现在所在的圣巴塞洛缪医院(始建于1123年),自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于
1790年前后建立起该医院著名的附属医学院起,就对这种尸体交易尤其熟悉[7]。臭
名昭著的“财富战争”酒吧就开在医院的对面,不过它在1910年就结束了营业,如
今在原处只有一块纪念碑,上面的铭文可算是非常生动:
“财富战争”
很多年前河北岸的掘尸人
交易货物的据点
房东早已习以为常
沿着四壁摆放的长凳上
停放着一具具
贴着标签的尸体
上面还写着
掘尸者的名字
等待着
圣巴塞洛缪的外科医生们
来给其估价
·
这段铭文并没有讲清楚当时是专门有一个停尸体的房间,还是就把躺尸的长凳
摆放在酒吧里,让死者和那些来狂欢一宿的普通工人共处一室。如果是像后面那样
的话,那么我猜尸体的包围肯定能刺激酒客们比平时多喝不少。
想要采取措施阻止掘尸人对刚刚下葬的死者下手,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只有
富人才能负担得起。措施包括雇人日夜看守、使用“尸体保险柜”(一种罩在坟墓
上的金属笼子,并深深地根植于土壤里,从而达到保护尸体的目的),或者将趁着
夜色保护、藏在斗篷里偷偷潜入墓地的掘尸人直接击毙。终于,人们开始对于夜以
继日地看守亲人的坟墓,时刻提防着他们的尸体被挖出来流入交易市场感到疲惫不
堪。而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苏格兰的伯克和海尔谋杀案。这对搭档觉得
到处去挖掘尸体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
从掘尸人变成了杀人犯,并将“新鲜出炉”的货物卖给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劳勃·诺克斯博士。诺克斯博士对于尸体的来源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
度(即使单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他也只能这样,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
因为天花病而瞎了一只眼睛)。随着谋杀案的侦破,在广大民众对凶手作案动机的
强烈谴责声中,掘墓盗尸的交易总算随着1832年《解剖法案》的颁布而告终:参照
巴黎已经执行多年的法规,凡医院、济贫院或者倒毙在街头无人认领的尸体,都可
以捐赠给声誉良好的医学院。
虽然这样梳理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解剖学的历史包罗了一群奇奇怪怪的人,但实际上,真正在创造历史的还是正派的科研人员,只不过他们需要为知识的获取
与传播找到合适的途径。像我目前管理着的各种器官标本,正是当年尸源匮乏的直
接证据。这些解剖学或者病理学标本有的来自少得可怜的合法尸源,也有的来自手
术台上活生生的病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作为永恒的遗赠和重要的教具代代相传。它
们既被当作专业医疗收藏展示给实习外科医生,也会出现在博物馆中,连同其他
的“怪东西”,比如解剖蜡、奇怪的动物制剂等一起向大众展出。到了20世纪,人
体标本又被发展出在嘉年华上充当夺人眼球的猎奇道具的新功能,但是值得再次强
调的是,它们最初的诞生是充满了尊严感的,并且在被用来吓唬观众的时候,仍具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从长远来看,历史上那些对于解剖的热情与执着并没有白白浪
费,人类已经尽可能多地从中获得了益处。在通过停尸房工作考核前的那些年里,我也经常通过类似的器官标本学习,比如伦敦亨特博物馆的收藏。虽然几乎每一件
标本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眼下这个时代里的APT而言,依然极具
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学习价值。如今,作为巴斯病理学博物馆(位于圣巴塞洛缪医
