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4)
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丈夫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及配偶婚姻承诺水平的调节。但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仅受到其自身婚姻承诺的调节(p<0.001)，同时也受到配偶婚姻承诺的调节(p<0.01)。进一步将妻子和丈夫的婚姻承诺水平，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分成高、中、低三个水平，对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婚姻承诺水平下，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从图2a和图2b的B值可以看到，当夫、妻婚姻承诺水平较高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也较高，并且随着婚姻压力的增加.婚姻质量下降的速度低于婚姻承诺较低的妻子。这说明，婚姻承诺水平越高，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破坏作用就越小。
3.4.2 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的调
节作用
进一步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来考查夫妻支持在个体婚姻压力对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影响中的作用。首先，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夫妻支持和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去中心化，然后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地检验个体感知到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6所示：其次，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考查丈夫、妻子感知到的夫妻支持在配偶的婚姻压力对配偶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7所示。
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丈夫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及配偶夫妻支持水平的调节。但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仅受到自身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p<0.05)，同时也受到配偶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p<0.001)。进一步将妻子和丈夫感知到的夫妻支持水平，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分成高、中、低三个水平，对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夫妻支持水平下，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从图3a和图3b的B值可以看到，当夫、妻感知到的夫妻支持水平较高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也较高，并且随着婚姻压力的增加，婚姻质量下降的速度低于夫妻支持水平较低的妻子。这说明，夫妻支持水平越高，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就越小。
4 讨论
4.1 夫妻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
支持的现状与特点
4.1.1 夫妻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的现状与特点
本研究发现，丈夫感知到的婚姻压力水平要略高于妻子，这与丈夫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在我国文化下，丈夫依然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承担者，与妻子相比，会较多地感受到财务与经济方面的压力。加上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人们对于婚姻的物质要求也一起上升，这使得许多年轻丈夫成了“房奴”或“车奴”，无法满足传统意义上丈夫在家庭经济保障方面的功能.而这又恰恰是现代社会多数人衡量个人是否成功或家庭是否美满的唯一标准(徐安琪，张亮，刘汶蓉，2006)，这都加剧了丈夫的婚姻压力。
此外，本研究中丈夫所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妻子，这一点与西方的众多研究一致( Spo-rakowski&Axelson，1984；张锦涛，2009)。相比女性而言，男性也更容易从婚姻当中获益，即使是从失败的婚姻当中也是如此( Levenson，1993)。可能因为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对家庭和婚姻的投入更多.相应地也期待能够得到来自婚姻更多的回报：而丈夫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或家庭之外的其他事务，对婚姻关系的投入较妻子少，期待也较低.因此较容易感到满足(侯娟，蔡蓉，方晓义，2011)。同时，因为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常常是受妻子照顾的一方，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是有差别的。因此，妻子更敏感地觉察到婚姻中的不足.因而会更多地对婚姻产生失望和不满，而丈夫一般对夫妻关系持更乐观的态度(Bernard，1964)。
4.1.2 婚姻承诺与夫妻支持的现状与特点
本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对婚姻承诺的感知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因为承诺是夫妻双方对婚姻的积极期望(Thornton&Young-DeMarco，2001)，对婚姻有相同承诺水平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 Mura，2009)。婚姻承诺是社会的产物，它通过夫妻每天的互动(文化的期望、标准和规则)，以及社会和法律的实践，不断地构建和重构( Martin，2006)，所以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也会慢慢形成相当的婚姻承诺水平。同时，本研究中丈夫在婚姻承诺水平显著高于妻子。说明与妻子相比，丈夫总体上对婚姻关系满意、对妻子满意，对婚姻关系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希望保持婚姻关系，因为承诺可以增加对角色的认同(Stryker&Serpe，1994)。通过文献知道，丈夫所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妻子，而承诺和婚姻的幸福感是很难分开的(Rusbult， eta1.，1998)，所以对婚姻满意度越高者，对婚姻和配偶的承诺越高(Adams&Jones，1997)。即是说，婚姻满意度是婚姻承诺的关键性决定因素(Givertz，Segrin，&Hanzal，2008)。在很多社会中，承诺都存在性别不对称性。Netting (1969)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提出离婚、承诺水平也更低(Levinger&Raush，1977)。但以往一些研究发现在对配偶的承诺方面，妻子要显著高于丈夫(Adams&Jones，1997；李涛，2006)，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有个人的承诺投入于婚姻关系中.而女性在承诺的程度上也比男性有更多的考虑(Le&Angew，2003)。夫妻婚姻承诺在性别差异上的相反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此外，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所感知到来自配偶的支持水平均较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本研究中的夫妻婚姻质量和婚姻承诺水平都较高，这意味着适应性互动行为也较多，比如给对方支持，原谅对方等(Rusbult， Bissonnette， Arriaga，&Cox， 1998)。但丈夫感知到的妻子所提供的支持要少于妻子感知到的丈夫所提供的支持，这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1)女性更倾向于将自身的压力告诉给丈夫，而压力恰恰是激发对方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Kaniasty&Noms，1995)，所以妻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2)女性本身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要显著高于男性(辛自强，迟丽萍，2001)，所以即使妻子给丈夫提供了等质等量的支持，但丈夫对这些支持性行为的识别、感受和利用度较低的话，依然会报告妻子对自己提供了较少的支持。另外，在信息支持方面，丈夫感受到妻子给予自己的信息支持比妻子所感受到的来自于丈夫的要少。这与夫妻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有关，丈夫在家庭里更多的是扮演工具性的角色，所以在配偶遇到问题的时候.丈夫更多的是帮助对方分析问题、提供建议，教给对方怎么做或者给对方一个拥抱：而妻子更多的是鼓励对方、给对方信心或者默默地做一些事情(比如家务)，陪伴对方。 (侯娟 方晓义)
