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5)
4.2 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直接受到自身感知到的婚姻压力的影响，即主体效应显著，这与以往压力事件和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Cohan&Bradbury， 1997； Liu， 2008； Hanzal，2008；张耀方，2011)。Cohan和Bradbury(1997)对60对美国夫妻的追踪研究发现，时间点1上的夫妻生活压力事件对时间点2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Liu (2008)以居住在美国的121对中国夫妻为被试，考察移民压力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移民压力会对婚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婚姻压力势必会引发夫妻的消极情绪或某种形式的应对.但并非所有的婚姻压力都会导致婚姻质量的降低，问题解决方式在婚姻压力事件与婚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Hanzal， 2008)，积极的应对方式就能防止婚姻压力进一步影响到夫妻关系。
另外，考察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客体效应发现，客体效应仅存在于妻子的婚姻压力对丈夫婚姻质量的影响上，即丈夫的婚姻质量不仅受到自身婚姻压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妻子感知到的婚姻压力的影响；而妻子的婚姻质量只会受到自身感受到的婚姻压力的影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男性更加被期待应该独自承担压力，即使在婚姻中也不能与配偶分享压力应对的责任，分享压力感受和应对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软弱的或“女子气”的行为。而妻子遭受压力事件的时候，并没有这些社会规范的束缚，更倾向于通过言语或非言语行为向丈夫表达，丈夫不仅需要对接受到的来自妻子的压力信息进行解释，还需要做出反应。那么丈夫可能没有能力或缺乏动力对妻子的压力信号做出评估而忽略了压力信号，或者也带着压力做出反应，结果双方都遭受压力( Bodenmann，2005)。这样，妻子无形中将自身的婚姻压力传染给了丈夫，进而影响到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
4.3 婚姻承诺、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
预测中的调节效应
4.3.1 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
节效应
研究发现，仅对妻子而言，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就是说，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大小，因自身和配偶对婚姻承诺的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而丈夫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或配偶婚姻承诺的调节。承诺反应了夫妻对婚姻压力的反应，所以只有当婚姻出现问题时.承诺才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Rusbult，1998)。通常夫妻有四种方式对待婚姻压力事件： (l)离开：可以看作是缺乏承诺的表现； (2)不承认婚姻存在问题或离开伴侣：这类型的人对婚姻有一点承诺； (3)站在伴侣一方，乐观的等待，相信关系会变好：这类型的人对婚姻有中等强度的承诺：(4)双方都积极做出行动使关系重新恢复：这类型的人对婚姻有高水平的承诺( Rusbult，l998)。可以认为，当妻子面临较大婚姻压力时，如果自身对婚姻有较高的承诺或者其配偶对婚姻有较高水平的承诺，那么她的婚姻质量不太会受到婚姻压力的消极影响，因为双方都会做出积极的行动使关系保持，婚姻承诺作为保护性因素对危险性因素的破坏性会起到缓冲的作用；反之，当双方对婚姻的承诺水平都较低时，其婚姻较易被击垮。
本文看到，婚姻承诺的调节作用仅在妻子身上有所体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中的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压力较小，而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水平均较高，并且丈夫又显著高于妻子，因此丈夫会出现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因为承诺很难和幸福感区分开，人们会说他们对婚姻有承诺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婚姻很满意(Stanley&Markman，1992)。另一方面，因为性别差异，妻子对自身和配偶的在婚姻关系中的感受和表现更为敏感，所以婚姻中的任何变化对妻子产生的影响会大于对丈夫的影响。
4.3.2 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
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丈夫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及配偶夫妻支持的调节。但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仅受到自身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同时也受到配偶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压力事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大小，因支持水平的不同而不同(Pasch&Bradbury，1998)。一定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个体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感知，减少负向情感，降低压力事件对个体的危害性；而且，可提供应对压力的策略，减轻压力的危害性(李永鑫，吴瑞霞，2009)。
此外，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仅在妻子身上有所体现，除了类似婚姻承诺调节作用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男性的社会支持源显著多于女性(辛自强，迟丽萍，2001)，对于妻子而言，来自十亲密关系的支持是其最为主要的一个支持源。所以，当妻子面临婚姻压力时，如果夫妻间有较多的支持，那么其婚姻质量不太会受到婚姻压力的冲击，夫妻支持在其中起到缓冲的作用；反之，夫妻的支持水平较低时，婚姻压力对其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会较大。
总得来说，当面临婚姻压力时，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水平较高的夫妻，可以缓冲妻子受到的压力事件对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这提示我们，妻子似乎拥有更为有效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一结果对婚姻治疗也具有积极的启示：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可以作为改善妻子婚姻关系质量的重要干预变量( Stanley，2001)。现在积极心理学以及夫妻治疗(如Couple power therapy)，也都是强调关注承诺在婚姻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夫妻治疗可以通过促进夫妻间的承诺，从而改善夫妻关系。夫妻治疗中用到的夫妻关系促进计划(Premarital RelationshipEnhancement Program，PREP)，主要也是聚焦承诺、尊重、爱和友谊( Markman，et a1.，2001)。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
(1)夫妻感知到的婚姻压力水平无显著差异，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妻子。丈夫的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及提供信息支持的水平显著高于妻子。
(2)夫妻的婚姻压力与婚姻承诺、夫妻支持、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而婚姻承诺、夫妻支持与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3)夫妻的婚姻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各自的婚姻质量，同时只有妻子感知的婚姻压力能显著负向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4)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即自身和配偶的承诺和支持水平，能在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丈夫身上并未发现这一效应。 (侯娟 方晓义)