院)的技术馆长,我感觉自己像是走过了漫长的一程后重新回到原点。所以,我会
尽我所能把这些知识再传授给其他人。
大多数检查最后都要落实到书面上,在尸体上进行的也不例外。在世界上多数
地区的尸检中,“外表检查”的记录形式都大致相同,记录纸上印有两个人体的轮
廓:一个赤裸、秃顶、无性别特征的人体正面,以及一个同样赤裸、秃顶、性别模
糊的背面。
尸检时,根据从脱去衣物后的尸体上所观察到的各种特征,用不同的符号分别在记录纸的人体上做出标记。比如,你可以在相应的位置打一个大“X”来代表尸体
上的文身或伤口,不过我更喜欢画出文身、胎记以及伤疤等的草图。这样做一方面
是因为更加真实直观,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够帮助我与案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和其他很多技术一样,记录外表检查的方法也是杰森教会我的,但是这之后不
久,他就离开了市政停尸房,去了一家距离我们5分钟左右路程的医院工作。他走之
后,另一位来自利物浦的临时代理人琼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余下的所有训练都是在
她的指导下完成的。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不断学习新知识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新鲜
而奇妙的事情,尤其这次还是一位女性。那还是停尸房员工性别比例发生变化的最
初阶段,女性刚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实际上并不是这一领域
中第一个向女性开放的职位。在19世纪的德国,一个名为“停尸房服务员”的职位
首次招聘了服务死者的女性员工:她们被戏称为“僵尸新娘”,专门负责安置死
者、整理遗容,以及安排葬礼等相关事宜。后来,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死亡之
家”,在那里死者能够“得到专职人员的日夜看护,而丧葬管理委员会统一提供的
工作服——黑色连衣裙——也给人以死者得到了妥善而充满尊严的照料的印
象”[8]。
后来,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时代随之巨变。女性开始进入曾经由男性统治
的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法医行业。琼就是在那时候入行的第一批女性,16岁时开
始在青年培训计划——一个专为想要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学校的青少年安排的假
期培训项目——接受尸体防腐员的培训。时至今日,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什么是
她没见过的,自然也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给我。而更为难得的是,她还是个非常
好玩的人。
我和琼一起完成的最初几个案子中,死相最为恐怖的是一位从大厦顶层跳楼身
亡的死者,被送到停尸房时他简直支离破碎。过去两年多在停尸房的工作让我目睹
了不少令人不安的死亡,包括交通事故、自杀等各种情况,但这是尸体破碎情况最
为严重的一例。尸体上无数的伤口无一不在震撼着我本以为早已成型的认知体系,让我既好奇又恐慌。或许在人性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特质,一边想要躲
闪,一边又忍不住想要靠更近些观察。他的惨状令我不禁战栗:左侧头骨已经完全
粉碎了,摔断的四肢骨头直接从皮肤底下戳刺出来,给外表检查增添了巨大的障
碍。我不得不在记录表的四肢处画上弗兰肯斯坦那样的巨大针脚,以标记它们是从
哪里折断的。和他的身体一起被送来的,还有一部分从地面上被舀到小塑料袋里的大脑。
我永远也忘不了琼当时轻描淡写的提问:“装脑浆的袋子里有没有他的左眼眼
球啊?”