3.4.2 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的调
节作用
进一步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来考查夫妻支持在个体婚姻压力对自身及配偶婚姻质量影响中的作用。首先，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压力、夫妻支持和婚姻质量量表上的得分去中心化，然后分别以丈夫和妻子的数据单独地检验个体感知到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6所示：其次，将夫妻双方的数据结合起来，考查丈夫、妻子感知到的夫妻支持在配偶的婚姻压力对配偶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节作用，如表7所示。
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丈夫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及配偶夫妻支持水平的调节。但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仅受到自身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p<0.05)，同时也受到配偶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p<0.001)。进一步将妻子和丈夫感知到的夫妻支持水平，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分成高、中、低三个水平，对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夫妻支持水平下，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从图3a和图3b的B值可以看到，当夫、妻感知到的夫妻支持水平较高时，妻子的婚姻质量也较高，并且随着婚姻压力的增加，婚姻质量下降的速度低于夫妻支持水平较低的妻子。这说明，夫妻支持水平越高，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就越小。
4 讨论
4.1 夫妻婚姻压力、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
支持的现状与特点
4.1.1 夫妻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的现状与特点
本研究发现，丈夫感知到的婚姻压力水平要略高于妻子，这与丈夫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在我国文化下，丈夫依然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承担者，与妻子相比，会较多地感受到财务与经济方面的压力。加上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人们对于婚姻的物质要求也一起上升，这使得许多年轻丈夫成了“房奴”或“车奴”，无法满足传统意义上丈夫在家庭经济保障方面的功能.而这又恰恰是现代社会多数人衡量个人是否成功或家庭是否美满的唯一标准(徐安琪，张亮，刘汶蓉，2006)，这都加剧了丈夫的婚姻压力。
此外，本研究中丈夫所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妻子，这一点与西方的众多研究一致( Spo-rakowski&Axelson，1984；张锦涛，2009)。相比女性而言，男性也更容易从婚姻当中获益，即使是从失败的婚姻当中也是如此( Levenson，1993)。可能因为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对家庭和婚姻的投入更多.相应地也期待能够得到来自婚姻更多的回报：而丈夫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或家庭之外的其他事务，对婚姻关系的投入较妻子少，期待也较低.因此较容易感到满足(侯娟，蔡蓉，方晓义，2011)。同时，因为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常常是受妻子照顾的一方，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得到的好处是有差别的。因此，妻子更敏感地觉察到婚姻中的不足.因而会更多地对婚姻产生失望和不满，而丈夫一般对夫妻关系持更乐观的态度(Bernard，1964)。
4.1.2 婚姻承诺与夫妻支持的现状与特点
本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对婚姻承诺的感知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因为承诺是夫妻双方对婚姻的积极期望(Thornton&Young-DeMarco，2001)，对婚姻有相同承诺水平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 Mura，2009)。婚姻承诺是社会的产物，它通过夫妻每天的互动(文化的期望、标准和规则)，以及社会和法律的实践，不断地构建和重构( Martin，2006)，所以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也会慢慢形成相当的婚姻承诺水平。同时，本研究中丈夫在婚姻承诺水平显著高于妻子。说明与妻子相比，丈夫总体上对婚姻关系满意、对妻子满意，对婚姻关系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希望保持婚姻关系，因为承诺可以增加对角色的认同(Stryker&Serpe，1994)。通过文献知道，丈夫所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妻子，而承诺和婚姻的幸福感是很难分开的(Rusbult， eta1.，1998)，所以对婚姻满意度越高者，对婚姻和配偶的承诺越高(Adams&Jones，1997)。即是说，婚姻满意度是婚姻承诺的关键性决定因素(Givertz，Segrin，&Hanzal，2008)。在很多社会中，承诺都存在性别不对称性。Netting (1969)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提出离婚、承诺水平也更低(Levinger&Raush，1977)。但以往一些研究发现在对配偶的承诺方面，妻子要显著高于丈夫(Adams&Jones，1997；李涛，2006)，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有个人的承诺投入于婚姻关系中.而女性在承诺的程度上也比男性有更多的考虑(Le&Angew，2003)。夫妻婚姻承诺在性别差异上的相反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此外，本研究中丈夫和妻子所感知到来自配偶的支持水平均较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本研究中的夫妻婚姻质量和婚姻承诺水平都较高，这意味着适应性互动行为也较多，比如给对方支持，原谅对方等(Rusbult， Bissonnette， Arriaga，&Cox， 1998)。但丈夫感知到的妻子所提供的支持要少于妻子感知到的丈夫所提供的支持，这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1)女性更倾向于将自身的压力告诉给丈夫，而压力恰恰是激发对方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Kaniasty&Noms，1995)，所以妻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2)女性本身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要显著高于男性(辛自强，迟丽萍，2001)，所以即使妻子给丈夫提供了等质等量的支持，但丈夫对这些支持性行为的识别、感受和利用度较低的话，依然会报告妻子对自己提供了较少的支持。另外，在信息支持方面，丈夫感受到妻子给予自己的信息支持比妻子所感受到的来自于丈夫的要少。这与夫妻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有关，丈夫在家庭里更多的是扮演工具性的角色，所以在配偶遇到问题的时候.丈夫更多的是帮助对方分析问题、提供建议，教给对方怎么做或者给对方一个拥抱：而妻子更多的是鼓励对方、给对方信心或者默默地做一些事情(比如家务)，陪伴对方。 (侯娟 方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