本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直接受到自身感知到的婚姻压力的影响，即主体效应显著，这与以往压力事件和婚姻质量关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Cohan&Bradbury， 1997； Liu， 2008； Hanzal，2008；张耀方，2011)。Cohan和Bradbury(1997)对60对美国夫妻的追踪研究发现，时间点1上的夫妻生活压力事件对时间点2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Liu (2008)以居住在美国的121对中国夫妻为被试，考察移民压力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移民压力会对婚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婚姻压力势必会引发夫妻的消极情绪或某种形式的应对.但并非所有的婚姻压力都会导致婚姻质量的降低，问题解决方式在婚姻压力事件与婚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Hanzal， 2008)，积极的应对方式就能防止婚姻压力进一步影响到夫妻关系。
另外，考察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客体效应发现，客体效应仅存在于妻子的婚姻压力对丈夫婚姻质量的影响上，即丈夫的婚姻质量不仅受到自身婚姻压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妻子感知到的婚姻压力的影响；而妻子的婚姻质量只会受到自身感受到的婚姻压力的影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男性更加被期待应该独自承担压力，即使在婚姻中也不能与配偶分享压力应对的责任，分享压力感受和应对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软弱的或“女子气”的行为。而妻子遭受压力事件的时候，并没有这些社会规范的束缚，更倾向于通过言语或非言语行为向丈夫表达，丈夫不仅需要对接受到的来自妻子的压力信息进行解释，还需要做出反应。那么丈夫可能没有能力或缺乏动力对妻子的压力信号做出评估而忽略了压力信号，或者也带着压力做出反应，结果双方都遭受压力( Bodenmann，2005)。这样，妻子无形中将自身的婚姻压力传染给了丈夫，进而影响到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
4.3 婚姻承诺、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
预测中的调节效应
4.3.1 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
节效应
研究发现，仅对妻子而言，婚姻承诺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就是说，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大小，因自身和配偶对婚姻承诺的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而丈夫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或配偶婚姻承诺的调节。承诺反应了夫妻对婚姻压力的反应，所以只有当婚姻出现问题时.承诺才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Rusbult，1998)。通常夫妻有四种方式对待婚姻压力事件： (l)离开：可以看作是缺乏承诺的表现； (2)不承认婚姻存在问题或离开伴侣：这类型的人对婚姻有一点承诺； (3)站在伴侣一方，乐观的等待，相信关系会变好：这类型的人对婚姻有中等强度的承诺：(4)双方都积极做出行动使关系重新恢复：这类型的人对婚姻有高水平的承诺( Rusbult，l998)。可以认为，当妻子面临较大婚姻压力时，如果自身对婚姻有较高的承诺或者其配偶对婚姻有较高水平的承诺，那么她的婚姻质量不太会受到婚姻压力的消极影响，因为双方都会做出积极的行动使关系保持，婚姻承诺作为保护性因素对危险性因素的破坏性会起到缓冲的作用；反之，当双方对婚姻的承诺水平都较低时，其婚姻较易被击垮。
本文看到，婚姻承诺的调节作用仅在妻子身上有所体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中的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压力较小，而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水平均较高，并且丈夫又显著高于妻子，因此丈夫会出现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因为承诺很难和幸福感区分开，人们会说他们对婚姻有承诺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婚姻很满意(Stanley&Markman，1992)。另一方面，因为性别差异，妻子对自身和配偶的在婚姻关系中的感受和表现更为敏感，所以婚姻中的任何变化对妻子产生的影响会大于对丈夫的影响。
4.3.2 夫妻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预测中的调
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丈夫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并没有受到其自身及配偶夫妻支持的调节。但妻子的婚姻压力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仅受到自身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同时也受到配偶所感知到的夫妻支持的调节，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压力事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大小，因支持水平的不同而不同(Pasch&Bradbury，1998)。一定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个体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感知，减少负向情感，降低压力事件对个体的危害性；而且，可提供应对压力的策略，减轻压力的危害性(李永鑫，吴瑞霞，2009)。
此外，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仅在妻子身上有所体现，除了类似婚姻承诺调节作用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男性的社会支持源显著多于女性(辛自强，迟丽萍，2001)，对于妻子而言，来自十亲密关系的支持是其最为主要的一个支持源。所以，当妻子面临婚姻压力时，如果夫妻间有较多的支持，那么其婚姻质量不太会受到婚姻压力的冲击，夫妻支持在其中起到缓冲的作用；反之，夫妻的支持水平较低时，婚姻压力对其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会较大。
总得来说，当面临婚姻压力时，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水平较高的夫妻，可以缓冲妻子受到的压力事件对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这提示我们，妻子似乎拥有更为有效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一结果对婚姻治疗也具有积极的启示：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可以作为改善妻子婚姻关系质量的重要干预变量( Stanley，2001)。现在积极心理学以及夫妻治疗(如Couple power therapy)，也都是强调关注承诺在婚姻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夫妻治疗可以通过促进夫妻间的承诺，从而改善夫妻关系。夫妻治疗中用到的夫妻关系促进计划(Premarital RelationshipEnhancement Program，PREP)，主要也是聚焦承诺、尊重、爱和友谊( Markman，et a1.，2001)。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出如下结论：
(1)夫妻感知到的婚姻压力水平无显著差异，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显著高于妻子。丈夫的婚姻质量、婚姻承诺及提供信息支持的水平显著高于妻子。
(2)夫妻的婚姻压力与婚姻承诺、夫妻支持、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而婚姻承诺、夫妻支持与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3)夫妻的婚姻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各自的婚姻质量，同时只有妻子感知的婚姻压力能显著负向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4)婚姻承诺和夫妻支持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即自身和配偶的承诺和支持水平，能在妻子的婚姻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预测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丈夫身上并未发现这一效应。 (侯娟 方晓义)