“呃,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很紧张地回答。那一刻我还在努力屏蔽自己的情
绪不受眼下一切的干扰,根本顾不上从一摊软塌塌的脑浆中寻找一个连存在与否都
不确定的眼球。
“哦,没关系,原来它在这里啊。”琼指着他的右小腿腓肠肌说。眼球不知怎
么滚到了他的身下,又从小腿处鼓了出来,就像一条躺在鱼贩子柜台里的三文鱼的
眼睛那样瞪视着我们。
她接过我手里的写字板,在记录表小腿的位置上画了一个眼球。让我感到意外
的是,她还顺带添上了眼睫毛和一些视神经。我放声大笑起来,但很快笑声便转为
了一阵啜泣——我本以为能够通过笑声掩饰过去的。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琼的搞
笑是刻意的。她想要将我从糟糕的状态中带出来,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也
足以防止我在其中迷失了自己。通过画一些俏皮的睫毛,她帮助我把已经快要没过
头顶的坏情绪释放掉了一些,让我的工作不至于因此而受到太大阻碍。我感到心头
一阵轻松,就好像打了一个让我的头脑变得清醒的喷嚏,我又可以重新专注于手上
的工作了。
我拿回写字板,继续清点那些严重的伤口,同时脑子里不断想着,从往课本上
标注“胫骨”“跟骨”或者“蝶枕结合”之类专业术语的大学时代到今天,我真的
已经走了很远。同时我也更加确信,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堂教育,都不足以帮你抵
挡来自尸检的真枪实弹。
[1] 在一次电台访问中,曾经有一位女性听众朋友指出,想到一直到死都不能放松对体重的关注让她感觉非
常烦躁。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
[2] 英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商Arcadia集团下的一个快速时尚品牌。——译者注
[3] “金凤花姑娘”(Goldilocks),美国传统的童话角色,喜欢不冷不热的粥、不软不硬的椅子,以及一
切“刚刚好”的东西,因此后来常被用来形容“刚刚好”的状态。——译者注
[4]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5] 虽然现在也被改革成为第3级和第4级的医学学位。
[6] 在中世纪的欧洲(约11到13世纪),很多手术都是由理发师完成的,而医生主要从事内科或药理学的研
究。——译者注
[7] 机缘巧合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款“阿伯内西饼干”,这种饼干是一种诞生于1829年用来治疗消
化不良的烘焙甜点。阿伯内西相信很多疾病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消化器官的失调所引起的,所以应该通过注意调整
饮食结构来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这个理论至今依然流行。
[8] 这段记录来自我最喜欢的那篇帕姆·费雪的论文。
第四章 艰难的腐烂检查:低俗小说
衰败也自带风情,秋天也有春之撩人之处,死亡和诞生都是恩典。
——伊凡·戈尔
和肉味或者麝香味一样,腐烂的气味也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
来看,尸臭可以看作是有形的物质。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尸体腐烂后发出的那股
持久又强烈的腥甜味会一直冲击到你的喉咙深处,那感觉就像被一条腐烂的舌头深
吻。但是APT和病理学家们不能像电视上的新手警察或者倦怠的侦探那样,靠往鼻孔
里抹薄荷脑来屏蔽尸臭,我们必须习惯与其共处。事实上,每一具尸体在腐烂时发
出的气味是不一样的,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些对嗅觉的折磨背后,隐藏着揭示死亡
真相的线索,这一点在器官高度腐败,已经无法从中辨别病理症状的案例中尤为关
键。但是除此之外,放弃与尸臭的对抗依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最终大脑会停
止接收强烈的嗅觉信号(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分明觉得早些时候喷的香水已经
完全闻不到味道了,但身边的人却一下就能闻出来),于是尸臭味就会变得容易接
受,甚至会让人感到有点舒服。
我在前文提到过,在很大程度上,每天早上拉开运尸袋的拉链对于乐于迎接挑
战的APT而言,是一番利用所学技能大展身手的积极体验。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令
APT心怀畏惧的情况,它们可不再带着Keypers玩具的可爱味道,而是一股来自腐烂
尸体的恶心气味。基本上只要一走进停尸房,APT就能立刻从空气里飘荡着的那股绝
对不会认错的臭味里猜到将要面对什么;然后,拉开冷柜,看到黑色的运尸袋,随
着一段怪腔怪调的交响乐电光火石般“叮叮咚咚”地在脑海里炸响,噩梦在瞬间就
变成现实了。这种让人胆寒的黑色袋子要比白色的那种更强韧,所以多被用来装运腐尸。如果现场刚好没有这种黑色袋子的话,就用两个白色运尸袋来代替——情况
特别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同时使用三个,那对APT而言真的是不能更糟的噩梦了。当
工作人员拉开拉链,唯一的发现只是又一层白色塑料袋和又一条拉链的时候,那感
觉真像是被迫卷入了完全无心参与的包裹传递游戏。
一切可能与腐尸相关的事物,包括气味、液体、蛆虫、苍蝇、指甲等,都会被
装入运尸袋中保存起来,所以运尸袋的材质达到工业级的坚固程度非常重要,同时
也能将其与冷柜中的其他尸体隔离开来。
我和琼之间有个约定,如果她能处理所有肥胖症患者(这是相比“胖子”更为
礼貌的术语)的尸体的话,那么腐尸的尸检就都归我。虽然她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会
情愿做这种交易,但显然不能更赞同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想选腐尸?你的脑
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啊,小不点?”她一直叫我“小不点”,因为那时候我仍然在健
身房里拼命训练,整个体型看上去非常纤细,但这也让我在处理一些体型较大的死
者时感到力不从心。我向她解释了我的顾虑,在我的想象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令我揪
心不已的画面:我一头跌进了死者巨大的体腔之中,两条腿滑稽地露在外面,还不
忘奋力地扑腾着。
大多数APT对腐尸的厌恶之情都达到了一个极致,但是我却并不那么在意;毕
竟,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给那些倒毙于路旁的动物举行葬礼中度过的。并且我还渐
渐发现,其实腐尸也有其迷人之处,这更令我很快就对黏糊糊的液体、“咕吱咕
吱”的声响、恶臭的气味以及无穷无尽的昆虫产生了免疫。所有那些在尸体上“开
疆拓土”的生物都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就像在大学时修读法医昆虫学时那样,我
把尸检中碰到的蛆和其他昆虫收集到培养皿中,然后利用午休时间把它们带到利物
浦世界博物馆。在那里,我开心地与一位昆虫学家一起,一边讨论从尸体上发现的
是哪种昆虫,一边吃我的午餐三明治。虽然我收集到的大多只是些普通的幼虫和苍
蝇,比如在英国境内很常见的绿头苍蝇、酪蝇、青蝇等,但我仍然喜欢去讨论昆虫
学问题,顺便看看那些被钉在白色尸床上的昆虫标本。后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
认识我了,并叫我“蛆小姐”——我把这视为一个昵称,虽然它也是对我日常状态
的一个真实描述:要知道,在尸检中我经常会将蛆从我的衣服上撵走,有一次它们
甚至还爬进了我的胸罩。
当然,那就很不寻常了。虽然在尸检中和蛆打交道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它们爬进我的胸罩这件
事还是相当惊人。在一些停尸房中,基本上一周也就碰上一次有蛆的情况,不过到
了夏天的那几个月,几乎每天的案子中都会出现它们的身影。令人颇为难过的是,无论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是受环境条件所迫,很多人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走向死
亡,并且在死后很久才被发现的。(乔伊斯·卡罗尔·文森特虽然只是极个别的案例,但却依旧令人心碎。2006年,乔伊斯在家中被发现死亡,然而尸检结果却显示她其
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过世。电视就那样在她去世的房间里一直开了三年。)这也就
意味着他们的尸体成了寄生生物的大型乐园、栖息地以及食物来源。
一般情况下,在情况特别糟糕的尸检中我会穿上全套的个人防护服(PPE),包
括罩在防护衣外面的棉质绿色手术长袍[1]。由于材质不防水,如果我无意中靠到解
剖台上的话,很容易被液体浸透,所以我还会再加上一件一次性的塑料围裙。使用
白色的塑料袖套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因为手上虽然戴着乳胶手套,但是它们只能
保护到手腕的位置。袖套的两端都可以扎紧,看着虽然有些像未来主义亮闪闪的护
腿,却能有效防止血液或者其他各种液体在不知不觉间顺着手术长袍吸水的袖子一
直蔓延到手肘。而且在尸检中,我也不会只戴一副乳胶手套,两副乳胶手套之间还
要再戴一双“防割伤”织物手套,形成一个起保护作用的三明治结构。这对防止解
剖刀或者针尖可能会造成的伤害——也是APT在每天的工作中都要面临的风险——
非常必要。我们把“防割伤”手套戏称为“锁子甲”,因为它们通体由精致的金属
网眼构成,可以在切开死者皮肤的时候有效抵挡刀刃偏离正常轨道而构成的伤害。
然而,为了在操作过程中保证手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金属线被编织得相当疏松,也就是说针头以及一些个别情况下解剖刀的刀尖都能将它刺穿。这时候就轮到另一
层乳胶手套发挥作用了:两层乳胶能够有效地在微观层面上“擦掉”一些锐器上面
的血液和组织,当它们刺破皮肤时,将伤口处沾染异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当然,如果不幸死者患有传染性疾病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对于细菌感染是无计可施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佩戴发网和塑料面罩,每一次呼吸都在脸颊和塑料间狭小
的空隙里蒸腾着热气,不难想象要在夏天进行一场尸检是多么酷热难耐的煎熬,而
全副武装又大汗淋漓的模样是有多么的“美丽动人”。
可以说说为什么捂得这么严丝合缝还会让一只蛆爬进我的胸罩了。那天狭小的
验尸间里格外闷热,空调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发生故障了。而更加要命的是,从我
们的头顶吹向地板、用来减少空气流通中病原体危害的气体循环系统也同时罢工了。我实在是热得穿不住手术长袍,就在防护衣外面直接套上了塑料围裙和袖套。
如此一来果然感觉灵活不少,我也不用担心在尸检进行到一半时被热晕,然后倒地
的时候还被解剖台撞碎脑袋了。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
不透气的塑料让我大量出汗,由于防护衣完全不吸汗,那些无处可去的汗珠只
能随着我手臂的动作而不断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地来回滚动。另外,面罩上全是呼
吸制造出来的蒸汽,搞得我什么都看不清楚。所以,我索性把它取了下来。摘了面
罩和口罩确实让我舒服不少,但是由于我还戴着发网,同时手里又拿着一把用来从
体腔里往外舀脂肪和血液等液体的长柄勺,因此十足一副魔鬼厨娘的模样。
“小不点,你那边还顺利吗?”琼问我,脸上带着一种混杂着困惑的戏谑神
态。她一直在等待着选择了腐尸的我大闹着反悔的那一天,却始终没有得逞。
“没问题,我能搞定!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回答道。但随即,我便
感到有个冰凉的东西蠕动到了我的防护衣上方。由于没有了长袍的保护,我低胸的
衣服对于这个入侵者而言相当于完全敞开了自己的身体领地。在它很有技巧地恰好
落到我的胸罩布料和皮肤间的空隙中时,我一把丢开了PM40解剖刀[2]
,疯狂拉扯、扇动着胸前的防护衣,并且重心不断从一条腿更换到另一条腿地跳动着,直到我确
定它被我抖落到了地板上。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一旁的琼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她在那只蛆爬上我肩膀时就猜到了它会落在什么地方,但她却完全没有提醒我。我
盘算着一定要很快报复回来。
充满着食腐生物的腐尸其实自成一个生态系统。单纯从字面上来讲,我并不相
信所谓的“转世”,说什么人的灵魂和精神是永生的,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辗转
栖居在不同的肉体上。但是看到靠着不断吞噬尸体而繁衍的蛆虫和甲壳虫时,我又
似乎真的开始对生命“轮回”的真谛有了一些感悟,它们与卡通狮子(动漫《狮子
王》中的狮子)或者艾尔顿·约翰(著名英国歌手,《狮子王》主题曲的作曲者和演
唱者)俗气的音乐毫无关系。牛顿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也就是说,虽然能量可以
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但是在一个独立的系统中,总能量是保持恒定的。如果我们
将地球,以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动植物群落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话,那么,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的巨大能量势必会以供养食腐生物或者肥沃大地等方式重新循环回来,生命力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着“轮回”、不断更迭着形式的。爱德华·蒙
克[3]
曾将这个过程以简洁精准的文字表述:“以我腐烂的肉身,滋养花朵的生长,我在花香中寻得永恒。”
但是为什么一具腐尸称得上一个生态系统,又或者说一个生物群落呢?想要解
释为什么这么个恶心的过程实际上供养了上百万的生物,而又为什么缺少了这一环
节地球就会被各种尸体所湮灭,就需要对尸体腐烂的过程进行一番具体的探索。如
果你是那种连电影中的恐怖场景都看不了,或者在生活中看到蜘蛛和老鼠都会吓得
跳起来的人的话,那么你最好直接跳过接下来这部分。
·
从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起,腐烂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肯定有人会反驳说“安
慰剂”乐队[4]
那首《焦虑青春》里唱的才更确切:“从出生的那一刻,我便开始腐
烂。”但从法医学的角度而言,腐烂的过程从死亡降临后可被划分为新鲜尸体、尸
体膨胀、活动性腐烂、后期腐烂和干燥遗骸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鲜尸
体”,从进入殡葬师这行的第一天起,我便认识到,与尸体联系在一起的“新
鲜”是个非常相对的概念。它与形容清晨的空气时所指的“新鲜”是截然不同的概
念,反而更接近于刚刚弄脏尿布的粪便、才流入下水道的污水的那种“新鲜”。尸
检中遇到的“新鲜”只意味着尸体状况“尚且说得过去”。你永远不会想把脸凑
近,但是相信我,它真的已经算很不错了。
新鲜尸体
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死亡迹象就是尸体的僵硬程度,即在死后1~4小时开始出
现的尸僵。尸僵的出现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联手”帮我们完成各项动作的肌群,由于能量分子腺苷三磷酸的停止生成,在经过松弛后失去弹性而挛缩。尸僵首先形
成于眼睑、下巴、脖颈和手指等处的一些小肌群,另外,在虹膜上也存在这样的小
肌群,所以用来判断死亡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用光源直射死者的眼睛:死者的瞳孔
对光线不会产生收缩反应。另外也会受到影响的是控制哺乳动物毛发的竖毛肌,其
收缩的直接反应就是鸡皮疙瘩。尸僵出现后,死者的发根会因竖毛肌僵硬而直立起
来,令人产生尸体的头发加速生长的错觉[5]。死后4~6小时,尸僵逐渐发展到较大的
肌群,至此第一阶段的肌肉松弛(初级松弛)结束,尸体变得僵硬,且关节固定。
想要移动已经出现尸僵的肢体或改变它们的位置,极有可能造成关节折断。虽然我从没强壮到能够掰断骨骼,并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但我确实曾经在停尸房里
亲耳听到过骨折的声响。
我进行过的大部分尸检都出现了至少一个阶段的尸僵,它们有时确实会对尸检
构成很大的障碍。比如在尸体外表检查中,病理学家需要检查外阴部和肛门的情
况。为了不遗漏任何与死亡相关的信息,这是每一具尸体都要经过的一步例行检
查。在一些女性死者的尸检中,我和病理学家需要分别抓住一条腿,像在用力撬动
杠杆那样把它们分开,从而顺利完成检查。这个画面看起来很有失尊严,不,是完
全没有尊严可言,但却见于所有尸检现场。因为唯有如此,病理学家才有可能发现
死者是否患有疾病,或者死前是否遭到性侵。如果错失了这么重要的线索,那么无
疑会令犯罪者逍遥法外。
大多数出现在尸检中的画面都不是很体面,却也都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即便深知其中的道理,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变得非常敏感,这时候就需要病理学家
稍微提醒我一些。有个案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死者是个女孩,只有15岁,怀孕
了却无家可归,最后选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她生前的最后一个地址是一家收
容所,同时她的毒瘾也很严重。自杀、毒品、怀孕以及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沉重的
事实全部集中在了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身上。和我一起处理这桩案件的病理学家
带了一组医学院的学生来观摩,我也知道他们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学习的需要。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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